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时代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艺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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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ANGZUO
PINGTAN 专题 映山红文艺论坛
思迁”(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延河》1978年第5期)。
可以说,写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是柳青的信仰,也是其内在的写作动机。
路遥、陈忠实都是这一信念的忠实践行者,因此才有了《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这样的传世之作。
“文革”期间,柳青深受哮喘病的折磨,也失去了人身自由,被红卫兵污蔑为“黑作家”“现行反革命”“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他落户农村劳动的皇甫村中宫寺被污蔑为“地主庄园”;自己用毕生精力创作的《创业史》也被污蔑为“大毒草”;他甚至被红卫兵戴高帽,游街示众,施以拳头砖块唾液,妻子含冤跳井自尽。
但是,他依旧断然否定对《创业史》进行诋毁的不实之词,只承认《创业史》“可能是有缺点的作品”。
柳青为捍卫《创业史》的尊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的身上有一种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气魄,有一种虽九死犹未悔的崇高风度。
这是中国文学的风骨。
第三,艺术上的创新精神。
《创业史》之所以能得到习总书记一次又一次的称赞,还在于《创业史》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农村新人形象。
所谓农村新人就是农村题材小说中那种走在时代前列,具有特定时代精神的理想人物。
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召唤着读者对乡村未来进行富有时代特色的想象和奋斗。
梁生宝无疑就是典型的农村新人—他是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探索者、建设者,是基层乡村的先进共产党典型形象。
我们今天之所以一再说起柳青和《创业史》,就是当下文学缺少像梁生宝一样的时代典型。
我们只有征用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人物形象,用那个时代文学形象的精神意义不断激励当下的时代青年。
还有多情的徐改霞、奸佞的姚士杰、善变的郭世富、卑微的赵素芳等极具个性的人物形象都让人过目不忘,柳青曲尽其妙地用精湛的艺术笔触书写农村人物群像。
正是这种艺术上的创新精神使得《创业史》不断被人们谈论、阐释、演绎,成为文学经典,而这也将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
传播学院)
浅谈新时代革命历史题材
创作的艺术创新
◎李洪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
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
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具有先天的优势,譬如英雄的形象、感人的故事、强烈的情感等,但在艺术表达上如何做到“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前,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取得了繁荣发展的可喜局面,无论是创作数量、作品质量,还是作家队伍,都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
当然,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
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中,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艺术创新不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下面,我将从四个方面,谈谈新时代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艺术创新问题。
一、更新观念,拓宽境界。
有专家认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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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
前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思想观念上存在一些狭隘和不良的倾向。
譬如,赖大仁认为,当前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真实观、革命观和艺术观方面存在一些狭隘理解;朱祎认为,当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出现了“绿肥红瘦”现象,具体表现为突出传奇、淡化传统,重视还原历史、忽略诠释革命,爱国旋律响于爱党旋律;张红军认为,当下部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着眼于收视率和市场赢利,不以创造性、美学韵味为旨归,不追求思想高度和哲学升华,体现出迎合大众文化消费的审美倾向。
思想观念对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具有方向性的决定作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应该更新创作观念,坚持唯物史观,把握历史主流,超越狭隘的党派观念,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拓宽创作境界。
近年来一些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处理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形象方面,坚持唯物史观,取得了可喜的突破,如在国民党抗日问题上,在陈独秀、林彪、张国焘等有争议的人物方面。
二、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合理塑造人物形象。
新时代革命历史人物的塑造要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艺术原则,正确处理好英雄品质与个性特点、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的关系。
过去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强调“高、大、全”,有着明显平面化、概念化、抽象化的倾向,显然不真实。
20世纪末以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躲避崇高,拒绝英雄,放逐理想,把英雄庸俗化、粗俗化、低俗化。
革命历史人物的塑造既要避免概念化,又要谨防庸俗化。
仲呈祥认为,历史人物的塑造,尤其是领袖人物的塑造,神似乃是核心,而神似的核心应是艺术真实。
这就要求创作者塑造的人物必须使观众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所言“会有其事”。
