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荆湘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及其原因

第35卷第4期
2017年8月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Vol. 35 No. 4 Aug. 2017
【史海钩沉】DOI:10.15926/ki.hkdsk.2017.04.004东晋荆湘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及其原因
程刚
(玉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玉林537000)
摘要：西晋末至东晋亡，湘州曾两次建置，所统郡县多割自于荆州。

随后，又两次废省，所辖郡县亦皆归 属荆州。

究其原因在于，当荆州方镇过于强盛时，中央政府必然对其猜忌，必欲分割之。

反之，荆州方镇
意图独立于中央政府时，则必省并湘州，增强自身实力，期图和建康相抗衡。

换言之，不同历史时期，中
央和方镇之间的实力会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

因此，双方皆欲通过改变长江中游的政治地理格局，以谋
求各自的政治利益。

关键词：东晋；政治地理；湘州；荆州
中图分类号:K237.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 -3910(2017)04 -0023 -05
一、问题的提出
学界于东晋荆、湘二州沿革，分歧在晋怀帝永 嘉元年(公元307年）湘州的统郡情况®。

其中当 以《晋书•怀帝纪》《宋书•州郡志》所载和陈健 梅的观点为是，即湘州时统辖长沙、衡阳、湘东、邵 陵、零陵、营阳、建昌、桂阳等八郡。

下文拟再补充 几条史料，以证永嘉元年临贺、始兴、始安三郡实 属广州。

《晋书•谯刚王逊附子闵王承传》载: “（晋元帝下诏曰：）‘今以（司马）承监湘州诸军 事、……湘州刺史。

’……（王）敦寻构难，……（司马承）于是与……建昌太守长沙王循……等共盟 誓，……零陵太守尹奉首同义谋，出军营阳。

于是 一州之内，皆同义举。

”又“或劝承南投陶侃，又云 可退据零（陵）桂（阳）从上述可知，建昌郡当时属湘州。

此外，零陵、桂阳二郡位于湘州 最南部，再往南则进入广州刺史陶侃所辖之境。

换言之，以地望推知，因临贺、始兴、始安三郡均在 零陵、桂阳二郡之南，当属广州。

此为一。

又《晋 书•王机传》载:“寻而陶侃为广州，到始兴，州人 皆谏不可轻进，侃不听。

及至州，诸郡皆已迎（王）机矣。

”[1]2625《晋书•陶侃传》曰：“（杜）弘遂与温 邵及交州秀才刘沈倶谋反。

或劝侃且住始兴，观 察形势。

侃不听，直至广州。

……邵惧而走，追获 于始兴。

”[1]m3故可知，第1条史料中“州人”当是 居住于广州始兴郡的当地士族阶层。

“及至州”中的“州”，据第2条史料中的“直至广州”，可知当 为广州城®。

又始兴郡时属广州，故陶侃可遣将卒 追获温邵于始兴。

此为二。

《晋书•陶侃传》：“先是，广州人背刺史郭讷，迎长沙人王机为刺
①有关永嘉元年湘州统郡的主要观点有:洪亮吉据《晋书•地理志》和《宋书•州郡志》以为营阳郡实为晋穆帝所置，永嘉元年，湘 州当领长沙、衡阳、湘东、邵陵、零陵、建昌、桂阳等七郡(参见《东晋疆域志》，收人《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3615页）。

钱
大昕认为《宋书•州郡志》所载晋怀帝永嘉元年，分荆州之长沙、衡阳、湘东、邵陵、零陵、营阳、建昌，江州之桂阳八郡立湘州。

而《晋书•
地理志》载:“湘州始置，凡九郡。

有始安、始兴、临贺，而无营阳、建昌，与此(按:指《宋书•州郡志》）不合。

考营阳郡晋志（按:指《晋书•
地理志》）以为穆帝立，此志（按:指《宋书•州郡志》）亦云江左分零陵立，则怀帝时不应有营阳矣。

”（参见《廿二史考异》，方诗铭、周殿杰
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05页)然钱氏虽指出《宋书•州郡志》与《晋书•地理志》对于晋怀帝永嘉元年湘州统郡情况有龃龉
之处，但仍未断明湘州统郡之实。

