社会平等与中国经济增长对中国60年的一个解释

社会平等与中国经济增长对中国60年的一个解释由于社会中不存在足以左右政府政策的利益集团，政府才可能有选择地采纳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同时又可能拉大收入差距的经济政策。

文•姚洋
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她的60岁生日。

我们很容易把这60年分成1978年前后各30年的两个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平均增长速度并不低，达到6%以上，却大起大落，既有增长20%的年份，也有倒退近30%的年份。

在第二个时期，尽管增长速度也有波动，但从来没有出现负增长，且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8%。

而且，第一个时期的增长速度有人为成分在里面。

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产品的价格被人为高估，而那时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重工业；因此，如果使用1985年轻重工业的价格比例重新估算第一个时期的GDP，则这个时期的年均增长速度就要降为4.5%（德怀特•帕金斯：《国际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载林毅夫(林毅夫新闻,林毅夫说吧)、姚洋主编：《中国的奇迹：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中国过去3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原因何在？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本文目的不是对这些原因进行完备分析，而是着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给出一些备选答案。

本文核心思想是，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中国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有关。

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犯了许多错误，有些甚至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但是，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可以放开手脚建立工业生产能力，大力普及基础教育，提高医疗水平，从而为后30年的经济腾飞奠定坚实基础。

有了这些准备，再加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后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成为可能。

但是，我们还需要解释为什么政府采纳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

本文认为，原因还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平等的社会结构。

由于社会中不存在足以左右政府政策的利益集团，政府才可能有选择地采纳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同时又可能拉大收入差距的经济政策。

这可以解释过去30年高速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并存的现象。

本文的结构如下。

首先回顾前30年在社会平等和能力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讨论这些成就对后30年经济起飞的贡献。

接着讨论后30年经济起飞的经济学原因，引进中性政府的概念，解释中性政府如何保证政府可以采纳选择性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

再接着把中性政府的由来和平等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探讨如何继续保持政府的中性这个问题。

最后总结全文。

前30年的平等和能力建设
20世纪中国完成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

这场革命起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那场战争让中国走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在反帝过程中，我们确立了民族国家认同；在反封建过程中，我们完成了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

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到各种元素混杂的五四运动，再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尽管它们在表象上具有不同的目的和意识形态追求，但它们共同完成了中国的伟大社会革命，其结果就是一个在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下的平等社会。

到了1950年代早期，尽管大陆和台湾的政体完全不同，但在社会结构和经济政策方面，两者惊人地一致。

在农村，两岸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遗愿；在城市，大陆没收官僚资本，但保留民族私人资本，台湾则没收日本殖民者的资本，但也保留私人资本。

两岸社会都被均等化，其结果是，两岸都可以放心地采取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

政治学者Woo－Cumings 认为，台湾和韩国之所以在战后成就经济奇迹，和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对两个地方社会精英的限制有很大关系。

日本殖民者之所以限制社会精英，是因为社会精英更可能具备民族意识并组织反抗。

然而，“这个过程具有强有力的均等化效应，使得（这两个地方的）收入比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平等，从而为有效的干预型国家的确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给了它们相对自由的手脚去建立它们认为合适的发展同盟”。

这个论断也适用于中国大陆。

对于大陆和台湾而言，我们还可以加上土地改革的均等化效果。

两岸政府可以分开手脚搞发展的一个例证是，两岸都建立国营企业，都通过从农村提取剩余加速工业化进程。

在大陆，1953～1978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的资本累积至少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武力：《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辨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在台湾，1951～1960年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贡献了25%的资本积累（Lee Teng－hui，Intersector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95－1960.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两岸的分野发生在1956年。

这一年，大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城市完成私人资本的国有化或公私合营，在农村启动集体化进程，并于1958年以公社化告终。

台湾则在1960年代早期开始完成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型，由此，两岸经济增长发生分岔。

我和郑东雅的研究表明，1953～1978年间中国大陆对重工业的补贴是必要的，但补贴时间太长。

我们的计算表明，最优补贴时间应该是12年，即到1965年就应该结束（姚洋、郑东雅：《重工业和经济发展：计划经济再考察》，《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

图2和图3比较了三种发展模式下的资本积累和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贴现和。

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更高的效用贴现和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一种是“平衡增长战略”，即政府不对重工业进行补贴；一种是“适度赶超战略”，即中国实施12年的最优补贴；一种是现实中发生的模式，我们称之为“过度赶超战略”。

