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蒲华与韩国闵泳翊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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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蒲华与韩国闵泳翊的交往
作者:唐吟方
来源:《收藏/拍卖》 2012年第7期
闵泳翊(1860—1914)是朝鲜最后一个王朝的王妃——闵妃的侄子,近代朝鲜著名的书法家。

1894年朝鲜大院君第三次入宫主政,闵泳翊作为闵妃集团的核心成员被逐出权力中心,流
亡中国,先是客居香港及广东,而后是苏州及上海。

闵泳翊到上海后,由于他的汉学功底和书
画上的兴趣很快融入了海派书画家群体,他的身份也从朝鲜大将军转换到艺术家。

1896年闵妃
被杀后,他放弃了政治,与海上艺术家吴昌硕、任伯年、蒲华等往来。

蒲华、任伯年、吴昌硕、虚谷被列名“海上四杰”,他们是海派画家中极具个性化的画家,代表了海上绘画的新风尚。

由于他们出色的艺术成就,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关他们的研究
也处在这个画派画家的前沿。

海派的画家构成复杂,画家的画风相对驳杂。

画家主要来自绍兴、嘉兴、苏州三个地区。

在画风上“四杰”所代表的新风尚实际上只是海派的一部分画家的趋向,大部分画家还是传统
文脉的继承者或者折衷主义者。

“四杰”中蒲华是嘉秀画坛的秀杰之士,他和虚谷的通过改变
笔调造成的冷俏画风、吴昌硕的以金石笔法入画、任颐的天才的造型能力筑构成的画风都不同,蒲华凭借其对于水墨的敏感及具有书写性笔法的充分发挥树立自己的面貌,从而独立于海派画坛。

相对于正统绘画,蒲华的笔墨显得离经背道,时人就以“蒲邋遢”称之,但当时有眼光的
同行者如吴昌硕已注意到其笔墨包涵的审美境趣,用“墨沈淋漓”评说,在今天看来或许这正
点出蒲华对海派的贡献,他在笔墨上极大地张扬了水墨写意精神,确立海派笔墨体系的新坐标。

关于蒲华研究,随着越来越多原始材料的浮现,人们对于蒲华生平、交游、艺术创作等情
况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对蒲华的理解日趋全面。

不过蒲华研究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留意,如蒲
华作为从嘉兴走出来的画家,他和嘉秀籍画家保持着怎样一种关系?现存的文献提供了一些线索,但这些材料显得过于琐碎,无法呈现蒲华生活时代与同籍画家交往的图景。

又如蒲华在光
绪七年(1881 年)春夏有过一次短期的日本之行,蒲华的日本之行又有哪些可以陈述的细节?现行的蒲华研究给出不多史料有:蒲华《辛已早春,将游日本,留别沪江诸子,即乞赐和》诗;杨伯润《南湖草堂诗集》刊载《送蒲作英之日本国》诗;蒲华从日本回来后作有《海天长啸图》。

另据王中秀《中国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格》一书附录文字记载:1882 年蒲华还有第二次
日本之行。

这年3 月下旬蒲华东渡前有诗寄在日本鬻书的陈曼寿,友人陈逸、杨伯润及陈曼寿
之子陈季磐以诗饯行。

蒲华第二次赴日成行与否?艺事活动如何?同样没有具体的事实可以证明。

在嘉秀艺坛,蒲华的同乡同行有赴日经历的不在少数,如诗人、金石家陈鸿诰(?—1884)字曼寿,号味梅“尝游日本三年”(金蓉镜《秀水志稿》),蒲华的诗稿《芙蓉庵燹馀草》受
到陈曼寿的赞许。

此外,蒲华同时代人对于蒲华及其绘事留下来不多的评介文字,从艺术史的
立场来观察,由于这些艺评发生时的语境不尽相同,在使用前需要作细致的区分,以便分清哪
些是中国传统式的应酬,哪些是可以进入蒲华评介体系的。

