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滨故人》：女性自觉的性别意识

《海滨故人》：女性自觉的性别意识
作者：陈俐李家富
来源：《学理论·中》2015年第04期
摘要：作为五四的产儿和“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以绝对前卫的开放意识与惊世骇俗的叛逆行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女性自我解放的“辉煌曙色”。

源于性别意识的颠覆与反叛，其代表作《海滨故人》以“自叙传”的手法，通过女大学生露莎和四位同窗女友从聚首言欢到风云流散的心路历程，宣泄了现代新女性寻求人生意义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郁闷心情，流露出了强烈的现代女性意识。

关键词：《海滨故人》；庐隐；新女性；性别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1-0105-02
作为五四的产儿，庐隐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
性”[1]33。

她高喊着“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不仅要做女人，还要做人”的响亮口号，以其绝对前卫的开放意识与惊世骇俗的叛逆行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女性自我解放的“辉煌曙色”。

源于性别意识的颠覆与反叛，其代表作《海滨故人》以“自叙传”的手法，叙写女大学生露莎和四位同窗女友从聚首言欢到风云流散的过程，宣泄了现代新女性寻求人生意义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郁闷心情，流露出了强烈的现代女性意识。

一
庐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代女作家，她虽然英年早逝，但却是个多产作家。

在她短短的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为我们留下的作品仅小说就80个中、短篇，四部长篇。

这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财富，也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透镜。

正如茅盾所说：“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1]73
作为五四的产儿，庐隐的作品是五四这一时代的产物，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群像，是一定历史的反映。

诚如唐弢在《晦庵书话·女作家黄庐隐》中所说：“五四的主要精神是反封建。

所有反抗旧礼教，反抗买卖式的婚姻，争取恋爱自由等等，在庐隐的作品里有着鲜明的反映。

”追随“恋爱自由”的时代大潮，1923年，庐隐完成了其成名作《海滨故人》的创作。

《海滨故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女大学生生活的文学作品，作品通过新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恋爱自由”而苦苦挣扎的心路历程，深刻地反映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和现代意识。

作为知识女性，小说中的主人公露沙、玲玉、云青、连裳、宗莹，“她们都是很有抱负的人，和那醉生梦死的不同”[2]89，她们抱着美丽的幻想，踏着轻松的步伐走向生活。

在“五四”
新思想的洗礼下，她们大胆追求妇女解放、爱情自由。

她们看到了家庭中男女的不平等，认为结婚不是女性最好的归宿，那只会让人生失去意义。

这群“五四”的叛逆女儿们发现了女人的价值与尊严，她们不愿做丈夫的傀儡，也不想让自己的青春耗费于传统家庭的相夫教子之中。

她们希望投身社会，拥有自己的事业，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因此，她们要“打破家庭的樊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该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做人。

”[3]445这不仅是新女性人格独立的心声，更是新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象征。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父权文化体系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了女性的指婚令，恪守妇道、从一而终则是她们的道德准则。

然而受五四精神的感召，“海滨故人群”为争取自己的婚姻幸福，以“娜拉式的逃离”反叛封建父权意识，表现出决绝的勇气和魄力。

然而愤然出走的“娜拉”们却发现，在森严的封建道德壁垒中自己却走投无路。

现实的残酷让她们感伤苦闷、彷徨无定。

于是，在绝望和痛苦中，她们只能选择“游戏人生”，试图用自己纤弱的身躯去反抗现实，冲破封建牢笼，以自身的行为来表示对男权社会的愤懑和不满。

二
五四是一个“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的启蒙时代。

伴随着五四的思想解放运动，庐隐作为五四的弄潮儿和五四时期最早觉醒的女作家之一，其强烈的女性个体生命意识使她为女性的解放而呐喊，书写女性的生命故事。

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渗透着女性对人格独立、自我价值实现的向往，彰显出了女性自觉的性别意识。

《海滨故人》中的现代知识女性露沙、玲玉、云青、连裳、宗莹，她们天真活泼，假期住在海边，“对着白浪低吟，对着激越高歌”[2]91，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她们自视清高，自垒高墙，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面对禁锢森严的男权秩序，她们试图用同性之间的情谊来构筑自己的理想世界。

她们以“探索人生”为己任，但“人生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她们并不清楚。

她们抱着美妙的幻想走向生活，希望做一个“社会的人”，可是心灵深处又背负着传统道德的重负。

于是，当她们接触爱恋，踏入社会时，便“不幸接二连三都卷入愁海了”。

露沙为着思考“人生到底是什么……”而犯了哲学病，不由得产生了“究竟是知识误我，我误知识”的困惑，“弄得精神衰颓”。

她在学潮激烈时认识一青年梓青，两人不断通信，从泛泛的友谊变为志同道合的默契。

可是，梓青已有家室，为了不伤害另一女子，露沙和梓青虽是相知日深，却不能结合。

露沙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和爱情，只得转而追求自由的“精神生活”，但梓青总觉得美中不足，不免怅惘。

露沙却劝慰梓青道：“我平生主张精神生活，我们虽无形式的结合，而心心相印，已可得到不少安慰”[2]117。

在露沙看来，结婚不结婚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两个人能够情投意合。

这足见其追求爱情自由的态度之坚决。

然而，精神之恋的道路依旧行不通。

囿于世人的非议和诽谤，最终她只好与梓青各自飘零。

作别朋友后，露莎在海滨建一房屋，自题“海滨故人”，从此漂泊天涯，杳无音讯。

也许许多人都认为露沙的行为是弱者的表现，但笔者认为，这种精神层面的爱情是庐隐在强大封建传统压力下无奈采取的叙事策略，也是她对刚刚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的人生还无从把握的展示。

