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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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四)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所受到的训练主要是哲学⽅⾯的,他们不是通过经验的资料收集来分析问题,⽽主要是通过深⼊地观察社会及⽂化现象,来进⾏直接关照本质的批判研究。
因此,当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于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时,他们的研究⽅法与理论视⾓,和在美国传播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研究发⽣了尖锐冲突。
进⾏⽂化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以⾏政研究为主体的经验学派,对⼤众传播的作⽤、影响及其研究⽅法有着极其不同的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般都反对以实⽤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研究⽅法。
他们认为,从顺从现⾏社会制度的⾏政研究⽬的出发,将⽂化现象转换成可量化的数据来处理,这种研究⽅法极易受⼈操纵。
阿多诺说:“当我⾯对‘测量⽂化’的要求时,我想这种⽂化可能正是排斥能够测量它的精神的条件……要将我的思想准备成那些传播研究的术语,就如同要把圆的画成⽅的⼀样不可能。
”[1]洛⽂塔尔说:“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已经变成⼀种实⽤的禁欲主义。
它避开外路⼒量的纠缠,在⼀种严格实⾏中⽴的⽓氛中繁荣起来。
它拒绝进⼊内涵的领域……它的社会研究在表⾯价值上抓住了现代⽣活现象(包括⼤众传播),却拒绝把它们放⼊历史道德总体之中。
”[2]洛⽂塔尔还指出,在实证主义研究中,各种受众区分、内容分析、效果分析等经验研究,⼤都是服从⼀定的政治机构和市场需求的,其研究结果易于被⼈所操纵和利⽤。
之所以会产⽣以哲学、⼼理学研究为⼿段的法兰克福学派与以实证研究量化⽅法为途径的经验学派的尖锐对⽴,是与两者研究的前提不同⼤有关系的。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看来,经验主义学者们认定的消费者⾃由⽽明确地在多种⽂化产品中选择的种种⽂化现象,实际上只是种表象,是虚假的分析前提。
若从认同现实状况出发,细分种种项⽬来分析问题,看起来很能解释现状,⽽由于其理论前提是错误的,经验主义学者们就不恰当地把⽂化问题降低为经验主义可检验的范畴,并没有从社会整体的视域真正地透视⼤众⽂化现象。
相反,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不是盲⽬地认同现状,⽽是进⼀步质疑现状的合理性,从社会⽂化应该如何的⾓度,⽽不是其现状如何的⾓度对⼤众⽂化现象进⾏深刻的反思。
“⾸先设问:在⼀个社会的整体进程种,⽂化传播的功能是什么?然后再提出这样特定的问题:强⼤的社会审查机构能够通过些什么?在正式和⾮正式的审查意见下社会成了什么样⼦?”[3]由于法兰克福学派与经验学派完全不同的理论前提,导致其采取研究⼿段⼤不相同,⽽其得出的理论观点亦截然相反。
关于⼤众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经验主义学者持乐观的态度,认为⼤众媒介传播的知识和信息有利于⼤众平等和充分地知晓社会环境,有利于⼤众积极参与社会民主进程,有利于⼈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使社会向好地⽅⾯改进。
因此,经验主义学者主要关注⼤众传播效果问题,从微观研究的⾓度出发,关注媒体对个体受众所产⽣的具体效果。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认为,⼤众传播通过宣传、偏见、融合异质⽂化等途径,被占统治地位和统治者⽤来维护现存制度,⽤来愚弄、控制⼤众,以达到控制社会朝有利于极少数⼈的⽅⾯发展。
因此,他们从宏观的研究⾓度出发,揭⽰出谁拥有和控制⼤众媒体、怎样控制⼤众传播、被控制的⼤众怎样了等等,这⼀系列问题才是研究⼤众传播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的关键所在。
他们质问社会现状,探求⼤众传播使个体异化、使⽂化⼯业化的问题,探求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问题,关注社会的被压迫者,对⼤众社会、⼤众⽂化、⼤众传播等充满了不满与失望,持有⼀种极为悲观的态度。
尽管经验主义学者们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结论“太偏颇”、“⾮辩证”,但随着现代传媒技术、尤其是电⼦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对⼤众社会的巨⼤冲击,法兰克福学派从整体上来追问前提、质问⼤众传播的价值与意义,从宏观上分析⼤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显然给遭遇挑战的经验主义学者们以强烈的思想冲击。
在以实证主义⽅法、从微观⾓度出发研究⼤众传播的经验主义学者们遭遇解释现代社会⽂化现象时的困境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有着打破理论困境的启⽰。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起,美国的不少学术团体逐渐对⼤众⽂化的批判分析感兴趣起来。
欧美20世纪60年代那场波及甚⼴的关于⼤众⽂化意义的讨论,也是对法兰克福学派⽂化批判研究的现实回应。
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对社会的巨⼤影响⼒引起了⽆论是经验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的深切关注。
有关的技术发展为研究电视提供了⼤量信息资料和统计数据以供精确分析,但擅长数据分析的经验主义学者们在分析过程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新问题需要他们借鉴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所采取的从社会整体来研究的视⾓。
电视内容对⼉童的影响、电视上所展现的暴⼒和犯罪镜头对受众的影响、电视所塑造的公众⼈物对社会的影响、电视观众是如何使⽤电视以获取满⾜的、电视观众是如何解读电视内容的、电视是怎样影响了受众的⽣活以⾄影响了我们整个社会的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已不可能仅仅靠分析统计数据、进⾏细化的单项分析、在虚拟的实验室环境中得出有限的结论这些研究⽅法来解决。
只有把⼤众传媒媒介看作社会整体系统的⼀部分,研究⼤众传媒在社会中更深层次的影响,才能真正获得对传媒在社会结构、社会⼼理、社会⽂化等⽅⾯得影响的深刻理解。
[1]转引⾃殷晓蓉著:《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复旦⼤学出版社2000年11⽉第1版,P54
[2]同上,P43
[3]殷晓蓉著:《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P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