可以看到，过度赶超战略的资本积累最多，但消费者效用最低，而且到1980年代之后和其他两种战略的差距拉大，也就是说，过度赶超的结果是降低了社会福利。

适度赶超战略在前12年和过度赶超重合，但之后发生分岔，资本积累向平衡战略收敛，消费者效用贴现和提高，并最终超过平衡战略。

由这些结果可以看出，如果大
陆也像台湾一样，在1960年代初期放弃偏向于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政策，并转向出口导向政策，则大陆的经济发展就不会落后于台湾。

这里有必要仔细考察适度赶超战略所包含的能力建设思想。

尽管台湾和大陆的经济起飞都始自出口导向战略的确立，但之前的进口替代所积累的生产能力也不容忽视。

当一个经济体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自己的产业而不进行适度的超前投资时，这个经济体就不可能在技术上缩小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

这是因为，技术越到高端，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越大，赶超就更加困难。

比如，在服装业，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的差距还是量上的，可能只是一个中国工人一小时可以完成两件衬衣，而一个美国工人一个小时可以完成三件衬衣这样的差距；但是，高端技术上，美国可以造航天飞机，中国就造不了，差距就变成了质上的。

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如果想在技术上缩小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就必须加强技术能力投资，也就是要赶超。

但是，这种赶超不是盲目的，而是在略高于自己比较优势的技术上进行投资，这样既可以节省成本，又循序渐进，不断实现进口替代，并最终实现产品出口，夺取发达经济体的市场份额。

杨汝岱和我研究了世界上120多个经济体1965～2005年的数据，发现当一个经济体的出口结构高于其比较优势所定义的出口结构的时候，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杨汝岱、姚洋：《有限赶超和经济发展》，《经济研究》，2008年）。

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有限赶超”。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实行的是有限赶超，我们的粗略计算表明，有限赶超可以解释中国1990～2000年间经济增长的30%。

值得注意的是，以我们所构造的有限赶超指数来衡量，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赶超程度最高，之后缓慢下降，但仍然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

这表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基础建设对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起飞的贡献是巨大的。

在前30年里，中国有过三次工业基础建设高潮。

第一次发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主要是接受苏联的援助，引进156个成套项目。

这些项目对建立中国自己的工业生产基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提高了国内的人力资本水平。

第二次发生在1960年代，以“三线建设”为主。

“三线建设”是在中苏交恶、国际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展开的。

为了备战，项目选点以“钻山进洞”为指导方针，大批机器设备和人才迁移到人烟稀少的山区，除少数项目之外，多数工厂在改革开放之后陆续关闭，造成极大的浪费。

第三次发生在1970年代末，我们再次大量引进国外成套设备。

和1950年代不同，这次引进对象是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宝钢、扬子石化和齐鲁石化这样的重型骨干企业，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

尽管有很多经验教训，也有很多失败，但这三次建设高潮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基础，许多企业，包括一些“三线”企业，至今仍然在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和国外企业的竞争过程中起到骨干作用。

除了工业基础建设之外，计划经济时代还在普及基础教育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政府开展广泛的识字运动，大力投资中小学教育，大大降低我国文盲率。

目前，我国文盲率为10％，而印度文盲率为39％（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8）。

我们在医疗卫生领域采取“低成本、高覆盖”政策，大大改善人民的基本健康水平。

以反映健康水平的婴儿死亡率为例，建国初期（1950～1954年），我国婴儿死亡率男性和女性分别为146‰和130‰，到1978年，两者分别下降为44‰和38‰（李树、费尔德曼：《中国婴幼儿死亡率的性别差异、水平、趋势与变化》，《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1期），而印度要等到2000年之后才达到这个水平。

李根和马修士（Lee and Mathews）认为，能力建设是东亚各经济体经济起飞和持续增长的共同之处，和“华盛顿共识”相对，他们把这个共同之处称为“北京-首尔-东京共识”（BeST Consensus）。

具体地，这个共识有三大方面的内容：
一是以企业和政府协调机构为行动核心，二是着眼于循序渐进的技术改进，三是构建有利于技术改进的条件，包括人力资本的提升、有效的金融体系、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有步骤地取消非市场政府干预等。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部分地遵从这三方面的建议。