蒲华一生游踪广泛,所到之处,多
有结交,交友圈是他艺术生涯很重要的一环,端赖于今人视野的不断拓宽,对于蒲华不断有新
的认识。

这里,笔者借助韩国首尔图书出版乙支社1985 年版《松园秘笈》一书所载与蒲华有
关的资料,对蒲华与朝鲜友人闵泳翊的交往作一探讨。

《松园秘笈》是闵泳翊的后人闵丙宇编著的一部反映家族收藏及创作的书画篆刻集,其中
包含了大量闵泳翊的书法、兰竹及中国篆刻家为闵泳翊所作印章。

由原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江兆申作序,江兆申、金膺显、闵丙宇为本集作文字解释。

江序文字有对编著者闵丙宇背景作
有说明:“友人闵丙宇先生旧家宗阀,奕世通显,渊源所及,风雅自亲,其远祖出使中华。


至泳翊公泳璇公昆季,名贤继踵,家富笈藏,不幸强邻压境,兄弟出之,侨居于沪,积世所畜,荡然无存。

璇泳公于丙宇为王父,泳翊公则泳璇公之伯兄。

泳翊公字园丁,书学颜平原,画擅
兰竹,笔底雄健,与吴昌硕、蒲作英、王震、黄宾虹等人善,常宴集于寓庐,流连文翰以为乐。


《松园秘笈》收入的闵泳翊兰竹作品里,题跋部分涉及到与中国艺术家的交往信息,因本
文限定谈蒲华与闵泳翊的关系,故只就此题作展开。

《松园秘笈》收入的闵泳翊的兰竹作品42 件,其中11 件与蒲华有关,上面有蒲华的题字或题诗。

闵泳翊的作品很少署写年月,大多以穷款示人。

11 件与蒲华有关的闵泳翊兰竹作品,只有两件纪年,分别是1896 年和1904 年。

他们的交往据可考的材料当发生在这两个年份之间。

闵泳翊(1860—1914)是朝鲜最后一个王朝的王妃——闵妃的侄子,字遇鸿、子相,号芸楣、竹楣、竹宾、园丁、兰阜、千寻竹斋。

闵台镐之子,后过继给闵升镐做养子,骊兴闵氏的
代表人物,近代朝鲜著名的书法家。

闵妃在当时是一位权倾朝野的风云人物。

闵妃为维护朝鲜
王室利益而对日本的抗争,为维护闵氏家族权利与公公大院君的争斗。

闵泳翊在闵氏集团中属
于亲中派人物,他又赞同亲日派开花党的某些主张,和清朝派驻朝鲜的袁世凯关系密切。

《江华条约》签订后闵泳翊负责组建朝鲜新军别技军,曾担任禁卫大将。

1882 年汉城“壬午军乱”后到欧美日本等国考察学习新政。

1884 年“甲申政变”亲日的开花党依靠日本的支持,发动流血政变,闵泳翊因拒绝金玉均的要求而遭暗杀。

1894 年清日战争时闵泳翊被第三次上台的大院君打倒,被迫流亡中国,先是客居香港及广东,而后是苏州及上海。

闵泳翊来上海后,
由于他的汉学功底和书画上的兴趣很快融入了海派书画家群体,他的身份也从朝鲜大将军转换
到艺术家。

1896年闵妃被杀后,他放弃了政治,与吴昌硕、任伯年、胡公寿、钱慧安、蒲华等
往来。

当时沪上艺苑有“海上三丐”之称,“书丐”指高邕、“印丐”指吴昌硕、“兰丐”即指
闵泳翊,可见这位朝鲜艺术家在海上的名声。

每逢周末,闵泳翊广邀海上书画名家相聚于“千
寻竹斋”,吟诗作画。

杨逸《海上墨林》有“闵泳翊,字园丁,朝鲜国人。

本椒房贵戚,国亡
避地沪上,以翰墨自娱,所居曰千寻竹斋。

逢星期日,辄招书画名流,宴集寓庐,流连文翰以
为乐”、“高丽国人闵园丁时方在沪,喜友书画家,亦写兰竹”的记载,当时旅沪的浙江天台
籍画家潘锦(?—1926) 画兰竹有奇致,曾寓居闵家多年。

