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北京老北京的百年药铺

讲述北京老北京的百年药铺
曾经一部以同仁堂为原型讲述医药世家百年沉浮的电视剧《大宅门》，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中医药的热情。

如今，伴随着中医药在防病、治疗、养生领域的越来越多的使用，中医药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追捧。

从明代起，北京城就成为中医药的中心，那时药铺药店曾多达一百六十多家。

过去北京人习惯将卖中药的铺子称为“药铺”，卖西药的铺子称为“药店”。

很多中药铺行医者喜欢将自家药铺名号后加一个“堂”字，如，同仁堂、天益堂、永安堂等。

而一些规模稍大的药铺内还有中医大夫应诊，人称“坐堂先生”。

据说，这“坐堂”之称源自古代医圣张仲景。

相传汉献帝建安中期，张仲景任长沙太守。

那时，当地伤寒流行，百姓死亡者甚多。

张仲景为拯救百姓，常常是在公堂上边断官司边行医，忙里偷闲给穷苦百姓切脉开方，且分文不收。

他常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坐堂医生”四个字。

后来行医者为纪念和弘扬他的高尚医德，便效仿沿用“坐堂医生”的称呼。

在老北京数以百计的中药铺中，同仁堂、鹤年堂、千芝堂、万全堂并称为京城四大中药铺。

此外，在繁华的东四十字路口还有一家与同仁堂齐名的老药铺永安堂，它始创于明朝永乐年间，距今已有五百八十多年历史。

当年北京有“内永安、外同仁”之说，“外同仁”指前门外的同仁堂，“内永安”就是指当时位于内城东四牌楼的永安堂。

同仁堂开始供奉御药房用药，从此独办官药188年，确立了在中医药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西鹤年堂原坐落在宣武门外菜市口的鹤年堂，是一家明代开业的老药铺，据说老北京有这么句老话：“买成药，丸、散、膏、丹，到同仁堂；抓汤药，还是鹤年堂讲究。

”“汤药”
就是汤剂饮片。

老北京中药铺是个特殊行业，整个抓药过程程序严格，生客熟客一律拦在柜台以外，所以柜台又叫拦柜。

据说，这样做是防人多出错，让店内伙计远离嘈杂，能平心静气地抓药。

通常伙计收到药方，先粗看药方，如果缺少哪味药，他会立即告诉顾客，如不缺药他主动招呼顾客在柜台外椅子上等候。

此时，负责抓药的伙计将药方展平，并用镇尺压好，然后在柜台上铺好大大小小的包装纸，用戥子称好药后，并不急于包包儿，而是要请另一位师傅按药方依次核对，无误后点头应允方可包上。

药包的包装纸上印有店名、地址、经营内容等等。

因为药铺卖出的是攸关人命的治病药，因此中药行业中从古至今推崇“实与名副，财以道生”的理念。

不仅称量要讲究准星准钱儿，各种草药片剂也必须货真价实，即便是微利也要做到童叟无欺。

西医传入中国大约在明末清初。

在老北京，人们习惯将那些经营西药的店铺称为“药店”。

那时，经营西药的店铺不仅有码放整齐的药瓶药盒以及常用的纱布、橡皮膏、体温计等，有些药店甚至还有牙科用椅、手术器械等。

无论什么用途什么作用的药片，完全可以拆瓶零买。

而且药店大都开设有夜间售药的小窗口，无论春夏秋冬、子夜五更，只要敲开小窗，便可买到急需的药，十分方便。

在老北京，无论药铺还是药店，服务可谓是一丝不苟，热情周到。

通常店堂内不仅摆有长条木椅，还都讲究服务，备白开水，为南来北往的人们提供方便。

传说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金石古文字学家王懿荣患病，大夫开的处方中有味药叫“龙骨”。

家里人从鹤年堂将药抓回来后，王懿荣打开药包查看，无意中发现“龙骨”上刻着类似篆文的文字，他感觉到“龙骨”上的道道划划都有一定的规律，很像某种古文字，于
是派人去鹤年堂将这种“龙骨”全买了回来。

经仔细比对，终于断定这是古人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文字。

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这样在药铺被发现了。

如今人们的养生意识返璞归真，中药在今天的生活中又逐渐成为了人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是那些老字号慢慢的变化了最初的形式，以新的姿态迎合着日益变化的时代，希望百年老字号一直能延续着乐显扬第三子乐凤鸣，1702年在大栅栏路南开设同仁堂药铺时提出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著名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