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千年文明史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
2008-10-01 18:53
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人也以其彬彬有礼的风貌而著称于世。

礼仪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起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内容十分丰富。

礼仪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渗透于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古代的“礼”和“仪”，实际是两上不同的概念。

“礼”是制度、规则和一种社会意识观念；“仪” 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依据“礼”的规定和内容，形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

在中国古代，礼仪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需要，从宗族制度、贵贱等级关系中衍生出来，因而带有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及局限性。

时至今日，现代的礼仪与古代的礼仪已有很大差别，我们必须舍弃那些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礼仪规范，着重选取对今天仍有积极、普遍意义的传统文明礼仪，如尊老敬贤、仪尚适宜、礼貌待人、容仪有整等，加以改造与承传。

这对于修养良好个人素质，协调和谐人际关系，塑造文明的社会风气，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现代价值。

现试分述如下：
一、尊老敬贤
我国自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均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故此在家庭里面尊从祖上，在社会上尊敬长辈。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礼治和仁政，敬贤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要求。

孟子说：“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注：《孟子·告子下》）。

“庆”就是赏赐。

古代这种传统礼仪，对于形成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以及有序和谐的伦理关系，不管过去和现代，都起着重要作用。

说到尊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特色。

古代的敬老，并不是只停留在思想观念和说教上，也并不仅止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

从君主、士族到整个官绅阶层，都在身体力行，并且形成一套敬老的规矩和养老的礼制。

《礼记》记载：“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徒，颁禽隆诸长者”（注：《礼记·祭义》）。

就是说，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不必亲往打猎，但在分配猎物时要得到优厚的一份。

一些古籍，对于同长者说话时的声量，也作了明确的要求。

如《养蒙便读》说：“侍于亲长，声容易肃，勿因琐事，大声呼叱”（注：《养蒙便读·言语》）。

《弟子规》又说：“低不闻，却非宜”。

总之，上至君王贵族，下达庶人百姓，都要遵循一定的规矩，用各种方式表达对老者、长者的孝敬之意，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修养的重要标志。

任何形态的社会，都需要尊敬老人。

不仅因为老人阅历深，见闻广，经验多，劳动时间长，对社会贡献大，理应受到尊敬；同时，他们在体力和精神上较差，需要青年人的体贴、照顾和帮助。

作为一个有礼貌的现代青年，对长者和老人，
应该做到：路遇主动谦让，乘车主动让座，在商店、戏院等公共场所，应尽量考虑到为老人创造方便条件。

关于敬贤，三国时候有个典故，叫“三顾茅庐”。

说的是刘备仰慕诸葛亮的才能，要请他帮助自己打天下，便不厌其烦地亲自到诸葛亮居住的草房请他出山。

一而再，再而三，诸葛亮才答应。

从此，诸葛亮的雄才大略得以充分发挥，为刘备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历来有作为的君主，大多非常重视尊贤用贤，视之为国家安危的决定因素。

平时不敬贤，到了紧急关头，贤才就不会为国分忧。

不是贤才不为国家着想，而是国家缓贤忘士，如此“而能经其国存者，未曾有也”（注：《墨子·亲士》）。

今天我们提倡发扬古代“敬贤之礼”，须赋予现代新人才观的内容，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当今社会，各种竞争越来越激烈。

种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大至国家民族，小到公司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都必须拥有强大的人才队伍。

只有从思想观念到具体行动上尊重、爱护人才，使全社会形成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形成足够强大的人才队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二、仪尚适宜
中华民族素来注重通过适合的形式，表达人们内心丰富的情感。

遇到重大节日和发生重要事件，多有约定俗成的仪矩。

如获得丰收，要欢歌庆贺；遭到灾祸，要祈求神灵保佑。

久而久之，就形成许多节庆及礼仪形式，如春节、元宵、中秋、重阳等等，几乎每个节日，都有特定的礼俗。

在古代，婚、丧和节庆等活动是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来对待的，其礼仪规定得格外详尽而周密，从服饰、器皿到规格、程序和举止的方位，都有具体的规定。

今天，我们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礼仪文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贵在适宜。

即如二程所主张：“ 奢自文生，文过则为奢，不足则为俭”（注：《二程集》程氏外书卷六）。

可见，仪式的规模在于得当，适当的文饰是必要的，但文饰过当就会造成奢侈浪费，偏离礼规的要求；而过于吝啬，妨碍到仪式的实行也是不得体的。

古人这种见解非常精辟，对我们今天举行各种仪式具有指导作用。

在当今的社会活动中，举行各种仪式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公司开张、儿女婚嫁，各种节庆活动，都有不同的仪式。

