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云南工业发展的原因及历史借鉴 -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引言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并且逐步加快。

但是，上世纪30、40年代，由于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大规模侵华，中国国土大片沦陷，生产遭到破坏，人民流离失所，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

不过，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向西南地区的转移，以及众多的工商业和文化机构、学校的内迁，高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向西南的流动，使地处西南大后方的云南，加快了自身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阶段，这是特殊历史条件形成的。

同时也是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云南位于祖国西南边陲，地处北纬21°9′-29°15′，东经97°39′-106°12′之间。

北与西藏、四川相接，东与贵州、广西接壤，南部、西部分别与越南、老挝、。

缅甸等国为邻。

全省大部分地区位于云岭之南，故称云南。

全省面积三十九万四千余平方公里，仅次于新疆、西藏、青海、黑龙江、四川、甘肃、内蒙的省区，居全国第八位。

全省人口约 4750万人。

多分布在坝区，山区人口密度较小，少数民族约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

全省矿产资源、动植物资源、森林资源丰富，有着“动、植物王国”的称号,丰富的资源为云南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方法。

在广泛搜集前人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站在今天云南工业发展现状的大背景中，联系实际，提出新的观点，得出抗战时期云南工业发展的原因。

讨论与分析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段比较特殊的时期，其影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

今天，在现实环境中，来看待那一时期云南工业的发展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同时，工业的发展又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

研究特殊时期云南工业的发展，是有利于和平时代云南乃至中国工业发展的。

一、抗战前的云南社会经济
从19世纪后半期，由于外国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门户洞开。

中国的邻邦朝鲜、越南、缅甸等国相继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中国边疆出现了严重危机。

云南与法国殖民地越南、英国殖民地缅甸接壤，直接受到严重的威胁。

英法企图从云南打开进入我国的“后门”，以便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正如他们所说，要是腾越（今云南腾冲）成为英国在缅甸边境的“探听的耳朵”，以便“服务于英国及其他西方利益集团”。

[1]从这里，“为中国西南无限的市场打开一个后门”。

[2]正是在这种形式下，作为中国边疆省区的云南，较早地打开了国门。

从1889年到1902年，云南的蒙自、思茅、蛮允、腾越等先后按照条约被迫开放，1905年昆明亦自开为商埠，这样“约开”和“自开”商埠的“五口通商”（蒙自、思茅、蛮允、腾越及昆明）中，云南的对外开放有了一定的规模。

1910年，随着滇越铁路通车，一方面有利于英法侵略者的掠夺，另一方面也加快了云南对外开放步伐，对
云南经济客观上起了推动作用。

这样，从19世纪80年代云南机器局、云南招商矿务局的出现，开始陆续出现了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官办工业和电报等近代企业。

辛亥革命以后，到抗日战争前期，云南先后由蔡锷、唐继尧、龙云掌权执政，省内环境相对稳定，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于是于1912年出现了中国民办的第一座发电站（昆明石龙坝水电站），1920年成立了官商合资的自来水公司，随后又出现了个旧炼锡公司、东川铜矿股份有限公司、大道生织布厂、云南纺织厂、电气制铜厂、云南运输公司以及设立富滇新银行，成立云南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对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总体而言，云南的近代工业化程度还是比较低的。

仅以1935年统计为例，在昆明采用动力机器业，规模较小，人数亦不多，其雇工在30人以上的近代企业仅有29家，职工2767人，占全市总人数13549人的20.42﹪[3]。

而农业仍处于自然经济的状态，产量极低，甚至在近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不能维持省内1200万人的粮食供应。

二、抗战时期云南工业发展迅速
还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934年，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就提出，确定国民经济之中心于内地，并与国防为中心的腹地经济建设计划[4]。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不久，国民政府拟定了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把工业建设的重点明确地放在西南，“其地域以四川、云南、贵阳、湘西为主。

