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侨对闽南文化的影响

海外华侨对闽南文化的影响
海外华侨对闽南文化的影响
郑炳山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主要是指精神财富，如教育、文化、艺术、宗教、语言、道德、风俗等等。

任何民族的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会不断地引进和吸收外来文化，以此来丰富和提高自己的文化，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和必然趋势。

闽南文化也是如此。

闽南，顾名思义，是在福建的南部，即现在的泉州市、漳州市、厦门市一带，东临大海，晋江和九龙江贯穿其中，人口1000多万，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也有1000多万人。

是福建省、也是全国的著名的侨乡。

闽南文化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原土著居民——古越族的文化；二、中原文化。

晋、唐以来，中原人大量移居闽南，并逐渐形成主体。

他们带来了许多中原文化，并与原住民的文化融为一体；三、国外文化。

过去不少人称这种文化叫外来文化，我认为用“外来文化”这个称谓不够确切，因为严格说来，中原文化也属外来文化的一部分，还是用国外文化这个词比较合适。

国外文化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宋、元时代，许多阿拉伯等外国商人来闽南（主要是泉州）经商，甚至与闽南人结婚，定居在闽南，在闽南繁衍生息。

他们到闽南后，也把阿拉伯等国的文化带来闽南；二是广大华侨从海外带来的文化。

闽南华侨出国历史非常悠久，人数众多。

他们到国外（主要是东南亚）去，他们看到一些比较好的文化，就自觉不自觉地带回故乡来传播，并成为闽南文化的一部分。

过去许多人在谈国外文化融入闽南文化时，只谈宋、元时代阿拉伯等国商人来闽南经商时对闽南文化的影响，不谈海外华侨对闽南文化的影响，这是不全面和不公道的。

其实，海外华侨对闽南文化的影响比宋、元时代阿拉伯等国商人对闽南文化影响的
时间更长、人数更多、范围更广、影响更深、贡献更大。

海外华侨对闽南文化有哪些影响呢？我认为，海外华侨对闽南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比较大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敢于冒险、敢于拼搏的精神
闽南过去与祖国绝大部分地方一样，同属农耕文化，中原人来闽南带来的也是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土地的依赖。

人们依靠耕种土地为生，没有耕地就意味没有一切。

闽南地处祖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各国只有一衣带水之隔。

随着海上交通、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华侨到国外去谋生，并获得很大成功等事实，使闽南人在思想观念上有了新的飞跃。

宋代进士、诗人谢履（泉州市的惠安县人）在《泉南歌》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谢履这首诗告诉我们：①宋代时期，泉州已有许多人出国，如果只有零星几个人出国，谢履是写不出这首诗歌来的；②泉州人已从农耕文化向海洋文化转变，泉州虽然“人稠山谷瘠”，缺乏农地耕种。

但是“州南有海浩无穷”，可以前往海外去谋生，把海外作为耕地的延伸，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但是，要到海外异域去谋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他们需要乘木帆船（晚清以前还没有轮船和飞机可乘）穿过惊涛骇浪的大海，才能到达彼岸，没有一点冒险精神是不行的。

到达彼岸后，还要有艰苦奋斗和各种谋生之术，“爱拼才会赢”。

这就逐步形成闽南人性格比较开朗、富有开拓精神，敢于冒险、敢于进取、敢于拼搏的特点和商品意识的观点。

这是闽南人人文最大的特点，是与华侨的影响息息相关的。

二、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筑形式
闽南的许多民居建筑与内陆、与中国传统的民居建筑不同，其最大的特点是中西合璧。

中国传统的民居建筑以土、木、石、砖为主要建筑材料，注意中轴，讲究对称，绝大多数为民屋，较富裕的人家则建“府第式”、“大厝式”的民居，“三间张”、“五间张”或再加盖“护厝”，很少盖楼房的。

华侨到国外后，看到国外一些民居建筑，特别是欧、美式的民居建筑，深感祖国的民居建筑有优点也有缺点，国外一些民居建筑形式
值得我们学习，可以洋为中用，因此纷纷采取“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筑形式，这就是现在闽南侨乡中到处可见的“洋楼式”的民居建筑。

