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保定城市商业变迁研究(1860—1928)

保定历史悠久，市场和商业形成很早。

元明清时期，作为首都北京的“南大门”，保定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城市商业日趋繁荣。

清初，保定成为直隶（河北）省会，作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商业得以进一步发展。

近代以来，随着保定政治地位的下降，城市发展的政治性动力随之减弱，但其作为冀中商贸中心的地位依然存在。

本文以1860—1928年的保定城市商业为例，对保定城市商业的近代转型进行个案研究。

1860年天津开埠，直隶双省会局面的形成对保定城市发展造成实质性影响，但因为北京在1928年以前一直是中央政府所在地，保定作为北京的“南大门”，这种“都南屏翰”的地位一直存在。

直至1928年国都南迁，保定在政治上失去对中央政权的依附性，城市的政治地位逐渐衰落，变为河北省的一个普通城市。

以1860年至1928年作为研究的时间段，既能体现保定作为传统行政中心城市的传统性，又能考察清末民初在从传统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的
变革性。

保定作为传统行政中心城市，与京津地区关系密切，考察近代保定城市商业发展变迁情况，在区域经济史中具有典型意义，对当前保定城市功能提升及京津冀城市发展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一、保定城市商业的近代转型
保定位于物产丰富的冀中平原中心地带，元明清时期，作为京师门户，保定市场繁荣，形成诸多颇具特色的商业区。

清康熙八年（1669）成为直隶省会后，保定城内驻军和官吏数目不断增加，促使城市购买力大幅提高，吸引许多商贩聚集，城中“厅宇以万计，食指以数十万，日且渐于靡，非大家儿而绔纨、而履丝，非都邑地而爨桂、而烹珍，邑所不产则贸于他国，以故操赢余竞刀锥者得聚族”[1]，商业十分繁荣。

至近代，保定百货云屯，成为冀中商贸中心，“客游于斯，就食于斯者，亦肩摩而趾错。

且维时商贾以无所扰，获利较丰，又辐辏而云集也”[1]。

保定城内有
近代保定城市商业变迁研究(1860—1928)
张静
【摘
要】1860-1928年保定城市商业开始近代化转型：新式商业初步发展，新的经营方式和营销手段出
现；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有所扩展，传统商业空间进一步拓展的同时，新式商业空间出现并得到发展；城市商业组织出现新的发展态势；商业呈现出新特点。

【关键词】保定；城市；商业；近代化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以来京津冀地区行政区划研究（1669-2015）”（HB16LS016）。

【作者简介】张静，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近现代城市史。

经济论坛Economic Forum
Mar.2021No.3
Gen.608
2021年3月第3期
总第608期
◆经济史◆
大小商户千余家，一般大中型商号都有自己的固定门市，以布线庄、粮行、杂货为最盛；其它则多以集市贸易的形式成交，主要经营棉花、布匹、日用百货、干鲜果品和土产杂货等，也有一些行商、摊贩走街串巷。

保定城市商业服务设施如邮电通讯、银行保险、交通运输等都比较完备。

城市普通消费包括满足市民衣、食、住、行等需要的日常生活消费，这类消费贯穿近代保定商业发展的始终。

此外，还有服务于官绅阶层的高档消费。

保定城市商业的近代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式商业初步发展。

晚清时期，洋布、西药等商品出现在主要销售农产品与手工业品的保定传统杂货店中，这类杂货店逐步发展成为洋广杂货店。

随着经营种类的不断增多，经销日用百货、工艺品、五金用品等的综合百货商店发展起来。

百货业成为保定近代形成的新式商业行业。

民国初年，随着城市百货业的发展，保定城内出现大型百货商场，主要有济善商场、天华市场、保阳第一楼等。

与沿街百货商店不同，商场作为一种多功能性的商业设施，往往占据几个街区，商场内除了开设各类商店外，还设有剧场、游乐场等娱乐设施。

商场这种新式商业综合体的出现促进了保定百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了城市商业繁荣。

第二，新的经营方式。

保定传统商业多为独资，经营权与所有权合一。

近代以来，保定新兴商业实体开始采用新的经营方式。

保定大型商场采用对外招商的方式进行经营管理，促进了商业经营理念、模式的转变。

此外，一些新兴商业实体则采用新式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

如1919年军阀王占元、孙锡五共同创立保定乾义面粉两合公司，按照出资额采取两合形式，王占元为无限责任股东，孙锡五为有限责任股东。

此后，保定乾义面粉两合公司改名为保定乾义面粉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公司章程，采用董事制度，实行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这充分调动了公司员工的积极性，促进了公司的发展。