”[5]
而云南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建设新云南，也为了防患于未然，在战争全面爆发前，即抓紧规划、开发和经营，为此成立了以缪云台为首的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并已采取了若干措施，为云南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底，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不断溃退，伴随而来的是中国政治中心的大转移，沿海工厂企业大量内迁，国民政府以行政、财政、金融以及经济技术力量，大力开发西南，采取了促进军需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措施，推动了云南经济建设出现一个高潮。

国民政府开发云南，主要是通过资源委员会来进行。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1932年成立，开始时人数不多，仅几十人而已，事业发展却很快，但到抗战胜利时，该会已统领全国近千家大中企业，管辖30多万员工。

资源委员会“所属工矿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对于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和社会进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6]1937年到1938年间，资源委员会以及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派副秘书长钱昌照（后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同中央机器厂总经理王守竞、中央电工器材厂总经理恽震等人几度来昆，就开发云南的矿产资源和新建新式工业厂矿问题，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滇富银行行长缪云台[7]商议。

双方最后达成协议：“由资源委员会同云南省政府在滇合办厂矿企业，资源委员会出资金和人员，并负责工程技术方面的职责，如有盈利，双方平分；如有亏损，云南方面不承担责任。

这样，当时还没有什么重工业的云南即可从中分享盈利，因而乐而为之。

”[8]同时还商定，对于个旧锡矿，云南方面指定缪云台为总经理，资产委员会派孟宪民到个旧开发新矿井。

这样，中央势力进入云南后，不致影响云南政府大锡出口的外汇收入。

双方对此都比较满意。

随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资源委员会在云南开办了工矿企业共7家：中央机器厂（今昆明机床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个旧锡矿、云南钢铁厂、昆湖电厂、
明良煤矿（在宜良）、东川铜矿。

稍后又办了昆明炼钢厂、昆明化工厂等。

这些厂矿名义上都是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合办的。

国民政府中央部门，还先后内迁来滇或来云南新建的有中国电力制钢厂、二十二兵工厂（今云南光学仪器厂）、五十一兵工厂（海口兵工厂）、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以及中美合办的飞机制造厂等。

此外，许多民营工厂企业内迁西南。

不过内迁云南的不算多，主要原因是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搬迁过程中可能损失较大，难以较快复工。

据统计，迁云南的较大民营企业有通用机械厂、大中华橡胶厂、上海造纸厂、湖北水泥厂、光大瓷业公司等。

而驰名中外的食品工业企业冠生园，则迁往重庆，在昆明设分店，取名昆明冠生园。

[9]
这些近代工业企业的出现，对云南以至全国工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如内迁云南的中央机器厂，“被称为中国机械工业的先导”；二十二兵工厂，是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唯一的一家光学仪器厂，是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被誉为“抗战烽火中散落在云南的一颗光辉灿烂的明珠”。

[10]
由于大量工矿企业的内迁和新建，使1939—1945年间，成为“云南工业的极盛时期”。

[11]这是近代云南经济发展最富有成果的时期。

据统计，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底，全省注册工厂数为226家，是1937年（42家）的5.38倍；全省工业资本为6175.5万元（按1937年币值计算），是1937年的8.23倍；工人有2.9万余人，是1937年的4.9倍。

抗战期间，全省工业评价发展速度为126.8﹪，比1937年提高22.6﹪。

从工业生产增长情况来看，以1938年生产指数为100，到1943年则达520.41。

又据国民政府1940年统计，在西南已建成的八大工业区，共有工业企业846个，其中重庆区429个，川中区187个，昆明区80个。

以昆明为中心的云南战时工业生产企业，在西南八大工业中心处第三位，其各项产业为：机械业11家、冶炼业6家、电器7家，化学25家、纺织15家、其他13家。

[12]从而在昆明形成了海口、马街、茨坝、安宁四个工业区，并且创造出中国第一根电线、第一架望远镜、第一辆组装汽车、第一炉电力炼制的钢水等许多中国第一；还生产出飞机、枪弹、炸药等军工产品，支援了抗战。

[13]
此时的云南，集全国的人力物力，加速着自身的工业化进程，使得在短短的近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近代工业发展的一次春天。