王鸣盛认同《晋书•地理志》所载:“怀帝分长沙、衡阳、湘东、零陵、邵陵、桂阳及广州之始安、始兴、临贺
九郡至湘州。

”并以为：“《晋书•怀帝纪》：‘永嘉元年八月，分荆州、江州八郡为湘州。

’……不及广州，偶遗之耳。

”（参见《十七史商榷》，
黄曙辉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然笔者认为王氏所论不知何据，而得出“偶遗之耳”的结论。

陈健梅《晋怀帝湘州统郡
考》引《宋书•州郡志》“湘州刺史”条、《晋书•孝怀帝纪》、《太平寰宇记补阙》“潭州”条及《舆地纪胜》“道州”条以为：“晋怀帝永嘉元年
所置湘州统郡，为《宋书•州郡志》及《晋书•孝怀纪》所记载的八郡。

”（载《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
晋南朝卷》以《晋书•地理志》“荆州”条、《宋书•州郡志》“湘州刺史”下“营阳太守”条与《廿二史考异》卷23为据，以为：“怀帝时不应有
营阳矣。

则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分荆州、扬州置湘州，领七郡。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45页）
②周一良认为州之治所，亦即称为州。

参见《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2页）。

收稿日期：2017 -03 -04
基金项目：玉林师范学院重点项目（2015YJZD07)，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ZJ012)
作者筒介：程刚（1971 —），男，河南信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 24•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5卷
史。

……会杜弘据临贺，因机乞降。

”[1]m3《晋 书•王机传》：“（王）机自以篡（广）州，惧为王敦 所讨，乃更求交州。

时杜锼余党杜弘奔临贺，送 金数千两与机，求讨桂林贼以自效力。

”[1]2M4据 上述史料可知，王机因入广州所属临贺郡，故心 不自安，乃主动请求去讨伐桂林贼®，以之讨好 王机。

此为二。

此外，关于度始兴、始安、临贺三郡属湘州的 确切时间，学界亦有分歧。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三国两晋南朝卷》以为西晋末年（公元317年后）至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已度广州临贺、始安、始兴三郡属湘州®。

陈健梅认为：“始安、始兴、临贺三郡均于宋文帝元嘉三十年自广州度属湘州。

”m然如上文所及，至司马承任湘州刺史及陶
侃为广州刺史时（公元320—325年），始安、始兴、临贺三郡均属广州，故《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当误。

又据《宋书•州郡志》，东晋成帝度始安、始兴、临贺三郡属荆州[3]1133_1135。

据推测，具体时间当在 咸和四年，今检《晋书•成帝纪》载，成帝咸和四年 二月，“以湘州并荆州”[1]174。

又陶侃时任荆州刺 史，为坐大荆州方镇实力（详见下文），亦当在省废 湘州时，将广州临贺、始兴、始安三郡割属荆州。

故陈氏观点亦误。

此后，荆湘二州又屡分屡合。

《宋书•州郡志》：“（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 年）复立（湘州）。

”[3]1129《晋书•安帝纪》亦曰：义 熙八年十二月，“分荆州十郡置湘州”[1]M。

十郡 当为长沙、衡阳、湘东、零陵、邵陵、营阳、桂阳、始 兴、临贺、始安郡。

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又 废省湘州[3]m9。

十郡当还属荆州。

西晋末至东晋 亡，湘州曾两置两省，又湘州所统郡县多析荆州 而置，故湘州置废与荆州沿革互成因果，其政治地 理因素颇值深思。

故兹就此问题论述如下。

不当 之处，请方家指正。

二、晋元帝时荆湘政治地理格局
永嘉元年，晋惠帝分荆州长沙、衡阳、湘东、邵 陵、零陵、建昌、营阳七郡和江州桂阳郡立湘州，治 临湘县®。

永嘉五年（公元312年），荀眺任湘州 刺史。

在参军冯素挑拨下，荀眺“欲尽诛流民”，从 而引发叛乱。

无奈之下，荀眺逃至广州，湘州遂为 杜锼所据[4]2762。

同年司马睿任甘卓为湘州刺史，意在夺取湘州。

后甘卓同陶侃等讨伐杜锼，“前后 数十战”。

最终，陶侃、应詹等人于建兴三年（公元 315年）进克长沙，湘州平[4]2819’2822，甘卓始得到任。

然就在甘卓到任的同时，东晋政府“进王敦 镇东大将军，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 事、江州刺史。