我们要把握好各种仪式的规模，就必须掌握好适度的原则，要使必要的仪矩同现代文明相结合，相关的活动既隆重其事，又不至于华而不实。

我们尤其要反对那种借婚丧庆典之机，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现象；反对那种认为仪式越隆重越好，越豪华越合乎礼规的做法。

如：当今不少新婚夫妻为使婚礼够排场，摆阔气，互相攀比，搞到债台高筑，造成巨大浪费。

甚至有些领导干部不顾影响，为子女以权谋私，收受大宗贺礼，助长奢靡之风。

这既不符合我们优良传统，又不符合我们的国情、民情。

三、礼貌待人
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任何一个文明民族，人们总是十分注重文明礼貌。

因为礼貌
是人类社会据以促进人际交往友好和谐的道德规范之一，是构建起与他人和睦相处的桥梁。

它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序，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

中华民族历来就非常重视遵循礼规，礼貌待人。

其中许多耐人寻味的经验之淡，无论过去和现在，都给人以启迪。

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与人为善
与人相处，为善当先。

而这个“善”，应是出自内心的诚意，是诚于中而形于外，而不是巧言令色和徒具形式的繁文缛节。

《礼记》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注：《礼记·曲礼上》）。

如果表面上恭敬热情，而内心虚伪，或是仅仅内心尊敬，而毫无表情，都是不够的。

应该表里一致，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摩擦，进而互敬互爱，友好相处。

尊重他人，就要平等待人，不分贵贱等级，一视同仁。

如果只对上层人士献其礼敬，以财势取人，以利益交人，其实是小人所为。

《论语·子罕》载：孔子看见穿丧服、戴礼帽穿礼服的人和盲人。

相见时，即使这些人年轻，孔子必定站起来。

行过别人面前时，一定快步走过，以示敬意。

古人敬人的方法，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首先要尊重他人的意愿，体谅别人的需要和禁忌，不能强人所难。

不苛求别人做不能做的事，不强求别人接受不喜欢的东西。

古人说：“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注：《文中子·魏相》）。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论语·颜渊》）”，就是这个意思。

在与人交往中，幽默与善意的玩笑往往给人带来轻松愉快，但决不可戏弄取乐。

如果拿别人姓名为笑料，或给人起不雅的绰号，都是十分不敬的。

南北朝时颜之推就曾对此种不敬气愤而言：“今世愚人，遂以相戏。

或相指名为豚犊者，有识旁观，犹欲掩耳，况当之者乎”。

（二）礼尚往来
礼尚往来，是礼貌待人的一条重要准则。

就是说，接受别人的好意，必须报以同样的礼敬。

这样，人际交往才能平等友好地在一种良性循环中持续下去。

因此，《礼记》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注：《礼记·曲礼上》）。

对于受恩者来说，应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在古人眼中，没有比忘恩负义更伤仁德。

孔子说：“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注：《礼记·表记》）。

可见，“以德报德”，有恩必报，是待人接物的基本道德修养。

当然，往来之礼，也该适度。

送礼的本意，在于表达敬意答射之意，所谓礼轻意重，并非越多越好。

正如《庄子·山木》篇说所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

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

四、容仪有整
一个人的仪表、仪态，是其修养、文明程度的表现。

古人认为，举止庄重，进退有礼，执事谨敬，文质彬彬，不仅能够保持个人的尊严，还有助于进德修业。

古代思想家曾经拿禽兽的皮毛与人的仪表仪态相比较，禽兽没有了皮毛，就不能为禽兽；人失去仪礼，也就是不成为人了。

古人对仪表的要求，不免过于繁琐。

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衣着容貌：《弟子规》要求：“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

这些规范，对现代人来说，仍是必要的。

帽正纽结，鞋袜紧切，是仪表类观的基本要求。

如果一个人衣冠不整，鞋袜不正，往往会使人产生反感甚至恶心，有谁会亲近这样的人呢。

当然，衣着打扮，必须适合自己的职业、年龄、生理特征、相处的环境和交往对象的生活习俗，进行得体大方的选择。

浓妆艳抹，矫揉造作，只会适得其反。

（二）行为举止：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注：《论语·学而》）。

这是因为，只有庄重才有威严。

否则，即使学习了，也不能巩固。

具体说来，要求做到“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就是站要正，坐要稳，行动利索，侧身而睡。