三、抗战时期云南工业发展原因分析
抗战的近十年内，云南的工业取得了飞跃发展，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国民政府大力开发西南
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开始转移到西南，1938年，国民政府拟定的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就明确地把工业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新的工业基地其地域以四川、云南、贵阳、湘西为主。

国民政府以其行政、财政、金融及其经济技术力量，大力开发西南。

为此国民政府制定奖励工业发展法规，先后颁布了《工业奖励法》、《特种工业保息及补助条例》、《工矿业赞助条例》、《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励审查标准》、《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暂行条例》、《经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条例》、《战时领办煤矿办法》等法令和法规。

政府还以减税、贷款、奖励等方式，鼓励人民在后方兴办工矿业，尤其在后方新办有关国防、民生之重要工矿业。

为扩大奖励、
资助面，后来又将呈请奖贷企业的资本规格从100万元以上降低到20万元以上；可呈请贷款的资格规定更普及到举办纺织、制革、造纸、金融、化工、农产品加工业。

[14]（97）
除了上述普遍性的赞助政策外，国民政府还采取改造和充实西南地区原有厂矿的特殊政策，决定向这些厂矿发放贷款500万元至2500万元。

[14]（97）在1940-1942年间，国民政府又向后方的管办企业和民营企业投放了巨额资金。

投放给官办企业的资金共计16651万元，其中有国库拨款11415万元；四行投资800万元；四行贷款4436万元。

投放给民营企业的资金也有3800万元，其中由国库拨款250万元；四行投资1760万元。

[14]（98）可见，银行业对工矿业的融资和国民政府财政对工矿业的资金投放，成为战时西南地区工矿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政府还通过支持工厂内迁来后方，帮助招募培养技术人才，鼓励扩大生产，鼓励创造发明等方式，大力开发西南地区作为支持抗战的后方基地。

正是由于战争，国民政府大力开发西南，就为云南当时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

2.云南地方当局抓住时机，发展云南工业
当时的云南地方当局抓住时机，同中央联合。

1937年至1938年，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几次飞到昆明与云南省主席龙云和省经济委员会主任缪云台联系，协议决定由资源委员会和云南省政府合办厂矿企业，资源委员会出资金和人员，并负责工程技术方面职责，赢利则均分，亏损则云南不承担责任。

[15]这样，当时还没有什么重工业的云南即可从中分享赢利，因此乐而为之。

随后，国民政府以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名义在云南办工矿企业，这些工矿企业以重工业为主，解决战时军需。

资源委员会在云南开办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昆湖电厂、云南钢铁厂、宜良煤矿，东川铜矿、昆明炼铜厂等；军政部所属有第二十二、五十一、五十二兵工厂以及第二十三兵工厂分厂、二十二兵工厂昆明分厂。

他们为云南工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云南地方当局还鼓励私人投资，合办工厂。

有两种类型，类型一为由云南地方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家合作办厂，如云丰造纸厂、腾冲水力发电厂、中大机电制造厂、云南矿业公司、德和机器厂等；类型二为部（国民政府经济部）、省（云南省政府）、商（私人资本）合股办厂，如中国电力制钢厂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云南省政府投资50﹪，经济部投资25﹪，各界私股25﹪三方面共同兴办。

3.沿海工业大量内迁到云南，给云南带来了工业发展必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
抗战兴起，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沦陷，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向内地进行大规模的迁徙。

在内迁中，有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军政部光学厂、永生玻璃厂等20多家工厂企业迁入云南。

厂矿内迁必然带来资金的内迁，大幅度增加了西南地区的产业资本。

1937年时，西南地区的四川、陕西、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甘肃7省，共计只有厂矿237家，资本总额为1520.4万元，[16]远不及内迁工厂的数量和资本额。

因此，厂矿内迁使西南地区的产业资本徒然增加了数倍。

除了厂矿自有资金的内迁外，主要还有金融资本和政府财政及其投资的内移。

从1938年起，由于沿海地区的一些银行在西南地区设立总行和分支行，如中国、交通、农民、中央等国立银行随着政府的内迁而内迁；有些商业银行亦为保全资产和受厂矿内迁的影响，或将总行迁到内地，或在内地增设分支机构。