第三，新的营销手段。

近代以来，随着西风东渐，刊登广告、促销、拍卖等经营手段被广泛使用。

保定很多沿街店铺都设立了广告牌对产品进行宣传，有些还利用报刊、书籍等宣传途径刊登广告，以提高商品知名度，招揽顾客。

针对民众认为机制粉味道不如石磨面好吃、不愿购买的情况，保定乾义面粉公司采用彩票促销等手段，推销其生产的机制粉。

公司声明“每袋面粉内装有彩票一张，头彩得一号面粉30袋，余彩递减，售足10万袋开彩一次，共计开彩两次”[2]，起到很好的效果，所生产的太极图牌机制粉销售额激增，在占领本地市场的同时，也畅销京、津等地区。

二、保定城市商业空间的变迁
作为传统行政中心城市，保定城内各级省、道、府、县以及其他行政衙署和军事机构多达四十多种，以直隶总督署为代表的省级衙署和著名庙宇大慈阁位于城市中心，其他官府行政区、居民住宅区、商业区混在一起，分布于城内及四郊。

近代以前，保定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商业街区，主要集中于西大街、城隍庙街、大慈阁及保定四关。

随着保定城市商业的近代转型，商业市场在空间分布上发生变化，传统商业空间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一些新式商业空间出现并得到发展。

第一，传统街状商业区的空间拓展。

保定城市主干道由东、西、南、北四街组成，四条干道连接四座城门。

四街作为城市最重要的街道，沿街分布了众多商铺，其中西大街最为繁盛，东大街、南大街次之，北大街则相对冷清。

清末，保定西门外（西关）修建火车站，距城约三里。

随着直隶总督袁世凯推行新式教育，保定于东关兴办众多新式学堂。

全国各地来保定读书的学生上下火车、进出保定城，必经东、西两街，这也带活了必经之路的商业。

保定西大街店铺林立，中华书局、直隶书局、商务印书馆等书店以及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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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店都设于此街，以满足学堂学生的日常需要。

东大街则汇集经营日用品的商号与手工作坊，其中商号多在显贵胡同以西，手工作坊则在撒珠胡同以东。

此外，大舞台、保定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也汇集于此。

民国初年，保定成为直系军阀曹锟的大本营后，大批军阀政客、士绅商贾集聚城内，为满足这些人的高消费需求，东、西两街修建了一批风格迥异、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饭店旅馆、银行钱庄、百货商店等一应俱全。

东、西两街成为寸土寸金的黄金宝地，“商店林立，鳞次栉比，其繁盛不亚于北京西城什锦坊街一带。

”[3]
第二，各类商贸市场的空间布局。

保定在清末已经出现市场功能区，商贸市场按其交易的不同类别，分散于保定城中及四个城门口（即四关），主要有“布市（税课司前）、谷市（四关）、鱼市（大慈阁后西街二道口）、果市（大慈阁后）、灰市（四关）、煤市（南关）、炭市（北关、西关）、骡马市（北街）、牛羊市（南关、北关）、芦草市（南关河下）、菜市（东关）、盐市（南关）、银市（西街、关帝庙街）、旧货市（城隍庙街）。

”[4]这些专业市场不仅服务于城中居民，也辐射到周围郊县，保定四关成为城乡商品交易的主要场所，是粮食、油料、牲畜等农副产品主要集散地。

城内市场主要分布在大慈阁、城隍庙等地。

大慈阁商贸市场为菜贩、鱼肉贩等萃集处，商贩有相对固定的位置，主要售卖新鲜蔬菜、海鲜及家禽等，肉铺、酱园、杂货店等各类摊铺也一应俱全，类似今天的农贸市场，是家庭主妇经常光顾的地方。

民国时期城隍庙街发展成店铺林立的著名商业区，各类批发早市、传统小吃、茶馆等数量众多。

此外，地方政府还根据实际需要在城内设立一些新兴市场。

如保定工巡总局在城内紫河套一带开办故物市场，凡旧货、估衣商都聚于此。

第三，城市中心商业区的发展。

明清之际，保定府总驿站养马之地称为“马号”，位于西大街南侧。

近代以来，“马号”逐渐发展成为保定中心商业区。

“马号”里“不仅有隆昌的绸缎、玉麟的布、凌云的帽子、亚力的袜子、有盛的百货、士宝斋的鞋、从头顶到脚下穿戴用品和日用百货，还有文德堂的传书、本立斋和正大山房的文具。