敦始自选置刺史以下，浸益骄横”。

[4]2822王敦“浸益骄横”之举，引起晋元帝的不 安。

如川胜义雄所说:“至319，……王敦对陶、周 等人不断加以利用，后又分别逐至广州、梁州（按：治所襄阳），或许是为了将长江中游的中枢荆州掌 握于自己手中，……但结果却招致了一种新的事 态，这就是使处于荆州的王敦自己反而受到来自 南北两面的压力。

……为了应付这一新局面，...他寄予最大期望的是建康政府，但建康政府相反却以为王敦的势力过于强大，正在酝酿 对其加以压制。

”[5]ia广梁二州的南北之势，后又 演变为湘（南面）梁（北面）二州压制王敦的政治 格局。

即司马睿遣甘卓赴任湘州刺史，实为牵制 王敦的政治措施®。

《晋书•甘卓传》：“甘卓字季 思，丹阳人，……曾祖宁，……祖述，仕吴为尚书。

父昌，太子太傅。

”[1]1862家世当为南方士族。

但甘 卓本无外援，其先投陈敏，后从纪瞻、周圮二人灭 陈敏。

司马睿渡江，甘卓遂忠心辅助之。

后“讨周 馥，征杜锼，屡经苦战，多所擒获”[1]18'为晋元帝
①关于桂林郡治所，一般学界以为在今广西柳州市或附近。

而鲁西奇认为：“汉晋南朝潭中县治所（亦为晋桂林郡治），传统说法一直定在今柳州市或附近;单华买地券之出,足证汉晋南朝潭中县（晋桂林郡治）当在今融安县城或其稍北处，而不当在今柳州市或其附近。

”《广西所处南朝买地券考释》，收人《历史环境与边疆—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7-16页）。

②《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以为西晋末年，当度广州临贺、始安、始兴三郡属湘州;咸和四年，割临贺、始安、始兴三郡属荆州。

③赵立新认为首任刺史“温畿出镇湘州，当为怀帝分张势力于州镇的表现之一”，以期与东海王司马越相抗衡。

参见《东西晋之间
的“分陕”—从司马越到司马眷的“分陕”》（台湾大学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6 -67页）。

笔者认为分立湘州即有安置流民之用意。

④冀朝鼎认为:“而那些中央政府权力不易达到的地区的官吏（或者自封的首领），就会利用王朝分裂的机会，独立地统治这些地区。

如果这些首领占据的地区，在经济上一旦有了能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力量，那么形成某种均势的客观物质条件也就存在了。

”（《中国
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而王敦欲独占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物质条件，以形成
与中央的均衡之势，其不臣之心已明。

晋元帝为阻止王敦坐大的趋势，遂有甘卓、周访二人的人事安排。

2017年第4期程刚：东晋荆湘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及其原因•
25•
所亲信。

湘州所处地理位置十分紧要，其地“南通 岭表，唇齿荆区”[6]。

《晋书•宗室传》亦曰：“湘 州南楚险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荆、交、广）之 会，是用武之国也。