西南地区当地的银行业在内迁银行和厂矿的带动下迅速发展起来。

在1938
年—1940年间，云南新设银行43处。

到1943年底，云南省银行资本总额扩展到战前的7倍多。

[14]（95）这对云南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资金。

同这些企业一道进入云南的还有数千名工人，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才，不少学校及科研机构以及先进的实验设备也来到云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云南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和人才。

内迁的技术工人通过技术传授，使西南地区原有工人的生产技术有所提高。

还通过各种方式把科技知识传授给西南地区的职工，培养了一批新生的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

这就为云南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和人才的条件。

因此，厂矿的内迁对西南地区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4.战争使云南有了广阔的商品市场
抗战开始以后，工业品的奇缺和需求的增加为云南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

战争使大量人口内迁，西南地区人口剧增，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止，由东部迁往西部的总人数约在2000万人以上。

城市人口迅速增大，1937年—1942年底，昆明市人口增长了35﹪。

[14]（97）人口增长扩大了市场需求。

因而出口贸易减退而造成的工业品供应短缺、价格上涨和工业原材料价格跌落，以及因为人口增加和军需供应而带来的工业品需求的激增，给西南地区的发展既提供了足够的商品市场，又提供了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从而使包括云南在内的西南地区工业迅速发展，并得到良好的经济效益。

云南又是在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集散地，昆明是战时西南国际交通线的连接中心，这就构成了云南工业发展相对有利的市场环境。

5、交通建设为云南工业发展提供了保证
1910年建成通车的滇越铁路是云南最早的一条对外通道之一，在铁路建成以后，云南的经济得到了第一次飞跃发展，到1937年以后，云南经济得到了极大的进步，大理以东、四川建昌以南及距昆明千里以上商务，均吸纳于此交通线内。

而昆明及本路之经济地位则更显重要，至1939年，已有机车97辆，客车207辆，货车1049辆。

年均旅客340余万人，较1930年前后增加3倍有余；货运40余万吨，较1925—1931年的平均货运量31万吨约增四分之一。

[17]除了滇越铁路，随后又建成了个（个旧）碧（碧色寨）铁路；后又于1938年开始新建川滇铁路（叙昆铁路），在云南方面，因战事关系仅建成了昆明至沾益一段。

在公路方面，截止1935年3月底，已开辟路线为5339公里，其中省道2719公里，县道2620公里。

已修成的省道2006公里，县道334公里。

占总里程数的44﹪.1939年全省通车里程近3000公里。

1938年随着抗战建设工作的日趋紧张，在原滇西干道的基础上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抢修了滇缅公路。

据统计，在1944年云南全省公路的车辆总数客车62辆，货车1176辆；其年客运数为266320人次，货运量为175500吨。

[18]
铁路和公路的大量建成，为云南的工业发展又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保证。

正是有了上述工业发展的机遇，有了必要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有了工业发展必须的市场，有了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云南工业在抗战时期才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四、抗战时期云南工业发展的历史借鉴
总结抗战时期云南工业发展的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抓住机遇。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力开发西南，云南地方当局抓住了这个历史契机，这是云南工业发展
的重要经验。

而在今天，政府的政策和相应的措施是云南经济取得又一次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我觉得在发展经济的今天，政府应该借鉴历史，做到以下几点：
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个人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所实施的经济行为，既给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又是导致经济发展呈现周期循环状态的根源。

要既保持经济的活力，又不致造成大的周期波动，就必须在不破坏企业和个人利益最大化规则的前提下，由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

抗战时期，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把工业建设的重点放在了西南，以其行政、财政、金融、以及经济技术力量为支持来大力开发西南地区，并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工业发展法规、条列。

又以减税、贷款、奖励等方式鼓励兴办工矿业，支持工厂内迁到后方。

这些都表明政府在特殊时期“因时、因地”来调整工业建设，政府则大力支持与适时的调整都促进了云南工业的发展。

同样在大力发展经济的今天，政府的作用依然很关键。

在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时，实施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在经济增长速度过慢或停止时，实施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烫平经济增长的波峰和波谷，使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状态。