由于实行计划经济，金融在前30年的作用有限；但也因为实行计划经济，前30年的宏观经济环境比较稳定，既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通货紧缩。

我们的回顾表明，中国在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方面所做的工作符合“北京-首尔-东京共识”。

中性政府与后30年的经济增长
“北京-首尔-东京共识”强调能力建设对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赶超发达经济体的贡献，但是，这个共识和“华盛顿共识”没有矛盾。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在过去30年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纳了“华盛顿共识”所建议的经济政策。

这个共识是由约翰•威廉姆森在1980年代末总结的，包括十条内容：有纪律的财政，减少纯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拓展税基、适当降低边际税率，利率自由化，有竞争力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外资投资自由化，私有化，减少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规制，保护产权。

可以看到，除了利率自由化，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已经实现其他九条内容、或正朝着它们所指示的方向发展。

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我们一直保持非常谨慎的财政政策，国债余额占一年GDP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税收占GDP的比例；同时，我们也比较好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即使是通胀最高的1994年，年通胀率也只有24.1%，尽管对中国人来说已经很高了，但是，其他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的月通胀率动辄就达到这个数字。

在财政支出方面，中国从来没有被民粹主义诉求所左右。

在1994年税改之前，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很弱，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税改之后，各级政府的收入加速增长，但除了必要的工资性支出之外，多数政府收入被用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过去五年里，政府对教育和卫生的投资明显增加。

事实上，中国省际的收入转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在税收方面，1978～1994年，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地方自主权很大，由此而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政府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4年的12%，即使加上预算外收入，也不会超过17%，也就是说，税改之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是很低的。

税改之后的十多年里，增值税成为最主
要的税种，但所得税的分量在最近几年不断提高。

随着国家税收的增加，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一再提高，企业所得税在内外资并轨之后也由33%降为25%；目前，新一轮的减税计划正在酝酿之中。

在对外开放方面，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策完全符合“华盛顿共识”的建议。

中国对外资的开放力度是发展中经济体所少有的，时至今日，中国60%的出口是由三资企业贡献的。

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就确立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与之相适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1978年至汇率并轨的1994年贬值了200%，大大刺激了出口。

目前，出口已经达到GDP的30%以上，是大国中最高的。

正如一位国外学者所说的，当发达国家纷纷抵制自由贸易的扩大的时候，中国成为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

在产权改革方面，19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几年的最大变化是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改制。

改制即私有化，或用我们习惯的说法，民营化。

而且，对产权的保护也在加强，通过《宪法》修正案和《物权法》等法律的出台，产权保护进一步法律化、制度化。

最后，在企业规制方面，经过1990年代末的政府改革，企业的注册程序大大简化，注册门槛和注册成本降低；另一方面，《破产法》的实施为企业的破产创造了条件，在企业改制过程中，《破产法》保证了企业职工的妥善安置。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经济政策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制造中国奇迹的原因不是奇迹。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止步，而是要接着问：既然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如此之好，为什么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少数国家坚持采纳这些建议，而多数国家没有采纳，或者即使采纳，也因为各种原因而半途而废？
一种解释是巴里•诺顿给出的，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得益于中国有高效且有所追求的官僚体系。

中国有悠久的文官传统，从隋代实行科举开始，官僚体系就日益制度化并在国家管理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当代，由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国的官僚体系变得更加有效率，上级的重大决策基本可以通过这个体系得到实施。

同时，儒家的政治教化对官僚体系也起到内在的约束作用。

“父母官”思想虽然和当代民主政治不合拍，但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政府官员的行为，让他们在享受特权的同时不忘为老百姓办实事。

中国的官僚体系不仅有效率，而且有追求，因此更可能实施有利于增长的经济政策。

但是，这个解释无法对下面两个问题给出答案：一个是为什么政治家（决策者）要采纳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另一个是为什么过去500年间中国基本没有增长。

政治家虽然也是官僚体系的一份子，但作为个体，他有自己的利益追求，而这些追求不一定和全社会的利益一致。

后一个问题和所谓的“李约瑟之谜”有关，即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产生在中国。

中国的官僚体系曾经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所称赞的东西，可见即使是在工业革命兴起的时候，中国的官僚体系的效率也比其他国家的高，但中国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另一个解释是加里•杰弗逊和张军给出的，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是由于中国政府追求基于表现的合法性的结果。