其特点是：既保持以土、木、石、砖为主要建筑材料，又增加了钢筋、水泥、有色玻璃、金属材料、马赛克、釉面砖等（有的还从国外直接运来），这些建筑材料，新中国成立前的一般民居是很少见的；既采取以木刻、石雕、泥塑等方法为建筑的装饰品，又增加了一些西方或东南亚的花纹、图案等装饰方法；门窗宽敞，注意通风与采光；多采用层楼建筑形式，少采用合院式的单层建筑形式；门前多采用科林多式的圆形廊柱；楼前屋后多有一些花草的园地。

这种民居建筑形式既坚固又美观，既大方又实用，既有中国传统的，又有西方的形式，形成独具特色的闽南侨乡民居建筑形式。

三、闽南方言中的国外语
闽南话使用的地区很广，除闽南外，在台湾、广东、浙江以及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有使用闽南方言。

闽南话有一些外国语言，这些外国语言，可以说都是华侨传来的。

华侨到海外谋生，回归家乡，经常喜欢把国外生产的一些新奇或优质产品携带回归故乡，供亲人使用或赠送亲戚朋友（也有部分是由国家或地方从国外进口的）。

过去，我国国内的工业生产还比较落后，居民尚未普遍使用过这些产品，不知要叫它们什么名字，就在这些物品加一个“番”字或“洋”字，或把这些物品的国外语直译为闽南方言，有些其它称谓也是如此。

如把煤油称为“番油”、“番仔油”，把肥田粉称为“番肥”、“番仔肥”，把水泥称为“洋灰”或“红毛灰”，把香烟称为“番仔烟”，把火柴称为“番仔火”或“洋火”，把华侨与侨居国结婚的妇女称为“番婆”、“番仔婆”，把与侨居国妇女所生的子女叫“番仔”、“出世仔”，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还把他们中的男孩叫“峇峇”，女儿叫“娘惹”，把裙子叫“番仔裙”，把圆珠笔叫“原子笔”，把肥皂叫“雪文”，把雪茄叫“朱律”，把毡帽叫“招瓢”，把缝纫机叫“马亻堇”，把留声机叫“马狗琴”，把手杖叫“洞葛”，甚至把不明事理的人叫“番仔洞葛”，把咖啡叫“哥卑”，把朱古力叫“则龟力”，把西红柿叫“甘马的”，把运动场上
球类比赛的出界叫“欧赛”，没有出界叫“引赛”，暂停叫“太荫”等等，这些话既溶入了闽南方言之中，也丰富了闽南方言的内容。

四、华侨、侨眷题材的民歌、童谣
闽南有许多民歌、童谣，其中有不少有关华侨、侨眷的内容，如反映华侨出国艰难和在外生活状况的《番客歌》、《过番歌》、《番平歌》、《番邦水路真难走》、《脊背当盐埕》、《心头压石板》；反映被西方殖民者掠夺的《华工歌》、《华工血泪歌》；反映华侨在外思念家乡和亲人的《大船行到七洲洋》、《一身来到大海边》、《娘子在家我出洋》；反映侨眷送丈夫出洋的《送别》、《雨濛濛》、《十指尖尖奉一杯》、《欢喜船入港》；反映侨眷思念丈夫的《我君在外头》、《夫妻何时得团圆》、《肝肠寸断》、《日夜来想君》；反映华侨回归故乡的《亲像月缺再团圆》、《番客返来真风光》；反映华侨寄信回来的《报佳音》；反映收到侨汇的《到批银》；反映嫁给华侨，但丈夫迟迟不来举行婚礼的《父母主意嫁番客》；反映华侨回乡盖房子的《大楼托着天》；反映抗日战争时期侨汇中断、侨眷生活困难的《番客婶歌》等等。

