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造像记》的文学价值

《洛阳造像记》的文学价值
作者：贺玉萍
来源：《中州学刊》2010年第04期
摘要:《洛阳造像记》在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和史学价值,同时也是佛学、史学、地学研究的珍贵资料。

它创新了石窟文体模式,成为元魏石窟文的新模范;体现了地记文之过渡特征,开启了时代地记文学之先声;开创了《洛阳伽蓝记》文法结构之先河。

关键词:洛阳造像记;文学价值;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4—0214—03
石窟碑记向来无题,学界惯例据内容名之。

水泉石窟洞窟主昙覆所作的摩崖碑记,是目前唯一记载北魏洛阳地区造像情况的文记。

虽粗具大概,然内容丰富,堪称《洛阳造像记》①,故名之。

因漫漶和泥石覆盖,世人一直难窥全貌,此前较为完整的注录仅432字。

笔者对照原碑、拓片,明确辨认出537字。

为其有极高的文献与文学价值,因录之:
洛州阿育王寺造铜像三区各长三尺金度色并佛辇舆造石窟一区中置一万佛造一千五百龙华像一区/□州钵侯山西北大狂水南谷三里造五千佛堂一区当皆城东北四里造一千五百龙华像一区/梁州项城东北三里造万佛三区浮图一区延酥堆上千佛天宫一区/新城山伊水西小水南等二里造千佛天宫一区小水北二里在黑山中造五百华胜佛一区/□州山西□头五里田侯谷中造一千五百龙华像陆浑川长城西小水北谷一里造千佛天宫一区/造一千五百龙华像一区七里涧造一千五百龙华像一区造十六王子行像十六区五县内/合大小像三万八千一十六区佛经一千卷/大魏太和十三年比丘昙覆为□□并□□庙三界五道受苦者因此之福愿令普同受乐/昙覆姓赵字得覆荆州南阳人□赵灵王之苗胄焉其太曾始祖宝庙神区龙云自荫于是连和重叠封袭数人百官诸方南阳/□□□当皆□□□□城□□□四海遏曚尘之心天下未大明之世九世□乃移光旧乡冠带河洛遭皇运徙居爵伦更迭/□□□□□南阳□□□□□□野蒙泽日月去流促世晏驾道俗向太山以□哀人神□间王而问道师□□□□□□政/□□□□□□□□□□□□□□□玄崇意远抱不世之志回翔宽雅怀山海之心慧识空鉴智周有趣伴雨女□□□于初/□□□□□□□□□□□□□□□渡大海之期禅意入微道场何必为远哉自脱影余高回凌金粟六路
□□□□□迷荒/□□□□□□□□□□□□□□□题和刊迹金石书声将何以泛清水以澄玄门极渥□□□□□□□□□荼叹矣法师/□□□□□□□□□□□□□□□□归山自静于京南太谷之北面私力崇营□□□□□□为皇帝陛下皇太后敬造石/□□□□□□□□□□□□□□□□落辉显霁隆焉谋□道之启开终修焉见□□□洞主于今日一虑登微
远鉴道迩■况先王奋六区乾坤之主理宜中统今□□□□□□□将登九位驭天世□灵云■书□□仓生灵地之乐载□□□□□依三世位袭影昇若乃叹天子■日恭迎佛故开□□□□刊□。