这就迫使我们的创作者在进行人物建构时,既要符合历史特定情境的可能,又要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以及情感发展的逻辑,塑造出符合历史真实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如《亮剑》中的李云龙、《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军歌嘹亮》中的高大山、《恰同学少年》中的毛泽东、《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等。
三、创新艺术表现手段。
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的戏剧和影视作品在艺术表现方面积极运用本土艺术形式和现代艺术手段大胆开拓创新。
如大型情景歌舞剧《井冈山》,将《十送红军》《井冈山上太阳红》《请茶歌》《八月桂花遍地开》等脍炙人口的革命经典歌曲融入现代舞蹈、戏剧、音乐、朗诵之中,通过声光化电把井冈山雄奇的自然风光和伟大的革命历史呈现于舞台,创造了一种既弘扬革命传统又与时俱进的崭新的舞台表现形式,获得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高度统一。
政论体话剧《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在艺术手段上大胆创新,运用现代的声光电技术、传统戏曲虚拟化的表演以及假定性的舞台空间,以“畅想”的叙述形式,借鉴影视艺术中的蒙太奇手法,让不同时空的历史人物走上舞台,走进毛泽东的思想世界。
在这个时空交错的思想空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列宁、斯大林,甚至还有闯王李自成,进行了一番思想激荡和交锋。
四、创新管理、创作、研发机制。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主要由政府扶持。
譬如,1990年广播电影电视部专门设立了“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办公室”,负责审批、立项新革命历史影视剧、小说创作。
2003年国家广电总局成立“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负责我国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组织指导、剧本立项把关和完成片审查。
新时代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需要创新管理体制,要进一步开源拓流,形成政府、市场、民间三位一体的管理、创作和研发机制。
其一,继续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其二,充分发挥市场的职能;其三,激活民间投入、生产和研究的力量。
在影视方面,随着影视产业化的深入,要使革命历史题材等主流电影享受商业片的营销待遇,在不脱离价值导向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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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
成功案例如《建国大业》的票房收入突破4亿元,《风声》票房突破2亿元。
在戏剧方面,目前基本是地方剧团创作和演出,少数由高校校园剧团创作和演出,但影响不大。
而地方剧团创作和演出的一般是地方戏曲,他们基本靠相关部门,例如省文化厅、省艺术研究院之类的机构引导和扶植。
其实,可以开发高校剧团演剧和研究之路,走政府、剧团、高校三位一体的开发之路。
目前,这种思路已经有了有益探索,如全国高校戏剧社团联盟、江苏校园戏剧联盟等。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总之,创新是一切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的动力和要求,必须坚持思想观念、艺术形式和机制体制的不断创新,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才能真正走向“红色经典”之路。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的
美学追求与反思
◎江腊生
新时代以来,以乡村脱贫攻坚为表现主题的影视创作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一方面是艺术家面对新时代的乡村巨变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也是当下影视对国家层面“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等时代话语的主动策应。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来当下城乡结构的变化,城乡互融的状态决定了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建构、叙事伦理等层面有了很大的突破。
新时代这些乡村扶贫的影视叙事,沉入当下乡村的日常生活,在城乡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深度开掘乡村精神的现场,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性立场。
一、城乡融合的乡村脱贫模式
城市现代化的经验与资源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外在助力,乡村独有的自然生态与文化传统又充当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
乡村的脱贫攻坚不附属于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轨道,而在于以乡村社会为主体,强调乡村发展的资源优势,自觉融入城乡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乡村与城市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经济关系,成为乡村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的叙事核心。
这种城乡伦理叙事,融化了横亘在城乡之间二元对立的厚重壁垒,将二者在现代性层面上加以贯通。
然而一些电视剧过于诗性地呈现乡村生活,将扶贫攻坚所遭遇的问题简单化处理,对城乡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过于理想化的叙述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乡村扶贫剧的历史厚重感与现实介入性,从而使作品对历史、社会、现实、人性等维度的穿透力稍显不足。
二、书写个体生命质感与价值追求
脱贫攻坚工作的核心是人。
新时代扶贫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注重“大叙事”与“小叙事”的结合,个体的生命质感体现在伟大的脱贫攻坚事业的推进中。
《马向阳下乡记》《大村官》《苦乐村官》《永远的忠诚》等作品中,广大扶贫干部身上凝聚着国家开展乡村振兴与扶贫攻坚伟大事业的巨大能量,深入乡村,带领村民走出贫穷困境,寻找致富的道路。
这些扶贫干部不仅怀着对党的忠诚,勇于担当与无私奉献,怀着对乡村与乡民纯真而质朴的感情,更重要的是有自身的生命质感和价值追求。
同时,他们又在文化与经济上具有强大的资源优势,在村民中凝聚成一种真切的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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