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显毛泽东政治智慧的俄界会议

凸显毛泽东政治智慧的俄界会议
作者：闫朦占乐
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13年第11期
闫朦占乐
1935年7月，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地区。

此时，个人野心勃勃、权力欲望
不断膨胀的张国焘自恃其枪多势重，漠视党的纪律，我行我素，拒不执行之前党中央拟定的北
上抗日的行动命令，在毛泽东率领右路军抵达四川省西北部的巴西后，竟电令党中央和右路军
随其南下，言辞强硬并以武力相要挟，扬言“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毛泽东及时发觉了张
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险恶用心。

为使党中央摆脱危险，9月9日夜召开完巴西会议后，毛
泽东当即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单独北上。

9月11日，部队行至甘
肃迭部县俄界村，次日，在此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俄界会议）。

会上，党中央针对张
国焘的错误行径进行了公开批判，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报告的精神，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会议决定将
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在俄界会议召开的过程中，以及
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所开展的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展现出了一位伟大革命家所拥有的过人的政
治智慧和深谋远虑的远见卓识。

一、顾全大局求团结，积极争取化分歧
针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俄界会议上，如何既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又维护红军内部的团结，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毛泽东始终从团结的大局出发，积极争取、化解分歧，以维护党和红军队
伍的统一。

在当时的情况下，若要对手握重兵的张国焘采取任何的处理决定和斗争手段，毛泽
东不得不先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张国焘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内具备一定的能力和威望。

在
当时情况下，张国焘属于实力派，拥有的支持者不少，针对张国焘的错误所作的批判势必会在
党内产生巨大的震动。

第二，张国焘在当时率领红四方面军约八万三千余人，与毛泽东率领北
上的七千多人相比，可谓是人多枪多，实力明显占优。

因此，针对张国焘的任何的批判决定也
自然不得不考虑到其在党内的重要身份，因而这也要求毛泽东绝不可草率行事，妄下结论。

第三，红军在长征途中伤亡惨重，大量减员，行军到达四川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地区时，红军人数
已锐减到不足十万。

当时，面对国民党的疯狂围剿和粮草、物资、医药的极端匮乏，红军将士
面临的生存困境何等严峻。

如何在长征中既歼灭敌人又保存红军实力，尤其是确保红军将士自
身安全，不发生无谓的牺牲，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面对与张国焘的分歧，若将其分裂图谋迅速
向全党、全军进行通报，在当时情况下，是不利于党和红军尤其是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团结
和稳定的。

张国焘也势必会反咬一口，并仰仗其人多枪多，定会以更加狂妄和强硬的态度威胁
中央。

若不以争取、说服为主，而是坚决与其“开战”，势必造成两路军队相互斗争甚至发生
红军自相残杀的局面，这是任何一个共产党人绝不愿看到的。

第四，当时，张国焘率领的四方
面军中还包括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和第九军团。

在与张国焘进行斗争的同时如何保护好已处于张
国焘控制下的一方面军两个军团的将士们的安全，也成了当时较为棘手的问题。

基于以上因素，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与张国焘的斗争中采取了以下做法：
首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在当时红军进退维谷、四面围敌的危机关头，党和部队必须做
到高度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有胜利的希望。

在俄界会议上，当有部分政治局委员气愤地要开除
张国焘的党籍时，毛泽东坚决地表示不同意。

随后毛泽东向政治局各位同志解释道：“你开除
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着几万军队，还是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

所以，我们应
尽可能地多做工作去争取他们北上。

”“我们现在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

”这是毛
泽东在俄界会议结束时总结发言中的一句话。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斗争中的眼光是长远的，他
看到完全可以通过争取而团结广大红四方面军以避免红军内耗而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
从一个侧面上也保护了落入张国焘手中的红一方面军第五、九军团全体将士的安全。

彭德怀后
来在回忆俄界会议这一段历史时曾讲到：“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那么，以后再争取
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

”
其次是给予了张国焘最大限度的忍耐和尊重。

俄界会议上，《对张国焘的错误的决定》在
毛泽东的授意下，仅是发到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向全党、全军印发。

这些都说明了毛泽
东对待张国焘以及党员干部的关心、苦心、耐心。

对犯了重大错误的红军高级干部，毛泽东没
有抛弃，也不是将其“一棍子打死”，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教育挽救。

