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研究

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研究
张岚
【摘要】长久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人类社会面对的终级话题之一。

千
百年来人们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大多数都是围绕着国家与社会间的权力关系展开的。

本文通过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演变的探讨，对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For a long time, with the relationship topics in the human society. Most of people's political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has been one of the ultimate activities are all around the power between countr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the past thousands of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The article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put forward my own idea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期刊名称】《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2(013)006
【总页数】3页(P105-107)
【关键词】国家;社会;关系;全球化;合作
【作者】张岚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303
一、国家与社会概念的界定
“国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理解国家问题当本文对国家作如下描述：国家是制度实体，这种制度实体通过运用相关符号系统来解释其权威性，它代表并规范着各种社会利益与权力关系，通过合法性的政治权力来统治与管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成员，以维持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秩序。

社会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文所说的社会属于狭义的范畴，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的人类共同体。

在这个概念的支持下，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与国家之间呈现二元分离与对立的态势，但这种分离与对立只是理论上的，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双向互动。

二、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演进的历程
（一）前工业化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一元论”到“二元论”
1.古希腊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元论”思想。

在古希腊人的城邦生活中，现实中的国家与社会是融为一体的，这反映在理论上就是“一元论”思想。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便是社会，社会便是国家，国家是公民的国家，社会是国家的社会，二者是融为一体的；他明确提出了“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他只有通过参与城邦的各种活动，分享城邦的思想和观念才可能实现自己的本质。

这句话实际上高度概括了古代希腊人与政府以及社会与国家的最根本观念——国
家与社会是有机统一的，这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最原始的形态。

2.古罗马时期国家与社会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

古罗马是由一个小国寡民的城邦通过对外征服扩张而成的一个领土庞大的世界帝国。

古罗马的疆域在较短时期内急剧扩张所带来的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个人与国家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疏离，国家与社会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状态。

3.中世纪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二元论”思想的形成。

促使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
进一步分离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虽然在中世纪市民社会被神圣国家所吞没，但是中世纪社会观念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权力机构，只不过是众多社会机构中的一个而已，而且教会取得了相对于国家的独立，这就进一步推动社会与政治组织的分化；二是采邑关系的准契约观念构成了西方主体性权利观念的渊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根据权利与义务来界定社会；三是相对独立的自治市形成了标准的政治结构，这就使得君主的统治是在获得社会各阶层断断续续的、不确定的支持下展开的，由此就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纯粹的世俗二元论，从而将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勾连起来，同时并存。

（二）工业化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立性”与“同一性”并存
1.启蒙运动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本体论”。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
时期，启蒙运动思想家们试图借助自然状态的假说和社会契约论的构想，建立社会先于国家的观念，提出国家与社会的“社会本体论”。

启蒙思想家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国家与社会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组织，他们采用自然状态的假说，按照社会契约论所暗示的国家与社会的时间先后建构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分权制衡、法律至上；国家是人们自愿契约的结果，社会先于国家，高于国家，国家受社会的制约。

2.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国家本体论”。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想家们一反启蒙思想家社会先于并决定国家的理论，提出国家决定社会的国家本位主义的观点。

一是对市民社会的理性批判。

黑格尔承认社会的自治权利，国家必须尊重这一特殊利益，但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个人私立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1］，市民社会以私利活动为内容，受盲目导向和因果支配，与国家普遍利益相背离，这些只能通过国家的管理才能得以克服。

其二是对国家的褒扬。

黑格尔指出，由于社
会中非正义或不平等现象的大量存在，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自我削弱的趋势，出于保障与维护人民的普遍利益需要，那么它就必须诉诸一个外在的但却是最高的公共机构——国家，因此，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是必要且正当的。

3.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对立性”与“统一性”并存。

到了19世纪中叶，在
欧洲工人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以往政治思想家的理论成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提出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与“统一并存”的科学论断。