有的一个歌名就有好几个不同的歌词和唱法，如《番客歌》、《番客婶歌》等。

由于这些歌谣绝大部分都编得很逼真、很生动，符合华侨、侨眷的生活状况，唱起来很感人，很受侨乡人民的欢迎，甚至流传到海外。

如《番客歌》的歌词唱道：
唱出番客有只歌，
番邦趁食无投活（华侨出国谋生无奈何的意思）；
为着生活才出外，
离父母，离某（妻）子。

三年五年返一摆（次），
做牛做马受拖磨；
想着某（妻）子一大拖，
勤俭用，不敢乱子花（不敢随便用的意思）。

这首民歌，至今还在海内外广泛流传和演唱。

这些反映华侨、侨眷生活状况的民歌、童谣，一般都不很长，但
是也有很长的，如安溪县官桥镇善坛村新加坡归侨钟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于20世纪20年代编写的一首长达760多句的《过番歌》（又称《番平歌》）。

歌词里有离父母、别妻子的悲呼，有翘首故园、梦萦家园的乡愁，一唱三叹，扣人心弦，催人泪下，在闽南侨乡中广泛流传，甚至流传到海外，被新加坡博物馆所收存。

五、兴学重教的风气
闽南籍华侨过去在出国前，多数是无地、少地的农民和破了产的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等，文化水平很低。

他们到国外去，深受“青暝牛”（文盲）没有文化之苦。

联想到祖国为什么落后、贫穷？主要是因为没有先进的科技、先进的工业、先进的国防力量，等等。

而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要有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首先要办好教育。

他们从切身体会和到国外了解，深感在祖国和家乡兴办教育的重要，纷纷捐资办起了学校，并逐步形成了兴学重教的风气。

在闽南侨乡兴学重教风气的事例中，首推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事例。

陈嘉庚，厦门市集美镇人。

他17岁出洋至新加坡，初经营米店，后经营橡胶业。

当他的事业有成以后，就于1913年在其家乡创办小学，1918年创办集美中专学校，1919年创办厦门大学。

据统计，他一生所捐献的教育事业经费，总数在1000万元（新加坡币）以上，相当于他的全部不动产。

有人估计，他当时如果把这些钱拿去买黄金，相当于现在的１亿美元左右。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后来他的企业破产后，有人劝其停止办学，而陈嘉庚先生却说：“我的经济事业可以牺牲，学校绝不可以停办！”他克服种种困难，筹集经费，把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继续办下去，被誉为“倾家兴学”的楷模。

其女婿李光前（南安市梅山镇芙蓉人），除支持其岳父续办厦门大学外，也在自己的家乡创办一所中学、四所小学和一个医院。

李光前逝世后，其哲嗣又继承父志，除继续支持这些学校和医院外，还在梅山镇上增加创办一座公众图书馆和一座艺术馆，并另选新址，将“国专医院”建筑为闽南规模宏大的侨办医院。

现在，闽南各个侨村都有侨办小学，侨办中学、中专、大学也陆续兴办起来了。

缅甸华侨吴庆星，从1985年开始，投资数亿元，在其家乡——洛江区马甲镇霞井村创办一所“仰恩大学”，并在他家乡附
近，规划建设为“马甲镇农业科技产业园”。

据1990年统计，泉州市已有各类侨建、侨办学校（包括幼儿园）1000多所、占全市各类学校总数的42.8％，其中小学1031所，中学138所，成人中专２所，中专４所，大学２所，幼儿园173所。