《洛阳造像记》文体有变,写法新奇,为元魏朝罕有之作。

体现在:
一、自铸元魏石窟文的新模范
西晋后,北朝文学一直沉寂,至孝文帝迁都洛阳才显露复苏迹象。

曹道衡、沈玉成认为:“北方文学的正式兴起始于魏孝文帝元宏即位以后。

”②长期以来,大多数研究者从传统文学观念出发,对元魏文学评价不高,特别是对彼时新文学形式的佛教石窟文未予应有的重视。

实际上,元魏石窟文的写作群体、作品数量、文学成就远胜当时传统诗文和流行的政体文,称得上是时代文学的主体,《洛阳造像记》就是这时代新文学的代表之作。

1.石窟文文笔简约,篇幅大多不长。

目前我们所收集到的200余篇北朝石窟文,较长的也不过300字左右。

比如著名的龙门石窟古阳洞《魏灵藏造像记》239字,《杨大眼造像记》250字;西沃石窟一号窟《王进达造像记》371字;虎头寺石窟《程伯起造像记》有354字。

这主要是因为石窟文由发愿题记发展而来,专供礼拜之用。

主题的规定性与情感的单一性大大限制了篇幅的展开,加上北魏盛行重实用、尚贞刚的文风,受其影响石窟文也着意追求洗练、质实。

另外,在石窟内刻字远非在石碑上刻字可比,造像是石窟的主体,石窟文是造像的附属,所以它的位置多安排在造像布局之余,长篇文章显然不合乎实际要求。

况且石窟大多处于深山峭壁之中,建造成本十分高昂。

这些因素促使石窟文短小精悍。

《洛阳造像记》约800多字,为现存北魏石窟文篇幅之首,凭此一点,在元魏朝石窟文和文学中就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2.碑记是兼用铭文和墓志行文规范在石碑上记录人物生平事迹、重要事情的文体。

石窟文既有碑记的特点,又有颂佛、建功德的作用,在行文格式上也有较大的变化。

碑记之“时代郡望、人物事迹、赞颂评价、发愿理想”的行文结构,在石窟文中变为“造像时间、造像人、造像内容、发愿目的”的结构顺序。

《洛阳造像记》又对石窟文的行文规范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昙覆灵活运用了铭文、传记、政体文等写作技巧,把自我的生活经历融合在石窟文之中,使得文章表达能力大大提高,意象大为拓展,显得摇曳多姿。

比如:“昙覆,姓赵,字得覆。

荆州南阳人。

□赵灵王之苗胄焉。

其太曾始祖,宝庙神区,龙云自荫,于是连和重叠,封袭数人,百官诸方。

”是典型的人物志传写法。

“玄崇意远,抱不世之志;回翔宽雅,怀山海之心。

题和刊迹金石书声,将何以泛清水以澄。

”是典型的铭文写法。

“归山自静于京南太谷之北面,私力崇营,□□□□□□为皇帝陛下,皇太后敬造石窟。

”则为造像题记语言。

“况先王奋六区乾坤之主,理宜中统,今□□□□□□□将登九位驭天,世□灵云。

”为政论文的表现特点。

可以看出,它综合了元魏时期各种实用文要素,打破了石窟文
的一般模式,形成了一种记述、志人与抒情、议论兼有的新的行文规范,对后世石窟文产生较大影响。

3.佛教认为实现大极乐的方式都是以个体修炼为前提的。

个体修炼是形而上的精神皈依,开窟造像是形而下的现实具体,现实具体的一切“功德”均需通过个体意识的物化来实现。

这样,世俗化的礼佛活动就要通过开窟造像的具体行为和石窟文的精神诵祷来表现。

从宗教理性层面上看,石窟文具有把现实与未来联系起来的功能,具有把眼前的行动转化为未来巨大价值的魔力,从而化解昔日辉煌、现实不堪、未来无望之间多种断裂的矛盾,进而调整佛教与世俗、精神与实我、现世与来世、表层与深层,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实现理性逻辑与情感逻辑的平衡。

这种宗教理性和思维方式传导在石窟文上,便表现为群体意识强烈而个体意识淡漠的特点,表现为专求利己而忘社会的焦虑情绪。

《洛阳造像记》则跳出石窟文思想单薄的窠臼,其涉世与忘尘思想交织为极为复杂的时代情怀。

它不仅有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宗教情绪与宗教理想,比如“渡大海之期,禅意入微,道场何必为远哉?”更难能可贵的是,它的情感的重点不完全在于宗教情绪的抒发,而在于昙覆自我感时伤世的情感宣泄。

“遭皇运徙居,爵伦更迭”,“日月去流,促世晏驾”,体现一种强烈、外露的士人式的焦虑。

我们知道,元魏石窟文乃至元魏文学有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自西晋以来,无尽杀伐纷争和空前劫难并没有在文学作品中得到明显的反映。