在公众场合举止不可轻浮，不可亵，应该庄重、谨慎而又从容，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注：《论语·颜渊》），处处合乎礼仪规范。

（三）言语辞令：语言是人们思想、情操和文化修养的一面镜子。

古人所谓“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注：《易·乾文》）。

将诚恳地修饰言辞看成是立业的根基，有一定的道理。

并且要“言必信，行必果”（注：《论语·子路》）。

巧言令色的人，是不可能取信于人的。

其次是慎言。

古人说，上天生人，于舌头上下两排牙齿紧密围裹，又在外面包一层厚厚的嘴唇，就是要人们说话一定要谨慎。

当然古人并是要求人们少言语，而是说话要视具体情况，当说则说，当默则默。

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注：《论语·卫灵公》）。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早期中国是怎样的？
前一段时间，首都博物馆推出了“早期中国”的展览，集中展现几十年来关于早期中国历史探索的成果，很有意义。

什么是早期中国？各人的理解可能不完全相同。

我个人认为应该从祖国大地上最早出现国家组织算起，到历史记载比较明确的商代晚期之前为止。

展览大致框定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1400年之间，是比较合适的。

一般认为，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黄帝是我国的人文初祖。

但据后人拟定的黄帝纪元，今年只是4707年。

当然，这都只是一种传说和推想，不必深究。

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历史巨著，其中第一篇《五帝本纪》就是从黄帝讲起的。

他说舜是黄帝的第八代孙，禹是黄帝的第四代孙。

禹被他的第四代孙舜所重用，舜则把帝位禅让给他的老祖宗禹。

更有甚者，在《史记》的《三代世表》中，商纣王是黄帝的第三十三代孙，周武王是黄帝的第十九代孙，按照世次算应该是商纣王的第十四世祖。

可是他亲自率兵讨伐纣王，并且把商王朝给推翻了。

如此颠倒的历史是很荒唐的。

所以，自宋至清都不断有人对这种古史系统提出质疑。

到近代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更是要彻底推倒两千多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统，以此作为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一项重要任务。

可是推倒了旧有的古史体系，真正的中国古代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顾颉刚曾经明确地指出，应该借重考古学来重建中国的古代史。

这是很有见地的，尽管他自己并不从事考古学研究。

在近代考古学开展以前，有一件事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就是1898年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和被确认。

之后各家竟相研究，成绩卓著。

就此王国维先后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以及《殷周制度论》，影响尤大。

他用二重证据法证明《史记》中的《殷本纪》所述殷先公先王的世系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广泛地考察了殷周的制度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使殷代的历史成为信史。

这一研究后来成为引发对安阳殷墟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契机和出发点。

所以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发现郑州商城遗址的时候，虽然看到它比殷墟的年代要早，却仍然可以满有把握地认定那也是商文化，是商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

同样当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对河南偃师二里头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比郑州商城更早的都城级遗址时，却可以从文化内容的分析认定那不是商文化或先商文化，而可能是夏文化,从此又开始了夏文化的探索。

比夏文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或史前考古学文化如何同夏文化接轨，虽然是学术界很早就提出的课题，但直到这时才有了进一步探索的基础。

早期中国历史的构建工作，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的。

在远古中国的大地上，各大文化区都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各具特色的文明
夏商周三代在考古学文化上属于青铜时代，在它以前是新石器时代。

过去以为新石器时代主要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现在知道的情况远为复杂。

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一万年以前，之后经历早、中、晚、末四期，总共有八九千年。

在晚期的后半和末期因为发现了一些小件铜器，故又可以称为铜石并用时期，其时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

大量考古资料证明,这是中国历史开始走向文明以至产生最初的国家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的总体特征是农业和手工业有较大的发展，手工业开始分化，出现了专门为贵族生产的高档手工业部门。

从聚落和墓葬的等级分化可以明显地看到社会的分层化，原先基本平等的氏族——部落成员开始被分化为贵族和平民。

不少中心聚落筑起了防卫性的城墙，同时出现了用于战争的专门性武器，到处都有战死者或非正常死者的乱葬坑，这都说明那个时期的社会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迈出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关键一步。

