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的退却

大象的退却
上海博物馆有一个名为《酌彼金罍》的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展。

笔者认为最值得看的，还是那件精美的青铜象尊。

湖南醴陵青铜象尊
这件青铜象尊是1975年湖南醴陵县的一位农民在山上植树时挖出的。

象尊出土时呈碧绿色，器形小巧精致，造型生动写实，极富艺术感染力。

巴黎吉美博物馆馆藏象尊
早在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中就收录有一件模仿象的形态制作的青铜酒器，名之为象尊。

目前全世界最著名的象尊只有三件，一件在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是镇馆之宝，与湖南出土的这件在工艺及装饰风格上极其相似，几乎就是双胞胎。

还有一件现收藏于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馆藏象尊
在商周时，人们对于大象是非常熟悉的，大象还活跃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于很多北方的小孩儿来说，这个庞大又温顺的动
物，似乎只能在动物园见到。

也许很难想象，它们曾在北京乃至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广泛出没。

陕西宝鸡青铜博物馆馆藏象尊
提到大象，我们主要指的是非洲象与亚洲象两类。

亚洲象目前主要生存在南亚和东南亚，但在历史上，它在中国的北方，在黄河流域是广泛分布的。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人类活动的压力及气候变迁的原因，大象的分布范围一再后退，由黄河流域而长江流域，由江南而岭南，目前仅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有少量野生大象的踪迹。

西双版纳野生象
英国环境史教授伊懋可的大作——《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中国的环境变化的。

而我们通过考古就可以印证这样的退却。

亚洲象的种类繁多，大约有30种之多，以剑牙齿象为例，从甘肃的天水到河北的保定，从湖北的丹江口到四川的南充，都出土了大量的古象化石。

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曾发现多件象牙制品，无论是象牙匕还是象牙梳，都能说明古人与大象之间的关系。

60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人则喜欢把象牙做成筒和琮。

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自然必须从甲骨文谈起。

甲骨文里是有“象”字的，而且罗振玉等人认为，甲骨文里的“爲”字，从爪从象，意思便是古人役象以助劳，认为商人驯服大象在驯服牛马之前。

河南省简称“豫”，大家认为就是一幅人牵大象的象形画。

武丁卜辞有捕获野象的记载：“今夕甚雨，获象。

”卜辞中曾有一次狩猎获象10头的记载。

一次就捕获10头象，可见当时野象的数量是相当多的，而当时的中原地区还是热带、亚热带气候，水草茂盛，有象群生殖繁衍。

甲骨文金文小篆楷体
《吕氏春秋》记载，“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

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

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立三象”。

这表明，周代初期中原地区还有象，同时谈到了“商人服象”的事情。

“服象”就是驯服野象，商人服象用于运输、祭祀、表演与战争。

但到战国末年时，思想家韩非子却有了这样的议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

”所以，“想象”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很直接，也许就是当年老人们给孩子们讲自己曾经驯服大象时，孩子们根本无法将之与现实生活中的动物相对应，只能去“想象”了。

所以晚至战国后期，黄河一带的大象已经绝迹，“商人服象”已成传说。

在《诗经》里有过这样的句子：“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

”这说明，当时淮河流域还是有大象的，所以贡品才有象牙。

汉代时的《淮南子》中也提到，长江流域，“地宜稻，多兕象”，那时的南方不但有犀牛，还有大象。

金沙遗址
2001年时，在金沙遗址出土了千余根象牙，引起考古界的极大关注。

在史前遗址中，时常有象牙艺术品出土，却很少可以见到完整的、没有经过加工的象牙。

而金沙遗址，除了有象牙雕刻出土外，更多的是完整的象牙。

同样在另一个重要的遗址三星堆，也出土了完整的未加工的象牙百余根。

千余根象牙应当取自至少五百多头亚洲象，这足以组成一个庞大的象群，成都平原根本不产象的观点遭到了质疑。

其实在古人写的一些书中，成都平原也是有象生存过的，比如《山海经》说岷山地区，“其兽多犀象”。

而在《国语》中也有“巴浦之犀牦兕象，其可尽乎”的记载，巴浦，应该指的就是益州，成都地区。

大象繁殖缓慢，通常孕育一头幼崽需要一年零八个月。

因此，不太容易适应环境的变化。

森林的砍伐，大量的土地被开辟为耕地，当然还有人类对于大象的猎杀，对于象牙的偏好，都导致了大象的退守。

好在它们有能力迁徙，可以不断地从一个水草丰美森林蔽日的流域迁徙到另一个流域。

其实人与老虎等其他动物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大象是它们最有旗帜性的代表罢了。

作者介绍：杨雪，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