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49年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

1920——1949年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读书笔记考古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但又有着悠久学术渊源的学科。从研究古物的意义上来说，从宋代的金石学研究传统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萌芽，但金石学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也没有直接发展成为近代的考古学。而早期的考古发掘更接近于挖宝，直到近代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应用，才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的形成。

在考古发掘中，地层学的运用是不可缺少的。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是从地质学中借用而来的，借用地质地层学的研究原理，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地取得考古研究资料，通过判定遗址中诸多堆积形成的先后过程或次序来研究遗存之间相对年代早晚关系，根据“土质土色”来区分不同的堆积，根据叠压、打破及平行关系来确定不同堆积形成的先后次序，可以说地层学为遗存的收集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论。

中国的考古地层学来源于西方。十九世纪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做过发掘，在沙漠地带很难辨认层位关系，而当时整个欧洲的考古学界也只有少数人知道层位关系的重要性，斯坦因自然并不注意地层，更在意宝藏。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当时，考古地层学在西方成熟不久，作为地质学家，安特生一直非常注意地层的叠压关系。他不仅强调确定文化的早晚关系要依赖于地层学，而且还批评鸟居龙藏早年的工作，“未为地形及地层详细之考察”。并对他在我国东北地区考古所得出的结论表示怀疑。事实上无论砂锅

屯的第一次发掘或是仰韶村等地的其它发掘，安特生都对地层叠压关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建立了基线测量标本的出土位置，还注意到了土质土色的变化并试图了解遗物在各层分布的规律。由于标本都记有详细的层位，所以到四十年代安志敏研究砂锅屯洞穴的层位时，还能借助于出土标本上的标签来辅助工作。但安特生在发掘时使用地质学中划分地层的做法，按等距离深度来划分地层，所以并未把仰韶和庙底沟二期的文化层区分出来，弄混了一些出土物的层位关系。1925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是我国学者第一次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1928年以后，在李济主持下，安阳殷墟的发掘也开始了。李济先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在美国的学科划分中，考古学是属于人类学范畴的，但他最初毕竟不是专攻考古学的，所以殷墟的最初几次发掘，并末严格按地层学要求来进行。李济先生的发掘方法用的也是水平层位的方法，但是跟安特生的方法相比，他在发掘时采用了探方发掘法，通过这种方法记录出土物更合乎科学本身的要求。

三十年代，在周口店发现旧石器后，裴文中多次同新生代研究生名誉主任步达生谈论改革发掘方法的事情。1932年春，周口店的发掘改变了原来的古生物学的发掘方法，改为采取探沟和探方相结合的考古学的发掘方法。这种按探方及采取水平层位的发掘法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突破，裴文中、贾兰坡等当年的发掘者都称这种方法是发掘方法上的革命。1930年粱思永先生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国，1931年梁思永先生主持了安阳后岗的发掘，这次发掘还是采用了探沟的方

式，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小屯文化的叠压关系，知道小屯的段代遗存晚于龙山，龙山又晚于仰韶，这对于了解中国史前文化具有很关键的作用。以后，他又主持了新疆的发掘，就真正按照地层学原理来进行。梁思永的发掘清楚地揭露了自然层的叠压状况，特别注意到了各自然层的界线，并且他在后岗发掘的统计也是按照自然层进行的，同时，梁思永先生根据遗物的特征，将几种不同的自然层次分别合并入三个不同的大文化层中。从粱思水先生发现后岗三叠层和主持殷墟发掘之后，考古发掘必须划分地层那种认积，在我国的考古工作中便占有了主导地位。之后的发掘方法依次为：1、先选择地层出露的地方挖一长探沟，了解文化层的叠压情况2、分区发掘3、掘到生土后，再顺此行开2米宽的另一行，作为该区的第二行，然后把发掘出的土填入第一行内，每行之间留一条20厘米宽的间隔，然后依次向前发掘直到该区发掘完毕4、每掘至生土就画平、剖面图，遇到特殊情况的遗迹就随时画出平面图，最后拼接各图，就可以明了该区及该遗址的地下堆积状态。

四十年代，夏鼐先生从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回来，投入到甘肃宁定县阳洼湾对齐家墓葬的考古发掘工作之中。夏鼐先生在半山区发掘了两座齐家文化的墓葬，在发掘其中的第二号墓时，在地下1.2米、下距骨盆0.1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件带有黑色花纹的陶片，又在地面下1.4米，头颅骨前方约0.1米处发现了另一个带有类似花纹的陶片，就陶质和花纹看，显然是马家窑的典型彩陶。夏鼐注意到墓葬填土可分为两部分，下半部稍带棕色的黄土，很坚实，但没有夯打，上半部的填

土及墓葬周围的表层土，都是颜色较深的棕色土，土质松散，似经过后期翻动，但是下层的填土却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扰乱过的痕迹，夏鼐先生认为与人骨接近的两块陶片绝对不可能是后来混入的。夏鼐先生的结论以严密的科学依据第一次否定了安特生仰韶文化六期说的合理性。这次考古发掘对于中国的考古学技术及理论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夏鼐先生后来长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并且曾对北大考古专业和四届全国性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讲授过田野考古方法，一直坚持强调地层学的重要性，曾对我国广大考古工作人员在发掘工作中重视地层学的应用，起了很大作用。

1920至1949年，中国的考古地层学处于一个成熟期。考古地层学的理论研究经过前人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地层学可以获得层位关系的资料，从而为遗存相对年代早晚的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还可以获得有共存关系的资料，从而为确定遗存之间的横向关系奠定基础。但是地层学也存在着局限性：地层学确定的是堆积形成的先后关系，只能反映遗物被埋藏的相对关系。决定地层厚度的因素是堆聚的时间、堆聚速度和受破坏程度，不能根据地层厚度推测地层跨越的时间长度。由于同期同文化的人们在不同地点形成的地层堆积成份不一致，因而不能像地质学那样，把地层在较大地区范围内作统一对比，也就不能判定两个以上遗址之间堆积的相对先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