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反
复强调对张国焘要尊重、要耐心，针对其错误行径，毛泽东以一个成熟政治家的眼光从大局出发，在当时的非常情境下为尽量争取张国焘，尽量维护张国焘作为红军总政委的重要地位，尽
最大努力将红军的损失降到最低，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张国焘后来投靠国民党后，毛泽东也同
意了张国焘当时已经怀孕7个月的妻子杨子烈离开陕北的请求，让他们夫妻团聚了。

毛泽东以
一位革命家的极大的宽广胸怀，为了争取张国焘回心转意，可以说是真正地做到了有情有义、
仁至义尽。

最后是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巧妙结合。

俄界会议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了“红军北上”
这一基本方针不动摇的原则，面对张国焘之前以强硬态度向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提出的一些无
关乎这一原则的具体事宜或人事安排，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中皆做到了灵活掌握，并做出了一定
范围内的适当让步。

毛泽东把坚持错误、不知悔改的张国焘和他的个别追随者与四方面军中受
到蒙蔽的广大指战员区别开来，重在分析错误，不急于做组织处理，既照顾到了四方面军广大
指战员的情绪，也给张国焘后来的带兵回归打下了政治基础。

面对张国焘的分裂图谋，在俄界
会议中，毛泽东表现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政治智慧，展现出了一位伟大革命领袖的深谋远虑
和长远眼光。

可以说，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中正确处理与张国焘的斗争问题，为我党今后如何处
理党内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模范作用。

二、坚持北上不动摇，有理有据稳人心
面对张国焘抗拒中央命令，拒不实行北上，竟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只好
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一时间，各路指战员议论纷纷，部分北上的红军将士在张国焘的歪
曲和蛊惑下，对北上的前景充满了疑惑、茫然甚至动摇。

面对单独北上后一、三军团在人数和
战斗力上的劣势，为了稳定人心、稳定军心，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讲：“中央应
继续坚持北上的方针，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
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
严重损失。

但是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经过游击战争，大规模地打过去。

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陕甘。

”另外，为了
进一步坚定北上方针，毛泽东有理有据、详实具体地指出了南下的错误：1．南下地形复杂，尽是草地、雪山和老林；2．南下是少数民族地区，且人口稀少，粮食匮乏；3．敌人在南下路上
的堡垒线已经构筑完成，我们无法突破，红军南下只能退到西藏、西康等地，无法到达四川。

最后，毛泽东总结道：“红军南下只有减员，没有补充；只有白白牺牲、挨冻挨饿，对革命没
有一点儿利益；南下是绝路。

”为在第一时间把俄界会议精神和中央北上的坚定决心传达至各
位将士：为稳定部队的情绪，激励部队北上并纠正在部分同志中不断出现的错误倾向和疑惑，
俄界会议后的次日清晨，部队在俄界村附近的一片森林里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亲自
给部队做了思想动员和宣传工作。

会上，毛泽东向红军各指战员说明了中央果断北上的战略用
意和迅速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迫切性。

面对北上红军的广大指战员，毛泽东深情地说：“同志们，从表面上看，我们队伍的人数是少了些；但从质量上看，我们的队伍锻炼得却更加坚强了。

今后，我们一定能‘以一当十’，而且一定能够起到‘以一当几十’的作用。

只要我们团结一
致，又有正确的领导，我相信，依靠游击战争，是完全可以达到目的并战胜敌人的。

”讲话的
最后，毛泽东号召：“同志们！我们应紧密地团结起来，向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和红军目前的种
种困难作斗争。

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面对率领红军一、三军团北上途中将要遇到的艰难险阻，毛泽东铿锵有力的讲话和有理有
据的分析，感染和感动了身边的每一位干部、每一个战士，使整个北上队伍充满了胜利的信念。

迅速提升了原本情绪低落、对革命前途产生怀疑的红军指战员的斗志，及时消除了部分指战员
因北上之前张国焘与中央闹分裂而产生的忐忑与不安。

在紧要关头，及时稳定了党心、军心、
人心，鼓舞了部队全体将士北上开辟新的根据地的信心和勇气，使整个北上的工农红军陕甘支
队坚信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他们前进的脚步，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党和红军所为之奋
斗的伟大的正义事业的成功，坚信这项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

三、敏锐洞察做判断，精确预言显神奇
面对张国焘的率军南下，与中央分裂，俄界会议上，毛泽东经过认真分析和思考后，曾有
过这样的预言：“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目的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是不可能得逞的。

我们
完全可以预料，他们将来一定会回来的。

我们为他们的先遣队，为他们回来开路，为他们将来
北上扫清道路。

”对此，张国焘同样也有一段所谓的“预言”。

他在1935年9月12日22时，俄界会议的当天给中央的回电中称：“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