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不是通过以选举为核心的程序产生的，因此必须通过给民众提供实质性的好处获得合法性，而经济增长是这种好处之一。

这个解释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当我们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获得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拥护，因为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

但是，党没有完全把人民群众所赋予的合法性转化为对中国繁荣富强的追求，而是陷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致使到1970年代后期，党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

自此，党达成统一意见，即只有为群众提供经济增长，群众才会继续支持党的领导。

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弗逊和张军的解释是有道理的。

但是，除了那些非理性的军事独裁而外，所有的非民主政体都试图利用为老百姓提供经济增长寻找执政的合法性，但它们的经济表现却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

因此，从中国自己的纵向比较来看，寻找基于表现的合法性可以解释中国在后30年的经济成功；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寻找基于表现的合法性，不能解释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

第三个解释是斯科特•吉尔巴赫和菲利普•基弗给出的，他们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制度化。

党内制度化包括决策合理化、党内民主、党内监督、权力分享以及党内继承的制度化等内容。

在吉尔巴赫和基弗的理论模型中，党内制度化指的是党内信息的共享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党内监督。

由于党员可以监督甚至替换领导者，领导者所制定的政策就变得可信，因而党员就会放心进行生产性投资，而不怕领导者的过度掠夺，这样，经济增长就有保证。

就中国而言，这个解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文革期间，党的内部政治生活极度不正常，“一言堂”代替党的制度化领导。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务实领导层执掌党的领导后，情况有了巨大改观，党内首先实行退休制度，然后在党内民主和决策合理化等方面进行显著改进，同时党内继承制度逐步完善，没有再出现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方面所出现的混乱。

这些都对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有很大的帮助，吉尔巴赫和基弗的理论因此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

同时，使用执政党在位的时间长度作为政党制度化的衡量指标，他们的长时段跨国数据分析也表明，一个拥有更加制度化执政党的国家更容易取得经济增长。

但是，他们的理论也留下没有解答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党会选择有利于全社会的经济政策，而不是仅仅维护党员的利益？党的制度化能够解释党内的权力和利益分享，但是，如果党与社会的关系没有制度化，如何保证党不以损害社会上非党员的利益而谋取党员的利益？
综上所述，现有的理论还没有给中国的经济成功找到答案。

下面我提出一个以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s）这个概念为核心的解释，并将中性政府的产生和中国平等的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

中性政府
所谓中性政府，就是不代表任何社会集团的利益，也不被任何社会集团所挟持的政府。

所谓中性，指的是相对于社会集团之间利益争夺的中性，即政府不在社会集团利益争斗中采纳任何立场，不倾向于任何一方。

但是，这不意味着政府相对于整个社会采取中性的态度，相反，政府可以有强烈的利益诉求，而且，
也不排除政府对社会的掠夺。

换言之，中性政府不是慈善政府，也不是好人政府，而是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对不同社会集团采取歧视性政策。

具体地，中性政府具有以下两个重要性质：
第一，中性政府具有很强的自主性。

因为它不代表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也不被任何社会集团所左右，所以它在做出决策时就可以独立于社会各个人群之间的利益瓜葛，采取主动的行动。

尽管这种自主性不能保证中性政府的决策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但是，由于不受利益争斗的左右，决定利益争夺成败的往往不是社会集团的生产力水平，而是它们的政治动员能力，因此，中性政府的决策就少了一些非效率因素的约束，因此更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

第二，中性政府的政策不受社会分配结果左右。

这个性质是第一个性质的推论。

因为具有自主性，中性政府就可以放开手脚，采取有利于其本身利益的经济政策，而不必顾及这些政策在社会集团之间的分配效果。

在现实中，任何经济政策都不是分配中性的，而是具有分配功能的，哪怕是那些增进社会总产出的政策，也不能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得益都以相同的比例增加。