侨胞们兴学重教的行动，既为祖国和家乡人民做出了贡献，也促进了侨乡人民兴学重教思想的进一步提高。

侨乡的农民们虽然资金比较缺乏，但每当侨亲捐资在家乡兴办教育等公益事业时，都主动、积极地出工、出力共同为兴学重教等方面做贡献。

闽南侨胞们除在家乡兴办教育事业外，还参照国外的先进经验，在家乡兴办了许多交通运输、电灯、电话、自来水等基础建设。

新中国成立前，闽南侨乡的这些基础建施，基本上都是侨胞们创办的。

如闽南民办泉安汽车路股份有限公路（泉州至安海、石狮等地）、漳浮长途汽车路始兴股份有限公司（漳州至海澄浮宫）、漳嵩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漳州至嵩屿）、漳程路汽车运输行（漳州至程溪）、厦禾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至高崎）、华侨商办同美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同安至集美）、泉永德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泉州至永春、德化）、华侨永大德路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永安至大田、德化）、水石莲汽车公司（水头至新店）、泉溪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泉州至南安、安溪）、泉洛汽车公司（泉州至惠安洛阳）、石东石永蚶民办汽车路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石狮至东石、永宁、蚶江）、安溪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安溪境内及至同安南诗山）、泉围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泉州至金井围头）、厦门电灯电力公司、鼓浪屿中华电气公司、厦门电话公司、厦门自来水公司、泉州电灯电力公司、安海电厂等等。

海外华侨在闽南兴办这许许多多当时比较先进的基础设施，既给闽南人带来了方便和利益，为闽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促进了闽南人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认识交通运输、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六、重视乡情与亲情
华侨大部分因家中贫困而出洋谋生，家中还有他们的父母、兄弟、老婆、孩子和祖宗坟墓，所以时刻挂念着这一切，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的亲人、祖宗坟墓和“摇篮血迹”。

经常要携带在外的子孙回乡寻根、拜祖。

每逢故乡修祠堂、建祖厝、抄族谱，海外华侨都乐于出许多钱来赞助。

洛江区马甲镇霞井村的华侨吴克奎，其先辈过去因土匪猖獗而跑到印尼去避难。

出生于印尼的吴继松，经常听其祖父母和父母讲述这段家史，立下誓言，一定要回到祖籍地看望其祖先的坟墓和曾祖父的“摇篮血迹”。

因此，年已54岁并已加入印尼籍的吴继松，克服种种困难，于1997和1999年先后两次到达马甲霞井寻根、认祖。

十几年前，我有一位远亲也是印尼的老华侨，其儿子要结婚，要求去香港、台湾和韩国去旅行结婚，老人家表示同意，但坚持要增加一处，即到祖籍地的泉州市，而且在泉州市，不能住旅社，一定要住在他的老家、睡在他过去睡的老床上。

华侨初到国外，谋生不易，处境艰辛。

为联络乡谊和亲情，组织了许多以地缘为基础的同乡会，以血缘为基础的宗亲会，主张同乡、同宗的人团结互助。

这些宗乡、社团，是以中华文化思想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社团组织，是海外华侨最普遍、最基本的社团组织，直到现在的华人社会，仍在发挥其重要的作用，甚至已发展到跨村联乡、跨州联帮，连结五洲四洋、国际性的社会团体了。

海外华侨宗、乡社团提倡同乡、同宗加强团结、扶贫济困、互相帮助的宗旨也必然反映到侨乡中来。

1982年底，我在晋江县担任县委书记，该县深沪镇的科任村与东山、柳山村正准备械斗，科任村人写信给菲律宾科任同乡会赶快寄钱，准备购置武器和械斗打起来后抚恤死伤人员。

菲律宾科任同乡会理事长李康希接到信后，心急如焚，立即从菲律宾赶回晋江，到县委会向我反映此事，要我迅速派人加以制止，并亲自到村说服乡亲，我也派出一个工作组，前往科任、东山、柳山等村工作，终于制止了这场恶斗和流血事件，几个村庄重归于好。

有些华侨在家乡举办婚丧喜庆还注意节约，捐助公益事业。

1996年，晋江市安海镇灵水村印尼华侨吴裕略，为其母料理丧事，他提倡丧事简办，用开追悼会的办法把节省下来的5.36万元全部捐给村办学校作教育基金。

1984年安海镇菌柄村侨胞黄先生，也是为其母办丧事，将节约的丧葬费７万元捐献给村中作教育基金。

1987年，晋江市龙湖
镇侨胞许经清，回乡欢庆60寿辰，不搞铺张浪费，将节约的7000元捐给该乡秀山小学作奖学金。

这些都为家乡的移风易俗，起了好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海外华侨对闽南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要详细列举，还有许多许多。

本文只是就其中几项进行论述。

作者系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
(原载：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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