一、三军团一
定不能北出，一定会被消灭、被。

葬送’。

孤军北上，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

”历史
和时间最终证明了谁对谁错，事实正如毛泽东所精确预料的那样，张国焘南下是绝路。

从1935
年7月到1936年3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红四方面军由当初南下时的45个团（约83000
多人）锐减到28个团（约40000人），张国焘当初南下四川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彻底地失败了。

而此时，毛泽东已率领跟随其北上的红军队伍在陕北落了脚，建立了根据地。

一方面军北上后所取得的胜利使众多南下失败的四方面军将士逐渐觉醒，认识到只有北上
才是正确的。

距离俄界会议召开的近一年时间后，正如当初毛泽东所料，张国焘终于同意回来了。

据时任红三十三军军长的王维舟同志回忆：“1936年冬，我们到达陕北之山城堡，敌人仍
然跟踪追击。

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剩余部队会合后，即在山城堡夹击敌军，歼敌一个师和两个旅。

我们当即去保安见毛主席。

经历了一段艰苦曲折的道路，终于回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全体同志无不欢欣鼓舞，心情激动，从此脱离了张国焘的压迫与羁绊，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
毛泽东精准的政治预见力不仅表现于此，他在俄界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曾指出：“张
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

”毛泽东这
样讲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根有据。

据不少老同志回忆，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一贯采用军阀
的作风和家长制的方式，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来管理和指挥部队，纵容干部随意打骂士兵和下属（事实上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政治委员的作用在红四方面军中没有足够凸显出来，因而与
一方面军相比较，四方面军的“党性意识”明显较差。

红军的“党指挥枪”、“部队民主”和“官兵一致”等根本原则在四方面军中基本上没有体现，反而是“枪指挥党”、“官大兵小”
和“一言堂、家长制”明显占据了上风。

更为严重的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除了奉行打骂制度，竟然默许和纵容军中将领们因个人喜好而随便开枪杀人。

以上种种歪风劣迹，使张国焘逐
渐偏离了一名共产党员、一位红军领导人应有的方向，更加唯我独尊、独断专行、不可一世。

红四方面军这支党的军队在张国焘眼里俨然成为了可供自己随意调遣的私人武装。

张国焘在1936年到达陕北后，交出了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权。

之前呼风唤雨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巨大的落差使得张国焘难以面对现实，眼看自己重掌帅印无望，一向心高气傲、自
封为王，不接受批评，听不进劝告的张国焘一再地无视党的劝说和挽救，果然如毛泽东曾在俄
界会议上所预料的那样，竟于1938年4月从陕北假借祭拜黄帝之名私自跑到武汉，并最终叛变革命，投靠了国民党。

这些都反映出毛泽东比一般人高出许多的异常敏锐的洞察力和政治远见。

四、整编队伍提斗志，首战告捷见光明
面对张国焘的分裂破坏和煽动蛊惑，右路军中一些原隶属于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和一方面军中一些追随“张总政委”的人“响应”了张国焘南下的号召而没有随毛泽东北上，造成了北上红军中部队建制不完整，个别团、连人员流失严重。

人数、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等参差不齐，无法高效统一指挥和管理，这样下去，战斗力势必将受到影响。

为进一步提高现存队伍的综合作战能力，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专门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建议》，决定对部队进行必要的缩编整合。

会议决定：“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成立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由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组成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整编工作。

”经过改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面貌焕然一新，人员和装备经过缜密调整，队伍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与改编前相比，部队的作战能力和管理能力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

部队官兵士气高昂，几天之后的腊子口战斗，即证明了经过整编后的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巨大的作战力量。

1935年9月，蒋介石接到电报，得知红军在长征中已经突破了国民党胡宗南设在包座的防线。

为扼制住北上红军，蒋介石命令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扼守住天险腊子口，妄图利用腊子口的险要地势和国民党军队的火力优势将北上红军合围并消灭。

毛泽东果断出手，决定拿下腊子口。

9月17日，经过了一夜的激烈战斗，红一军团二师四团胜利攻克了腊子口，为红军继续北上扫平了道路。

这是毛泽东率领北上红军进入甘南，在此召开俄界会议并对部队进行整编后打的第一仗，也是军事史上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的著名战斗。

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占哈达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阻止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

回顾历史，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中确立的“突破封锁，北上建立抗日根据地，以不断壮大自己，提升战斗力”的战略构想是正确的。

俄界会议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长河中一朵安静却又散发着无限光辉的浪花，照耀并一直激励着后人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