在这个过程中，走在前面的是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两湖地区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江浙地区的崧泽—良渚
文化以及燕辽地区的红山—小河沿文化等。

在如此广袤的大地上，各个大文化区的主体文化都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各具特色的文明，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仰韶文化早期各个聚落的差别还不显著，到中期开始分化，出现了整个文化的中心聚落——河南灵宝西坡遗址。

那里有仰韶文化中期最大的房子和最大的墓葬。

随葬器物虽然不多但很特别，完全是为死者定做的。

几乎每座墓都有玉钺，上面有明显的线切割和管钻的痕迹，代表着当时最高的技术水平。

而钺乃是从石斧中分化出来的第一种专门性武器，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真正意义的战争。

而领袖人物首先是握有最大权力的军事首领。

仰韶文化中期对周围文化有强烈的影响，是否与军事扩张有关，值得研究。

西坡遗址的规模并不很大，风格也比较朴素。

同一时期在各地还有一些规模更大但规格似乎稍低的次中心聚落，如陕西华县泉护村、高陵杨官寨、山西夏县西阴村和河南洛阳王湾等，说明当时的社会确实走上了分化的道路。

到仰韶文化晚期则分化更加明显：甘肃秦安大地湾的中心聚落中出现了建筑规格甚高的所谓原始殿堂，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中发现有殉人的现象，郑州西山则出现了最早的城堡。

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即位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

该遗址面积约80多万平方米，曾经发现有许多大型柱洞(表明有大型建筑遗迹)和同时期最大的陶窑。

墓葬从早期(约公元前4000年至前3500年)起即可看出一定程度的分化，到中晚期分化更加显著。

大墓有棺有椁，随葬玉钺、象牙梳、鼍鼓(只剩下蒙鼓的鳄鱼皮鳞板)以及大量精美的白陶、黑陶和彩陶器等，还有数目不等的猪头。

这在同一时期的墓葬中是绝无仅有的。

其余的墓葬显然级别较低，最低等的墓葬仅有人骨，没有任何随葬品。

由此可见,社会的等级分化十分明显。

这个文化的次中心聚落有曲阜西夏侯、五莲丹土村、诸城前寨、莒县陵阳河与大朱村和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处。

后四处在随葬的大陶尊上有刻划的原始文字。

据说有的地方发现有城墙遗迹。

相对仰韶文化而言，大汶口文化也强调军事，而贵族垄断的高档手工业更为发达，社会分化更为明显。

红山—小河沿文化的年代大体与仰韶文化相当。

早期的聚落同样没有明显的差异，到中晚期则为之一变，出现了整个文化的中心——辽宁凌源牛河梁。

在约5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40多个遗址点。

其中有“女神庙”、大小祭坛、广场(周边用石头砌筑的方形山台)和多处规模巨大的积石冢。

女神庙中有彩绘壁画，有多个巨型似女性的泥塑残块。

如果复原起来，小的如真人一般，大的超过真人一两倍！积石冢的规模极大，较早的为圆形，较晚的多为方形或长方形。

每边长约20米上下，用石头砌边，逐级收缩成三级台阶。

最外边砌的石头内侧密密麻麻地摆放成列的彩陶筒形器，冢上覆土积石，正中安放一大型彩陶塔形器，十分壮观。

每个积石冢有
一座中心大墓，并随葬多件精美的玉器；同时有若干较小的陪葬墓，其中有些也随葬玉器，有的则一无所有——一个等级分化的社会明确地展现在眼前。

除牛河梁外，其他有积石冢的遗址还有多处，只是没有牛河梁那样的规模。

红山文化的经济并不十分发达，却能调集大量的人力资源，在一个选定的地区营建宗庙、祭坛和巨大的贵族冢墓，所能凭借的只能是强烈的宗教信仰和强大的组织力量。

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猪龙或熊龙，形态非常特殊又非常统一，论者多认为可能是红山人的图腾,这表明红山文化的人民有着统一的宗教信仰。

这种信仰一经同某种权力机构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传统的氏族——部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说红山文化时期已经产生某种国家政权是合乎情理的。

大概正是因为过分地使用了人力和物力而难于长期支撑，红山文化之后的小河沿文化时期很快就衰落了。

红山文化虽然是一个强势文化，它对外面的影响却很有限，军事色彩也不明显。

只有玉器对南部的山东地区有些影响，陶器反而受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到小河沿文化时期又受到大汶口文化的影响。