至于出售妇女常用的针线、梳篦、化装品摊铺则到处可见。

”[5]民国初年，“马号”商业区里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大型百货商场，著名的有济善商场、天华市场、保阳第一楼等。

保定的奢侈品商店也多设于此处，著名的如泰昌祥洋货店、公记洋行、盛南号等，所售货物中外参半，主要服务于城市的官绅阶层。

这里“不仅是保定市商业活动中心，也是冀中、京、津商人贸易交流之地”[6]。

第四，西关与南关经济带的繁荣。

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保定商业空间逐步突破城关范围，在便利的铁路与水陆交通线附近形成新的商业中心，保定西关与南关码头一带成为两个重要商业区。

清末京汉铁路开通，火车站在保定西关外，便利的交通线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商业区向城西扩展，西关一带新建许多商铺，以客货栈及转运公司为数最多。

保定水陆通道便利，自南关码头经大清河可直达天津，“冀中地区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多由保定经大清河水路和官马大道陆路转运他处”[7]，码头每日运货船多达二三百艘。

民国时期，保定南关建京汉铁路支线，南关成为水陆联运码头。

“保定附近所产甘薯、棉花由此运往天津，东南乡的布匹经此转京汉路运往西北”[6]，京、津、沪等地的工业品和进口商品在此下栈，河南、山西、河北等地的农副产品由保定加工后经此转天津出口，为进出口转运枢纽。

三、城市商业组织的近代转型
保定作为直隶省会，商贾云集，商人们为自身利益的需要，十分重视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故成立商业组织以维护共同的利益。

早期的商业组织主要有会馆和十三行。

各地商人活跃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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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了控制行情，维护自身势力，抵制竞争，陆续建立起以地域划分的会馆，外省会馆十余处，主要有“湖广会馆、三晋会馆、河南会馆、两江会馆、云贵会馆等”[8]，本省会馆则为南宫、冀州等六县组成的冀州会馆。

其中，三晋会馆控制保定整个钱粮行及典当业，冀州会馆操控布线业。

虽然会馆代表的是地方性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定的商业繁荣。

与会馆相比，行会组织在调节官商利益，维系城市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

保定行会是以行业来划分的，简称“十三行”，包括“钱粮行、杂货行、布线行、油漆行、估衣行、典当行、药材行、南货行、煤行、木行、酱园行、铁器行、干鲜行等”[8]。

十三行通过商业上的影响，与官府保持密切接触，并通过兴办新式教育，支持公益、慈善事业，逐渐扩大其在城市的影响力。

近代以来，保定的商业组织在整个社会制度转型的背景下，也开始出现变化。

保定商会成为推动保定商业近代化的新兴组织力量。

光绪三十三年（1907），“保定地方富绅樊榕、冉鹏飞、张国浚、程锡候等，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联系行会及会馆负责人共同发起，经过积极筹备，由300余家大中商户选出会董30人，组成保定商务总会董事会。

公推樊榕（天瑞诚木厂股东，举人出身、当过知县）为首任保定商务总会总理；冉鹏飞（云记帽庄经理，首任保定警察厅厅长）为协理；张国浚为坐办。

”[8]1907年5月15日，保定商
务总会经商务部批准正式成立，后又在直隶境内宣化、大名、唐山、高阳、定州、获鹿、辛集、南宫等地设立分会。

保定行会改组为同业公会，作为保定商会的基层组织。

为协助维护地方治安，保护企业财产，保定商会组建了“保定商团”。

作为民间武装团体，保定商团的成立反映了保定商人阶层力量的壮大。

保定商会的活动，主要是在官商之间和商民内部起中介作用，同时参与一些对外商业竞争活动。

此外，保定商会还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活动，在教育、社会救济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5年五卅惨案，保定商会都曾组织罢市、抵制日货等活动，对近代保定城市政治生活施加有益影响。

四、近代保定城市商业特点
城市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场所。

近代以前，保定城市经济结构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由于一些手工业和农产品长期受政府控制，城市商业发展受到限制。