作为时代思想代表者的士人,似乎在这场劫难面前突然失声。

我们很难从元魏诗文中找到士人惯常有的悲时悼世的情感,他们似乎对经历的苦难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了。

“对于这种骇人听闻的战争和杀戮,郦道元除了照录事实外,却一言不发。

”③这既是北魏特殊的政策所致,也与政论体文章占绝对主导地位有关,更主要是佛教思想极度发达的结果。

所以说,《洛阳造像记》能以超远的视觉,感时悯世的情怀,表现出士人鲜明的个体情感,这在以修来世、苦人生为主题的石窟文中,简直如惊鸿一现,给人带来全新的感觉,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二、体现了地记文之过渡特征
魏晋时期兴起的山水文学是士人阶层在玄学“自然”思想影响下,把目光从审视自我投向审视山水的产物。

所谓的“‘山水方滋’,不仅见于诗歌,而且见于文笔”④。

就是他们以期从自然山水中寻求人生真谛的努力。

这种思潮也对当时舆地文章产生了一定影响。

地记文章开始“萌发于地理著作当中”⑤,逐渐发展起来。

但与山水文学相比,魏末、北齐地记文,描写的重点在于地理的新发现,它所记载的地物风貌、人物风情更加丰富,文章的主旨由自我转向自然,个人的情感因素大大压缩,成为穿插、附缀的成分出现在文章中。

1.元魏洛阳时期,社会的安定使人们的视野更为开阔。

崇尚自然的民族特旨、豪放旷达的地域习风,极度狂热的宗教情绪,以及质实贞刚的时代文风,对生活在那时的士人影响极深。

郦道元、杨衒之皆是魏人,他们的地记之作,无疑也深受当时文风和审美情趣的浸淫。

因此,地记之文形成了明快自然、简洁练达的风格,擅长在不动声色之中传达平实深沉之意。

《水经注》是地记之文的巅峰之作,其行文结构和叙事风格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以游踪为线索,记述山川地理、描物状事;二是以物娱情,抒发议论。

我们将《洛阳造像记》与之比较,二者在文章结构、行文风格上极为相近。

《洛阳造像记》开篇以地记表述的手法,按照河流走向,叙述了洛水、伊水流域的城郭方位和佛教造像,使人们的视野由寺院、城郭转向山水,把佛教造像与山水结合在一起,把佛典掌故、寺院故事与地理空间融合在一起,条理十分清晰。

其次,在勾勒北魏洛阳石窟造像盛景时,作者运用平实、简洁的语言,把深深的感喟之情寓于记述之中,表达了一种顿脱尘世的强烈情感和“归山自静”的山水意识,从而取得言近旨远的效果。

2.后人评价《水经注》“以散文为主,用以叙事。

写情则间以骈体,以求工丽”⑥。

其骈散结合的写法为后世所称赞。

这种语言特点早在《洛阳造像记》中就有充分的表现。

《洛阳造像记》开头关于造像记载和昙覆身世用的是散文语言,后半部分议论和抒情中则多用骈语。

骈语的使用,偶对工整,藻绘相饰,文采繁富。

比如“玄崇意远,抱不世之志;回翔宽雅,怀山海之心”、“禅意入微,道场何必为远哉?自脱影余,高回凌金粟六路”,繁富色彩十分浓重。

这些特点,与北魏“咸能综采繁缛,兴属清华”⑦的文风是一致的。

与《水经注》相比,《洛阳造像记》语言注重表层意象描写而不留心于遣词的准确与细致入微;感情抒发上夸饰过分而缺乏修衷合度、切中肯綮,整体使人感觉缺乏一种清丽之气,体现了先期元魏地记文粗糙、欠考究的特点。

3.舆地之学是史学重要方面。

《史记》就有记述河渠的内容,班固《汉书》首创《地理志》,使舆地文有了较大进展。

然而陈寿《三国志》未把舆地内容单独列传,至《水经注》一出,“记叙确凿,文字优美,成为地理书的绝唱”⑧。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自魏晋至北魏末年,一直未见值得称道的地记之作,《水经注》所达到的高度让人感觉来得有些突兀。