其他四位女性也在婚恋和事业上有着不同的遭遇和经历。

“原想做一个完美的教育家”的云青虽深爱蔚然，却因为家庭的反对而割舍了自己的爱情，最后走上一条归隐之路。

宗莹、玲玉、莲裳也都经受了爱情上的烦恼痛苦。

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使得这群被五四新思潮唤醒的知识女性笼罩在“生的苦闷”和“爱的苦闷”之中。

她们负荷着几千年传统因袭的重担，在苦闷彷徨中艰难地探索着人生之路。

透过这群女性不同的遭遇、经历和命运，庐隐写出了她们共同的不幸，真实而深刻地表现出五四时代一部分知识女性的苦闷、彷徨。

其实，这何尝不是庐隐自苦的告白。

三
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是新与旧、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激烈搏斗的时期。

在五四浪潮的冲击下，一群群觉醒的青年女性从封建家庭的罗网中冲出来，她们走向社会，寻找光明，追求人的解放。

庐隐笔下的“海滨故人”，就是这觉醒了的青年女性中的代表。

乘着个性解放的风潮，“海滨故人群”勇敢地迈出封建家庭的门槛去寻求女性的自我解放，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

她们满怀美好的憧憬步入社会，然而，走出家庭的“娜拉”们却发现自己依然处在原来的世界。

这是露沙们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觉醒”的新女性们的悲哀。

露沙们大胆地走出家门，可走上社会后，那个古老的“像一只黑色的染缸”的社会又无情地击碎了她们瑰丽的梦想。

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她们的理想和追求成了海市蜃楼，这使得这群女性不能不感到苦闷。

记得鲁迅曾说过“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坟·娜拉走后怎样》）这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海滨故人群”的思想症候。

她们的迷惘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迷惘，她们的苦闷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苦闷。

这是20年代广大知识青年的“时代病”，也是“时代的苦闷”。

当然，梦醒后不可得的痛苦，正是庐隐在探寻人生之路上举步维艰的真实投影。

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爱与恨……这种种矛盾冲突，织成了一个网，笼罩在露沙们的身上，交织在她们的性格和生活中。

她们追求光明，渴望爱情，但在现实中，她们却并不能寻找到自己的理想乐园。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人生梦想的幻灭衍生出太多的矛盾：失望、颓唐、苦闷，然而露沙们又不甘堕落，于是她们只得在矛盾中挣扎。

看起来，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脆弱的，但这种脆弱正体现了五四这个特殊的历史蜕变时期一般知识女性的特点：一方面渴望个性自由，另一方面又不能摆脱因袭道德观念的束缚。

正如茅盾所说，这些知识女性“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的束缚在书中狂叫着自我发展，然而她们脆弱的心灵却动辄多所顾忌”[1]73。

作为五四的第一代女作家，庐隐以敏锐的女性思维，捕捉着五四时代新女性的独有情怀，显示出其特有的性别意识。

四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以娜拉为例，对新女性的人生道路做出了这样的价值判断：“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这也成了中国社会主流话语对个性张扬、坚持自我个性的新女性人生命运的普遍性描绘和想象。

其实，“堕落”与“回来”并不是新女性唯一的出路，更多新女性仍在路上艰难跋涉着。

庐隐《海滨故人》中的露沙就是五四以后觉醒起来的知识女性的典型形象。

她顺应时代潮流，既将爱情视作反抗封建专制之途，又将爱情视作女性创造独立自我主体之道，因此，决绝地走出父权专制的父亲之家；露沙毅然走出家门后，却找寻不到自己的理想乐园。

行为上的反叛总是加剧她心理上的焦躁，但是，有着性别罹难的她透过身边女伴的婚恋和事业，敏锐地发现在新的夫权专制的夫之家中，女性又极其容易丧失女性的自我独立空间，在貌似新颖但仍然没有改变性别秩序的新爱情家庭模式中，女性依然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欲望。

于是她感到茫然无依。

然而她不能也不愿“回去”，不敢也不甘“堕落”，于是，这个叛逆之女既追求又质疑着爱的意义和价值，在痛苦迷茫中游戏人间、游戏自己；明知无路可走，却又执着往外走，以“逃离”来抵抗内在的绝望和外在的黑暗。

露沙的最终逃离可以说是解脱，是反叛，体现了庐隐在困境中坚持自我，继续向命运抗争的决心。

这是一个拥有自由选择权利却丧失了选择对象和选择意义的时代寓言，露沙等五个新女性以巨大的生命热情显然迫切需要一个巨大的事业来消耗。

然而，现实世界并没有将她们引向光明之道。

所以，她们只能长久地沉溺于焦灼与痛苦之中。

从五个新女性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到新旧交替时期毅然走出傀儡之家的“娜拉”们的面影，看到那个时代的青年们的强烈精神饥渴。

如果说郁达夫的《沉沦》主要是通过对人物“形而下”生理欲望的描写表现“五四”时期青年人的精神焦虑，那么庐隐的《海滨故人》透过人物对形而上人生终极问题的诘问表现的则是五四时期新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4]89。

参考文献：
[1]茅盾.庐隐论[M]//阎纯德.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2]张福贵.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肖凤，孙可.庐隐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4]程光炜.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