”[1]UM然仅凭湘州一州之力，自然无法钳制坐拥荆、江二州的王敦，需要联合其 他地方势力，周访遂成为晋元帝考虑的最佳人选。

周访于建武元年，“以功迁梁州刺史”，屯襄阳。

太 兴二年(公元319年），晋元帝诏以周访为荆州刺 史，本欲弱王敦之势。

后因王敦“忌访威名，意难 之”，朝廷迫于无奈，仍任访为梁州刺史，访遂与王 敦嫌隙加深[4]285°’2869。

周访怀报复之心，“既在襄 阳，务农训卒，勤于采纳，守宰有缺则补，然后言 上”[1]1581。

周访原本就和王敦不睦，初王敦欲杀 陶侃，因顾忌周访，乃作罢。

此外，周访又曾得晋 元帝青睐之恩。

《晋书•周访传》载：“及元帝渡 江，……吏误收（周）访，访奋击收者，……而自归 于帝，帝不之罪。

寻以为扬烈将军，领兵一千二 百。

”[1]1579对于司马睿的宽容，周访必当许以报答 之。

后他执斩华轶，征杜锼，讨杜曾，擒第五猗，屡 立功勋。

总之，晋元帝有意利用甘卓、周访二人，形成南(湘州）、北（梁州）牵制，防御荆、江二州的 政治格局，以备王敦“不臣之心”。

毛汉光亦认为：“汝南安城周访，为当时大族，且善武事，参与平定 华轶、杜锼、杜曾，为中兴名将，亦为东晋初期制衡 王敦之力量。

其他如……湘州刺史甘卓、……皆 当时大族，与王敦相均衡。

”[7]观周访任梁州刺史 间，“（王）敦虽怀逆谋，故终（周）访之世未敢为 非”m1582_1582。

川胜义雄亦以为:“与周圮、陶侃一 样，南人周访也是被利用后即遭（王敦）抛弃。

这 以后，梁州（襄阳）与王敦处于一种敌对关系中。

”[5]163晋元帝利用湘、梁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并任相对于北方士族来说政治社会地位均处 于劣势的“江南土著势力”@中领袖人物周访、甘 卓二人为刺史，从而达到了牵制王敦的政治目的。

太兴三年（公元320年），周访卒于襄阳，晋元 帝遂改任甘卓为梁州刺史。

与此同时，他拒绝了 王敦欲以亲信吴兴豪强沈充为湘州刺史的要求，任宗室谯王司马承“监湘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湘 州刺史”[1]1104。

对于此，陈长琦以为：“（晋元帝）为了牵制世族，他试图做出安排，采取了一些措 施，包括用宗王出镇。

特别是加强对王敦的监视。

王敦任荆州刺史，手握重兵，势控上流，对晋王室 威胁最大。

王敦为了控制局势，曾表求用心腹沈 充为湘州刺史，以为羽翼。

晋元帝反其道而行之，派宗王司马承出镇，为南中郎将、监湘州诸军事、湘州刺史。

”[8]晋元帝分别以甘卓、司马承为梁、湘 二州刺史，显然是想继续维持前期从南、北两面对 荆、江形成牵制的政治地理格局。

晋元帝还特例 加授司马承监湘州诸军事之职，从而使其握有兵 权。

但湘州的政治经济实力无法与荆、江二州相 抗衡。

司马承也承认州小荒僻，“蜀寇之余，人物 凋尽”，难以抵御王敦之势力。

此时，司马承本想 联合襄阳甘卓、广州陶侃共同对付王敦。

惜甘卓 首尾相望、多疑少决、按兵不动，破坏了南、北共同 牵制王敦的格局。

最终，司马承被害，王敦据有湘 州，并进而攻入建康，彻底操纵了中央政权。

湘、梁一体的政治地理格局被打破后，甘卓也终为部 下所袭杀。

后王“敦以从事中郎周抚督沔北诸军 事，代卓镇沔中”[4]2W，占据了湘、梁二州。

综上述，晋元帝利用南面（湘州），并联合北面 (梁州）势力，对王敦荆、江二州形成南北牵制，改变 了长江中游的政治地理格局。

此种政治地理格局 在中央(建康)与地方州镇(荆州）间，即所谓“荆扬 之争”@中起到了一个有利于中央的政治格局。

这 种格局一直维持到司马承、甘卓二人被杀而止。

三、晋成帝时荆湘政治地理格局
太宁三年(公元325年），晋明帝任陶侃为都 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其意在于压制 琅邪王氏势力，并强化皇权[9]。

隔年，明帝卒，陶 侃不得预顾命之列，与庾亮矛盾既深。

《晋书•庾 亮传》曰：“（陶）侃……疑（庾）亮删除遗诏，并流 怨言。

亮惧。

于是出温峤于江州，修石头以备
①关于东晋初年梁州刺史所辖范围与襄阳地区政治地位及演变问题，可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1 -43页）、高峰《沔中督区与东晋政治》（《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6期）、程刚《东晋襄阳
地区军府的沿革及其各政治集团之关系—以侨义成郡为中心的考察》（《阅江学刊》，2014年第6期）。

②关于“江南土著势力”的概念，参见《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160 - 164页。

③关于此观点，可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1 -333页）、傳乐成《荆州与六朝政局》（收入《台湾学者 中国史研究论丛:政治与权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 -200页）、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版，第32 -45页）。