“《水经注》一书成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但它是郦道元后期之作,却是没有疑问的。

”⑨《洛阳造像记》当作于熙平二年,早于《水经注》。

这样,恰好补上了《三国志》到《水经注》之间重要的一环。

三、开《洛阳伽蓝记》文法结构之先
北魏迁洛,大兴佛教,建寺开窟,绝胜诸朝。

《洛阳伽蓝记》以记述北魏洛阳城内佛寺为主,兼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地理等,叙事状物委曲周详,在史学和文学史上,被置于极高地位,后世誉其为“妙笔葩芬,奇思清峙”⑩,称杨衒之有“良史”(11)之才。

这些评价,诚不为过。

《洛阳造像记》记述洛阳城外周边五县开窟造像的情况,涉及了造像题材、洞窟地理位置、造像数量等,对当时的政治、风俗、地理等内容,以及社会各个阶层普遍信奉佛教情况,也有一定的体现。

二者,一写城内寺院,一写城外石窟,同为记述佛教盛景之作,可谓北魏文化研究的“双璧”。

试比较其结构:
《洛阳伽蓝记》结构精妙。

唐代刘知几就注意到它体例的完善,称其该博叙伦、除烦毕载,“定彼榛楉,列为子注”(1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曰:“以城内及四门之外,分叙五篇。

叙次之后先,以东面三门、南面三门、北面三门,各置其新旧之名,以提纲领,体例绝为明晰。

”(13)
《洛阳造像记》开篇先分别介绍洛阳周边梁州项城、郏州、新城、当皆城、陆浑等五县各类具有特色的造像后,以“五县内,合大小像三万八千一十六区”语,进行总揽。

然后,按照洛水、伊水、大狂水、小水、陆浑川、七里涧等地理顺序,分别介绍洛州、梁州、郏州等地造像,其中涉及了候谷、钵侯山、延莳堆、黑山、新城山,陆浑川长城等具体位置,文脉十分清楚。

《洛阳伽蓝记》以“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为总揽,按照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地理方位分卷,交代洛阳城内各个寺院,然后分条目一一介绍。

其体例、条目之分法与《洛阳造像记》完全一样。

从内容上看,《洛阳伽蓝记》与《洛阳造像记》均可分为记物的“志”和表达作者情感的“述”两部分。

志状物,述言情。

《洛阳伽蓝记》“述”说:“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

……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

”(14)充满了悲悼情绪,并交代著书的目的是:“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

”《洛阳造像记》的“述”云:“遭皇运徙居,爵伦更迭……日月去流,促世晏驾。

道俗向太山以□哀,人神□间王而问道。

”流露出极度失望、无奈情绪,并说明造像刻碑的目的是:“为皇帝陛下,皇太后敬造。

”可见二者手法一致。

所不同的是,《洛阳伽蓝记》先“述”后“志”,《洛阳造像记》先“志”后“述”。

《洛阳伽蓝记》成于东魏武定五年,晚于《洛阳造像记》四十年左右。

水泉石窟地处洛阳城东南要隘大谷关下,这里曾是商旅要道,杨衒之是否见过昙覆的《洛阳造像记》,也未可知。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洛阳伽蓝记》备受推崇的“以提纲领,体例绝为明晰”的文法与结构,应是《洛阳造像记》创造的,至少是昙覆率先使用。

综上所述可知,《洛阳造像记》在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作用,同时也是佛学、史学、地学研究珍贵的史料。

注释
①贺玉萍:《洛阳水泉石窟摩崖碑刻的新发现》,《光明日报》2009年3月31日。

②⑤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349、366页。

③⑨陈桥驿:《郦道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6、39页。

④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2页。

⑥骆玉明、张宗原:《南北朝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6页。

⑦李延寿:《二十五史•北史》卷八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97页。

⑧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第286页。

⑩(14)范详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60、1—2页。

(11)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87页。

(12)刘知几撰、张振珮笺注:《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7页。

(13)《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中华书局,1981年,第619页。

责任编辑: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