在不同地区之间实施差别经济政策，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抗战时期，大西南作为抗战的后方，其经济发展与沿海省市相比是有差距的，但由于逝非常时期，大力开发西南、工厂内迁的政策，不仅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也使西南成为了支持抗战的后方基地，这种调整，对工业的均衡发展是大有益处的，也恰恰成为我们今天经济发展所不可少的举措之一。

对于一个处于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换过程中的省市来说，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可能需要对某些地区实施特殊的倾斜政策，以激励这些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从而带动全省的发展。

但是当发展水平达到某一高度以后，区域之间发展水平差异过大的矛盾就会突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必须实施向低发展水平地区倾斜的政策，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扫除整个经济发展的障碍。

投资基础设施，为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奠定物质基础。

工业要发展，必然需要各种物质基础。

在抗战时期，国家各项物资是非常紧缺的，但反过来，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又为抗战提供了支持。

在非常时期，工厂内迁，就为云南工业发展带来了必须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为云南工业化进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滇越铁路、叙昆铁路、滇缅公路等交通干线的建成，也为云南工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企业和个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永远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经济活动准则的，这也就决定了企业和个人所选择的经济活动项目往往更注重短期的收益和限制在局部的范围。

而整个社会经济的良好运行和持续发展则需要长周期的和全局性的项目来支撑，企业和个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不可能在没有完善的物质基础的条件下创造财富，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实际上是为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搭建了一个功能完善的物质平台。

所以，投资基础设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促进教育，为经济发展输送高素质劳动力。

当今世界的竞争其实是人才的竞争。

现代经济发展越来越证明，在所有的经济资源中，高素质的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高素质的劳动力来自于高水平的而且是高度普及的大众化的教育。

在抗战时期，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成立，朱自清、闻一多等大批学者来到云南既促进了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云南培养了一批高素质人才，通过教育，把技术、知识融入了云南工业发展，为工业化进程注入了活力。

就我省的情况来说，政府要做的一是真正认识到教育在提升竞争力和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战
略作用，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向教育倾斜；二是加快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把有限的资源真正用到教师和学生素质的提升及待遇改善上，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的效率，以教育促发展，以人才促发展。

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的竞争力。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的前提是创新，而创新的核心是技术进步。

但是，政府在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的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低估。

首先，潜藏于企业和个人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动力需要通过政府的法律法规来开发和保护，比如良好的专利制度和适当的奖励制度能够保证技术发明人的既得利益，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在抗战时期，政府也颁布了《工业奖励法》、《特种工业保息及补助条例》等。

这些都极大的保证了工业技术人才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其次，持久的技术进步往往依赖于基础研究所提供的肥田沃土，而基础研究的大量投入必须由政府来提供，非常时期，为促进工业发展，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这是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第三，某些需要投入巨大人力和物力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必须由政府来组织，而此类项目的突破往往能够带来持久的和普遍的技术进步，比如航空航天项目等。

今天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云南作为此次发展的前沿阵地，这是云南发展的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云南应该利用国家开发西部和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及对西部的支持。

加快云南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实施科教兴滇战略，促进云南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五、结语
在七十多年前，云南已经有过抓住机遇，打造自己的成功经验。

目前云南的发展又面临这千载难逢的机遇，适逢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作为前沿阵地的云南，有着极好的发展空间。

加之云南地理环境、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资源丰富，所能开发的各种资源较多，这些，都为云南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云南把握好这样的机会则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我们在紧紧抓住机遇的情况下，政府应积极参与，资金、技术、人才同步投入，提高竞争力，积极参与各经济组织合作，化资源为实力，化实力为优势，力求“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品牌产品，加强科技投入，提高质量，打造形象，力图把云南打造长工业强省。

当然，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也应做好环保工作，进行“绿色发展”。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几年内，云南是能够再创造出新的辉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