• 26•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5卷
之。

”[1]1918故在苏峻之乱时，陶侃借故迟迟不进，并多次胁以罢兵，曾曰：“仆便欲西归，更思良 算。

”然必须注意到的是，咸和四年，晋成帝
省湘州，度其统郡属荆州，同时割广州始兴、临贺、始安三郡属荆州，再次改变了长江中游的政治地 理格局。

究其原因:其一，由于陶侃长期据于荆州 方镇，意图合湘州于荆州，以加强对长江中游的控 制。

适逢苏峻之乱，卞敦时任湘州刺史，竟“拥兵 不下，又不给军粮”。

陶侃遂趁机奏免卞敦，并“请 槛车收付廷尉”[1]1874。

陶侃在苏峻起兵之初，亦 无积极之军事行动，此特借口耳，其意当欲据有湘 州。

《晋书•陶侃传》：“及陶侃都督八州，据上 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

”[1]1779然“潜有窥窬之 志”实为污蔑不实之词，赵翼曾为之鸣不平，并曰：《晋书》“传论亦谓其；‘潜有包藏之志，顾思折翼 之祥，悖矣！’是直谓其素有不臣之心，因一梦而不 敢也。

于（王）导则略其疵累而比之管、葛，于侃则 因其一梦而悬坐以无将之罪，岂非褒贬失当乎”[1°]。

余逊亦云：陶侃“折翼洒血之说，为出诸 庾亮辈所虚构，于史传无明征，诚未必尽合当时事 实”™。

然无疑，陶侃“据上流，握强兵”，当为史 实。

赵立新亦曰：“陶侃出镇上游可视为朝廷意志 的延伸，属于明帝集中权力于朝廷的措施之一。

但是，随着明帝去世、庾亮接掌朝廷，陶侃便渐由 朝廷的支持者趋向了对立面。

”[12]以至后来，还发 生了王导“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 患之，陶侃尝欲起兵废导”之事[1]1W14922。

此事也 表明陶侃欲凭长江中游之势，期图干预中央（建 康)政权。

其二，陶侃出镇荆州，其外部的政治格 局极其不利，北部、西面均面临敌对政权的军事压 力。

咸和三年(公元328年），石勒陷南阳郡，直指 荆州北方门户襄阳（按:侨雍州治所）。

西面的成 汉政权亦于此时侵扰荆州西陲之地。

《晋书•成 帝纪》：“（成汉）李雄将张龙寇涪陵，太守赵弼没 于贼。

”[1]171_172与此同时，石勒败刘曜于洛阳，获
之。

石虎降氐帅蒲洪于陇山。

至此，后赵已基本 上统一北方大部。

北方、西面政治格局的变化使 荆州面临的军事压力加大。

当初，陶侃曾以“荆州 接胡蜀二虏”为托辞，欲停止讨伐苏峻的军队，西 还荆州，然此托辞亦属实情。

其后并湘州于荆州，改变中游政治地理格局，以便集中二州的经济军 事力量，不仅利于抗击后赵、成汉之侵扰，还可在 适当的机会下反击之。

总之，在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下，荆州的陶侃 通过改变长江中游的政治地理格局，既可加强荆 州方镇实力，也能缓解来自胡、蜀双方的军事压 力。

因此，合湘州于荆州亦势在必行。

四、义熙时期（公元405418年）荆
湘政治地理格局
义熙八年，东晋再分荆州十郡立湘州，长江 中游政治地理格局又变。

析其因:其一，刘毅被诛 后，东晋“复以（司马）休之都督荆雍梁秦宁益六 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此 时，刘裕篡晋之迹已明。

韩延之曾在《报刘裕书》中言道:“刘裕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

而复欲诳国士，‘天地多不容’，在彼不在此矣。

”[1]mi韩氏直言揭发刘裕的反状，可谓道出了 实情。

急于登上帝位的刘裕，当然不愿司马休之 所在荆州方镇势力过大，威胁下游安全，进而阻碍 自己夺位的步伐，即割荆州置湘州。

司马休之本 为“宗室之重，又得江汉人心”，遭刘裕猜忌迫害[3]31，遂被迫举兵反叛。

雍州（按:治所襄阳）刺 史鲁宗之亦“常虑不为刘裕所容”，乃与司马休之 同时举兵。

据此，则更加印证了刘裕通过分荆立 湘，削弱荆州方镇，改变长江中游政治地理格局，正为防备司马休之此举。

其二，这一时期，东晋外 部政局较为稳定。

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刘裕 灭后燕，“齐地悉平”；同年，“刘裕破卢循于豫章”，刘道规击败姚兴、谯纵对荆州的侵扰；“刘藩 斩徐道覆于始兴”；义熙八年，刘裕又讨灭荆州的 刘毅;不久，益州刺史朱龄石“帅师伐蜀”[1]26^263。