保定城市商业在近代的转型，基本上是由政治和政府政策推动，商业发展虽对城市经济有促进作用，但商业经济动力相对不足，商业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以主要街区及寺庙为中心的商业布局。

近代以来，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保定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商业街区。

如保定“马号”一带出现的新式商场，这对加强城市商业功能，改变城市空间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商业行为渗透到传统节日与民间庙会中，与集市形成资源互补，增强了城市的经济功能。

保定城市庙宇周围形成固定市场，如大慈阁、城隍庙等。

这些市场的形成与传统的庙会节庆有重要关系。

保定城隍庙每年春、秋两次庙会，数百里外的商贾多来此售货，城隍庙周围的各商店事前都大量备货，庙会期间大都销售一空，供不应求，是保定商业旺季。

第二，畸形的消费市场。

保定作为典型的消费城市，官绅阶层是城市消费的主体，对城市商业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为满足各类官绅阶层的奢侈消费需求，保定城内出现了专门为其服务的商业类型。

清末民初，保定西大街的商店大多装饰华丽、别具特色，商店里不仅有洋布，还有比利时的洋灯、挂锁等，这些商品价格不菲，主要服务于城内的达官贵族。

官绅阶层巨大的消费能力，特别是对奢侈品的消费，使得消费品商店远多于必需品商店，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畸形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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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保定政治地位的下降，特别是1928年国都南迁后，官绅阶层流失严重，曾经繁荣一时的奢侈消费业日渐衰落。

第三，商业发展与政治关系密切。

保定城市商业发展与政府投资和政策支持关系密切，区域政治中心地位有利于决策的推行和实施。

在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的实施过程中，直隶总督李鸿章和袁世凯利用权位上的优势，大力发展直隶近代经济，作为直隶省会的保定于此中受益颇多。

保定商业受政治影响较大，商业随政治变迁而波动。

近代以来，随着天津开埠，直隶总督常驻天津，直隶形成实际上的天津、保定双省会，保定政治地位相对下降。

1913年，直隶省会正式迁入天津，保定政治地位更加衰落，商业呈现凋敝之势。

1916年，直隶军阀曹锟驻节保定后，大批军政要员、达官显贵、豪绅巨贾集聚城内，军阀政客纷纷在保定投资，城市商业再度繁荣起来，直至1928年，国都南迁，保定商业才真正走向衰落。

第四，与京、津互动发展。

保定北距北京141公里，东距天津145公里，与京、津呈鼎足之势。

首都北京作为庞大的消费城市，其消费能力长期辐射保定，对拉动保定商贸发展有重要作用。

天津开埠后成为华北贸易中心，而保定作为冀中商业中心，成为连接京、津大城市、周围乡镇及外省的交汇点。

保定作为华北贸易次级中心地，转运贸易成为其发展的新动力，促进了保定城市商
业繁荣，保定直达天津的杂粮、棉花等商货每年曾超百万担。

保定经济长期处在首都北京和近代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对外贸易中心天津的双重影响下，与京津形成密切的资源流动与连动效应。

京、津、保成为相互关联的经济区。

同时，作为区域政治中心毗邻北京过近，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其毗邻开埠城市天津过近，于是在“回浪效应”下，保定在近现代发展缓慢是无法避免的。

[7]当然，这也作用于保定城市商业发展。

参考文献
[1]金良骥等修，姚寿昌纂.清苑县志[M].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
[2]田伯伏,谢凤华,赵建明.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工业的起步[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3).
[3]保定市政之现状[N].申报.1922-11-8.
[4]李逢源修，诸崇俭纂.清苑县志[M].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5]保定老街：一个历史街区的繁华旧梦[N].燕赵都市报.2007-1-28.
[6]王玲.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145.
[7]张慧芝.天子脚下与殖民阴影：清代直隶地区的城市[M].上海：三联书店，2013.
[8]晓舟，林泉，恩厚.保定商会简史[Z].保定文史资料选辑(第10-11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杨艳军）
A Study on the Urban Commerce Transition of Baoding in Modern Times(1860-1928)
ZHANG Jing
Abstract:In1860-1928,the urban commerce of Baoding began a transition of modernization:New-style com⁃merce initially developed;new modes of business operation and marketing appeared;the urban commercial space structure expanded to some extent,and the new commercial space appeared and developed while the traditional commercial space further expanded;there appeared a new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urban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the commerce presents new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Baoding;Urban;Commerce;Modernization
◆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