这一思想既看到了国家与社会对立性的一面，又看到了国家与社会同一性的一面。

首先，他认为国家是个历史现象，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社会。

其次，他强调国家对于社会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国家一经产生就成为一种外在于社会且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三）后工业化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多元化”理论体系形成
到了20世纪，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甚至“政府市场同时失灵”问题，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显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学者们通过运用现代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形成了多元化理论体系：一方面，形成“多元主义”和“回归国家学派”理论；另一方面，形成“公民社会理论”和“国家限度理论”介于上述两者之间，成为其补充。

多元主义过分强调社会对于国家的作用，社会成为纯粹的主动者，而国家成了纯粹的被动者。

与此相反的是，回归国家学派则以国家为中心，单纯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只把国家看作独立变项，国家成了纯粹的主动态，社会变成了纯粹的被动态。

公民社会理论追求的是建立高度自我表达、自我管理、自主和动员型的公民社会，它在控诉国家不适当干预社会生活的同时，承认国家处于主动态地位，并提出了公民社会的自我限制的问题。

国家限度理论是在以国家为核心来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过
程中，在强调在社会力量作用下国家作用受到限制的前提下，承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也就是强调国家作用的被动态意义。

三、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现状
在当代，随着社会发生了市场经济的日益扩张、公民社会的快速崛起、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等重大变化，各政治流派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淡化，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也相应做出了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将全球化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理论的精髓吸收纳入理论体系之中。

相对于传统强调“应然”、注重规范性建构的国家与社会关来说，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更加强调“实然”、更加注重现实性研究、更加突出政策的导向性。

具体表现为：首先，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开始倡导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

其次，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关注点由强调政府规模的大小向强调政府职能的强弱转移。

再次，以国家为中心与以社会为中心虽然在现代各政治流派思想日益趋同的形势下有些模糊，但仍然是理解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两条基线。

最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仍然是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变迁的现实动力。

这一理论现象再次深刻验证了这一客观道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永远是作为社会存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现实发展的再现和回应［2］。

四、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主权国家带来了这样的现实：经济和社会生活日益扩张，直指主权的领土性，甚至要削弱部分国家权力和功能，国家必须经行重构，以适应全球化的要求［3］。

虽然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干预的减少，但研究表明，全球化进程并没有使国家陷于被动之地，国家在这一进程中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全球化为社会力量的生长、社会领域的拓展、社会结构的转型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这意味着市民社会中的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能够同公共机构一样承担一定的公共管理职能，因而成为公共管理的主体［4］。

因此，全球化
时代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趋势是：首先，国家的公共职能无可替代。

建设长期项目、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推动科学和社会进步、确保良好的国际环境等，只有政府才能做到。

国家的这些功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会减弱，全球化甚至使社会对国家的这些需求更盛，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不可替代性。

其次，在治理模式中，政府虽然仍在整个社会起着其他组织无法代替的作用，但是政府不再是实施社会管理的唯一权力主体，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伦理不断发生根本性的变迁，社会自身的力量也在不断扩大，社会中的各种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组织、社区组织、公民自治组织等，它们将同政府共同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责任。

最后，社会监督政府的权力加强。

既然国家统治的基础是人民的同意，那么政府的权力就是由人民赋予，人民就有责任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

在民主国家，尽管在体制内建立了权力制衡机制，但是权力制约仍然做不到尽善尽美，而体制外部的“以社会监督制约权力”可以起到很好的补充和辅助的作用。

在全球化的时代下，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趋向于交融与整合，朝着分工、合作、监督、制衡的态势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全球化进程是国家与社会的双向建构，也就是说，全球化冲击了国家主权，但对国家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因此国家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全球化拓展了社会领域，但社会对国家的依赖一如既往，因此社会也要转型。

这就开启了国家与社会间的合作互补、相互依存、相互监督的双赢状态。

首先，社会治理的实现离不开国家，更离不开市民社会。

其次，通过社会群体的自发调节和国家机构的管理和协调来解决社会中各种组织之间的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市民社会的自发性。

最后，只有国家与社会实现现实生活中的互动与合作，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才可能实现，和谐社会才能够建成。

【相关文献】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09.
［2］庞金友.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57. ［3］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331.
［4］郁建兴，周俊.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