东晋外部敌对政权的军事威胁相对缓和，也为分 荆置湘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义熙十二年，东晋又并省湘州于荆州。

分析 其中的原因，当是刘裕此时已控制中央政权，篡晋 的时机已成熟。

此时，其弟刘道怜时任荆州刺史，外戚赵伦之又为雍州刺史。

刘裕已牢牢控制住了 长江中游。

况且“荆、雍即平，（刘裕）方谋外略”，可见刘裕在荆雍政局稳定后，已谋划平定关中、洛 阳。

而恰在此时，北方敌对政权也向着有利于东 晋的方向发展。

即后秦姚兴死后，其子姚泓兄弟 之间手足相残，刘裕遂意在举兵北伐[4]35在 北伐前期，刘裕省湘州并于荆州，即是为扩大荆州 在长江中游的经济、军事势力，以利于协助北伐行 动。

《宋书•武帝传》云：“（宋）武帝北伐，（雍州
2017年第4期程刚：东晋荆湘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及其原因•
27•
刺史赵）伦之遣顺阳太守傅弘之、扶风太守沈田子 出蜣柳，大破姚泓于蓝田。

”[4]1389毋须赘述，雍州 出兵北伐，必然得到了后方荆州经济、军事和人力 的支持。

综上所述，荆、湘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实受 所处地理形势与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响。

荆州方镇 过于强盛，必然引起中央政府的猜疑，中央政府必 欲分割之。

与之相反，荆州方镇意图独立于中央 政府时，必省并湘州，以增强自身实力，期图与建 康的中央政权相抗衡。

而东晋末年，刘裕以其弟 刘道怜出任荆州，始启以后刘宋政权多以皇子、宗 亲任荆州刺史之举[13]。

后萧梁末年，梁元帝萧绎 任荆州刺史时，即遇到了（南面）湘、（北面）雍二 州联合抗荆的政治地理格局。

梁元帝虽最终打破 此格局，并杀害了雍州刺史河东王萧誉，据有湘 州，从而解除了荆州南面的军事威胁，但由于雍州 刺史岳阳王萧詧投靠了西魏，终究使荆州失去北 方之门户，江陵政权随之即亡于西魏。

此亦说明 湘、雍政区的得失，实关乎荆州的存亡，当然对于 梁元帝来说这是后话了。

参考文献：
[1][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陈健梅.晋怀帝湘州统郡考[J].中国史研究,2008
(2) ：36,
[3][南朝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M].徐谷艽，李济沧，
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 [南朝齐]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2:287.
[7] 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
股份有限公司，1993:328.
[8 ]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
社，1992:80.
[9] 张国安.晋明帝末年统治集团内部的一次斗争[J].北
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4) :127 -128. [10] 赵翼.廿二史剳记校证[M].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
书局，1984:156.
[11] 余逊.南朝之北士地位[J].辅仁学志，1943,12(11):
51-53.
[12] 赵立新.东西晋之间的“分陕”—从司马越到司马
睿的“分陕”[D].台北:台湾大学,2000.
[13]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5：77.
Changes and Causes of Jingzhou and Xiangzhou5s
Political Geographical Structure
CHENG Gang
(Maxisrm School Yulin Normal University,537000, China)
Abstract：In the late of Western Jin Dynasty and the perdition of East Jin Dynasty,two set was carved up Jingzhou for Xiangzhou,two abolishment was returned Xiangzhou for Jingzhou.In turn,its on and off provoked the alteration of political geography position between Jingzhou and Xiangzhou.The reason lied in the fact that Jingzhou was so strong,that was bound to cause suspicion of the central govemmen and split.Conversely,it would abolish Xiangzhou to enhance Jingzhou，s power whe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In other words,owing to the different histortical periods,the actual strength change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the Fangzhen would engage both sides to chang political geography structure in the middle reach of Yangtze river, to seek their own political gain.
Key words：East Jin；political geography；Xiangzhou;Jingz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