崧泽—良渚文化的崧泽文化阶段社会分化并不明显，但到良渚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300年至2500年)便有急速的发展。

良渚文化的中心在浙江杭州市西北郊，那里不只是一个遗址，而是在4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一百多个遗址点的遗址群。

这里的核心是一座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

城墙的基部铺满石头，上面用经过选择的黄色粘土夯筑。

城内的中心部位有一座30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台城，上面有三万多平方米的夯土基址，说明原先应该有宫殿之类的高等级建筑。

台城的左近有最高等级的贵族甚至是王室的墓地。

大城的周围还有不同等级的房屋基址，有制玉等手工业作坊，有两处专门营建的祭坛和另外的贵族墓地。

在良渚港还发现有大量木桩和跳板等可能是码头的设施。

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处人口密集、设施齐全而且规格很高的都城级遗址群。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周围，可以分为几大区块，每个区块都有自己的中心。

太湖以北的中心遗址有江阴高城墩和武进寺墩，东北区块的中心有苏州草鞋山和赵陵山，东部区块的中心有上海福泉山，东南区块的中心有桐乡普安桥等，南部区块的中心就是良渚古城。

各个中心都有人工筑造的贵族坟山，随葬同良渚相似的玉器，特别是反映宗教信仰与仪式的琮、璧等法器和代表军事指挥权的玉钺等。

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但远远高于红山文化，而且是五大区块的主体文化中最发达的。

良渚文化的宗教色彩表现在具有自己独特的神徽和玉璧、玉琮等相当统一的宗教法器。

一些祭坛最后又成为贵族墓地，表明宗教的权力掌握在贵族手里。

良渚文化修城池、盖“宫庙”、筑祭坛、造坟山，土木工程之巨远远超过红山文化
和同时期的任何文化，必然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

良渚文化的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水平之高也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任何文化，同时还有漆器、象牙器、丝绸和精美陶器等高档手工业，全部都是为贵族所享用的，对于发展经济并无直接的好处。

良渚文化的墓葬几乎都随葬石钺，贵族则随葬玉钺，差不多是全民武装。

到晚期更是大力向外扩张，尽管实力强大，毕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最终也只能像红山文化一样快速衰落。

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年代也大致与仰韶文化相若。

早在大溪文化时期就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遗址如湖北枝江关庙山，有些地方更建造了夯土城墙，如湖北江陵阴湘城和湖南澧县城头山等。

到屈家岭文化时期便出现了许多城址，大都分布于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洞庭湖西北平原上，其中以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为最大。

这个城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持续使用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即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或良渚文化的中晚期。

全城大约有120万平方米，城垣基底宽约50米，残高约5米，护城濠宽约60-70米，工程巨大。

城内有中心居住区、宗教活动区和墓地等。

屈家岭文化时期在宗教活动区发现有祭坛和象征陶祖的巨大“筒形器”，石家河文化时期则有数以百计的大陶尊相互套接，有的陶尊上有刻划的原始文字，器物造型和刻划方式都跟大汶口文化的陶尊十分相似，只是“文字”不同。

更有进者，在这些大陶尊附近还发现有数以千计的人形和各种动物形陶偶，人偶跪坐抱鱼作祈祷状，显然也是进行宗教法事活动的遗留。

可见这座古城既是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宗教中心，犹如良渚古城一样，只是规模略小而已。

这个文化的经济也比较发达，同样也很重视武装，墓葬中多随葬石钺。

它凭借自己的实力，曾经一度扩张到河南南部，但是后来也忽然衰败了。

究其原因可能与历史传说中尧舜禹时期大规模征讨三苗的事迹有关。

这个文化修建的土城比同时期任何文化都多，明显是为了防卫的需要。

而且在石家河文化之后的所谓后石家河文化中大量出现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也反映了这一事实。

除了五大区块的主体文化以外，安徽的凌家滩—薛家岗文化、江西的樊城堆文化、广东北部的石峡文化和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等也都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

不过相对而言，五大区块的主体文化的发展势头是最强的，而且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都十分明确地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

只是文明化的具体进程和表现形式不大相同，对相邻文化影响的程度也不相同。

比较起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宗教色彩是最浓的，其次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

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发展得十分快速，在达到顶峰以后衰落得也很快。

真是其兴也骤，其衰也忽。

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则另有原因。

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