吴昌硕曾给他刻过近300 方印章,是
缶翁一生为个人刻印的最高纪录。

闵泳翊1914 年病逝于上海,活了55 岁。

《海上墨林》称,闵死后灵柩由其子归葬韩国仁川。

闵泳翊流亡中国的确切时间目前无法确定,现在大致可以判断的是:1894 年朝鲜大院君第
三次入宫主政,闵泳翊作为闵妃集团的核心成员被打倒,逐出权力中心,随即开始他的流亡生涯。

按闵泳翊的经历推测他来中国的时间很可能是在1894年。

吴昌硕最早刻给闵泳翊的印章,其边款文字显示是光绪二十一年“千寻竹斋”(1895 年),此后“闵氏千寻竹斋珍藏”、“竹宾翰墨”、“闵泳翊”1896 年、“园丁”、“闵泳翊”1897 年、“园丁墨戏”1898 年、1900 年直至1909 年,每年都刻有不少。

吴昌硕1895 年给闵泳翊刻印一事可知,1895 年闵泳翊已经在苏州或上海,1896 年蒲华
给闵泳翊题画亦证实了这一点。

闵泳翊以朝鲜巨族的身份携带巨资与海上的名流广有交往。

吴昌硕1898 年刻“闵园丁”
边款文字提到“闵先生拟构园,山水佳处,日以书画自赏”。

1904 年给闵泳翊刻“松石园洒扫男丁”(田黄)的边款也透露过一些信息,称“为立羽道人刻佳石。

此十数年来未有之乐事也”。

钱筑人的《蒲华年谱》提到蒲华寓居上海的时间是1882 年,其实有关美术文献表明蒲华早在1877 年到1879 年就在上海活动,并参加本地书画团体的聚会。

闵泳翊的题款有时也标明“写于申江”。

这也就是说,蒲华给闵泳翊题画的时间发生在他们共
同生活的城市。

对于蒲华和闵泳翊的交往,我们关心的有以下几个问题:《松园秘笈》揭载的这批流传于
韩国的闵氏作品,品题者主要有三位: 蒲华、吴昌硕、杨伯润,他们都是当时海上画坛的名手,其中以蒲华的题画最多,而且也最重要。

闵泳翊的这些作品最后回到韩国,可见闵生前就珍视
经中国艺坛名手品题过的作品,故能完好无损得以保存下来,成为今人探讨早期中韩艺术家交
往的重要物证。

闵泳翊寓居上海时一再请蒲华题画,固然与蒲华以画兰竹驰名画坛有关,因闵
泳翊同样擅长兰竹,他挽蒲华题画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结笔墨缘外,当有寻求知音以期获得共鸣
之意;再者,闵泳翊以域外艺术家身份进入上海,请蒲华题画多少也有点借此揄扬之意。

这些
品题对于闵泳翊在海上艺坛的活动无疑增添了格外的色彩。

上述11 件闵作上蒲华的题字,按内容粗粗可以分为二类:其一题画文字纯粹是对画面意
境的补充增益或生发,其二文字的实质上带有品评性质。

其中第3 件作品上蒲华的品评文字非
常重要,涉及到对闵画评介,品题文字以“海内画兰人少,当于海外求之,君家能悟真谛,墨
香露叶风枝。

”出之,指明了闵泳翊海外画家的身份,此外评闵画兰竹得到写意兰竹的真谛。

蒲华是个中老手,深知兰竹不易画,不仅要求作者有良好的文化素养,而且要精于八法,蒲华
对闵氏的评价可以说相当高。

这一品题和第10 件作品采取的那种“墨雨淋漓、挥洒自如,胸
无尘滓,法古兴馀”。

模糊的文学化的表达方式不同,文意俱落到实处。

从题画文字感知到蒲
华作为海上名手对于韩国艺术家的态度,亦是对同承一源的中国兰竹艺术传统的认可,在某种
意义上恐怕还是海派画家包融心态的一种自然流露。

蒲华和闵泳翊的实际交往应该不止这些,但依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只能获得这样的认识。

这些有限的材料,延展了我们的视野,尤其是在蒲华交游方面,他与闵泳翊关系的揭示,为蒲
华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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