在一个运转不畅的民主社会里，经济政策对于社会集团的非对称性往往导致无休止的争论，或者干脆被少数强势集团所绑架。

中性政府也可以存在于一个民主社会，但这需要对民主过程进行细致和精巧的设计，使得政府既不会因为无休止的争论而瘫痪，也不会被少数强势利益集团所绑架。

由于以上两个性质，一个中性政府就会比一个有偏的政府——即代表某些集团的利益或被某些集团所绑架的政府——更关注经济增长。

对于任何自利的非民主政府而言，两件事情是重要的：一个是如何保住政权，一个是如何增加它的成员的个人收益。

一个有偏的政府之所以有偏，是因为它所代表的集团具有比其他集团大得多的政治动员能力，和这样的集团结盟可以帮助它保持政权，并获得这些强势集团的财政资助。

这样，它的政策就要更偏向这些强势集团。

但是，政治动员能力和生产能力在社会中的分布不一定是一致的，比如，军阀的军事能力很强，但他们却不具备任何生产能力，因此，一个有偏政府的经济政策就会偏离效率原则，从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相反，一个中性政府不受利益集团左右，因此，即使是从它自身成员收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它也会遵循效率原则，把资源更多地分配给生产力更高的集团。

用“放水养鱼”这个比喻来说，就是，中性政府会按照鱼的生长速度把它们投放到不同的池子里，并把食物更多地投放到养着长得快的鱼的池子里，这样它获得的鱼的产量更高。

另一方面，关注经济增长也为中性政府提供合法性。

如果经济增长惠及所有的社会成员，这种合法性是自然的事情；即使经济增长在短期并不惠及所有社会成员，但中性政府的“无偏性”也可以保证它在长期获得合法性。

尽管它的政策在一时一地可能歧视某些集团，但它不会永远歧视某些固定的集团，当所面对的问题改变、或当条件改变的时候，它会毫不犹豫地改变政策，从而改变被照顾和被歧视的对象。

这样，各个集团的得益在长期会趋同，从而会认可中性政府的合法性。

到这里，我们就得到本节最关键的命题：中性政府比有偏政府更可能采取歧视性的、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

在接下来的两小节里，我将给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并论证它的经济政策在短期都带有歧视性质，但却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中性政府的证据
在谈中国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中性政府不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常态，而是特例。

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四种政府形态比较普遍，即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交替。

精英主义政府就是来自精英阶层或与精英阶层结盟的政府，民粹主义政府就是用再分配政策讨好民众的政府，前者为少数人服务，后者则置国家的未来于不顾。

在当今世界，纯粹的精英主义政府或纯粹的民粹主义政府都比较少见，两者的混合或交替是更普遍的情形，前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南亚，后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拉美。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府完全可能是精英主义的，在存在极端不平等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可能出现。

在这样的国家里，精英利用他们的政治和经济优势操控选举，左右政府政策，而大多数普通百姓则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

但是，正因为此，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呼声也很高：普通百姓有被剥夺的感觉，因此要通过民主程序要求更多的再分配。

中国是少数特例之一，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政府基本上是一个中性政府。

一方面，改革是国家放权于民的过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精英的革命；另一方面，改革也没有迁就部分民众的利益，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主要是以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为导向。

但是，要完整地论证中国政府的中性性质，至少需要一篇长文的篇幅，我在这里只举三个例子，分别说明党由强调阶级斗争到关注经济建设的转型、改革如何克服精英集团的阻力以及改革如何抵制部分民众的利益诉求。

第一个例子是增长共识的确立。

增长共识的本质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为了这个目标，中共在改革开放初期放弃建立平等社会的信条，开始“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对于一个长期受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支配的国家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转变。

在执政的前30年里，党以工人阶级政党的面目出现，在理论上过分强调自己的代表性，在现实中则表现为狠抓阶级斗争，从而导致像“文革”这样的灾难。

增长共识之所以能够确立，和党的合法性危机有关。

在1970年代中期，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农业更是在1976和1977两年发生连续的负增长，民众的不满情绪在增加。

1976年的“四五运动”表面上是悼念周恩来总理，实质上是民众不满情绪的大爆发。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像华国锋这样的激进派人物也意识到，如果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党的领导地位就无法保证。

增长共识是开启体制变革的钥匙。

一旦变革的闸门被打开，改革就形成一个链式反应的过程。

改革之初的部分改革是构想并设计出来的，如提高农产品价格最初是为了增加农业产出的；但是，许多变革并非经过事前设计。

家庭经营不是计划好的，但因为这样能增加粮食产量，最终也被接受，甚至得到党的高层的鼓励并加以推广。

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国有企业民营化是另外两个例子。

邓小平说乡镇企业是“异军突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