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宜昌初等教育发展述论

抗战时期宜昌初等教育发展述论
作者：刘娟
来源：《三峡论坛·三峡文学》 2015年第5期
刘娟?
（中共宜昌市夷陵区委党校，湖北宜昌 443100）
摘要：宜昌是民国时期鄂西地区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抗战前其初等教育较为发达。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枣宜会战中宜昌失守，宜昌的教育事业受到重创，然而，未沦陷地区
的教育事业仍然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发展。

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形势，满足抗战需要，在初等
教育的学制、课程设置、教学经费、师资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战时政策。

宜昌基于前述政策
法令，也做出相应调整，从而使其初等教育在抗战期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西部落后地区的
教育水平也得以提高。

关键词：抗日战争；宜昌教育；初等教育；小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5）05-0037-06
收稿日期：2015-06-13
作者简介：刘娟（1985-），女，湖北汉川人，中共宜昌市夷陵区委党校讲师，政治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38 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在占据武汉之后，连续发动了随枣会战、长沙会战，日寇兵锋渐渐逼近鄂西重镇宜昌。

在这期间，湖北省东部大批学校开始西迁，一时间宜昌及以西
地区学校云集，宜昌的教育事业呈现出短暂的繁荣景象。

1940年6 月中国军队在枣宜会战中失利，宜昌陷于日寇之手，宜昌本地的大批学校相继停办或内迁。

但在宜昌周边的未沦陷区，教
育事业虽受战势影响，但并未倒退，规模反而有所扩大。

海内外学者关于抗战时期战时教育研
究论著成果十分丰富，但针对宜昌地区的研究，目前尚无代表性论作，[1] 对此，本文主要通
过对各种档案文献的收集，理清抗战时期宜昌初等教育的基本脉络，以系统地反映抗战时期宜
昌地区初等教育的发展状况。

一、宜昌沦陷前后初等教育概况
抗战爆发前宜昌的学校教育，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含私塾）、中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等，还有以开展民众识字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民众学校。

但因受到各种动乱
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影响，未能形成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

[2]654本文中的初等教育主要是指
“小学教育”，按当时拨款类型划分，可分为公立、私立、教会三类。

公立小学又分省立小学
和县立小学两类，按学制则分为完全小学（六年制）、初级小学（四年制）、短期小学（二年制）等。

1935 年，湖北省开始全面推行“义务教育”，当年11 月至次年4 月，先后设立省立宜昌县第一至第十短期小学，隶属湖北省义务教育委员会。

短小为一年制，主要招收9—12 岁的失
学儿童，各班50—70 人不等。

1936 年底，宜昌全县除省立小学和私立小学外，有县立小学7 所、58 个班，学生2769 人；短期小学5 所、5 个班，学生382 人；县立初级小学42 所、52 个班，学生1280 人；省立实验短期小学3 所、4 个班，学生173 人；短小班3所、6 个班，
学生358 人。

教职员共226 人。

截止到1937 年底，宜昌城区有公立小学33 所（75 个班，学生3796 人，教职员158 人），其中有省立（含短小）17 所。

形成相对完善的义务教育体系。

[3]29 省教育厅督学视察了整个鄂西地区的教育状况后，在《湖北教育丛刊》上发文，称“都
市教育，以宜昌为鼎盛”。

[2]654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并未因抗战形势日趋恶化而中断教育的发展，反而要求各地在
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大力扩展各级教育事业。

为此，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4]421，《乡镇中心学校设施要则》[4]436，《保国民学校设施要则》[4]438，《保国民
学校及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基金筹集办法》[4]430，《小学教员总登记办法大纲》等一系列重要
法令，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战时教育机制。

[5]
1940 年5 月，湖北教育厅依照上述法令，结合本省情况，因地制宜地拟订并颁布了《湖
北省实施国民教育五年计划》、《湖北省各县设立乡镇中心学校及保国民学校暂行规则》、
《学龄儿童强迫入学办法》、《失学民众强迫入学办法》、及《小学教员总登记办法大纲施行
细则》等规章，并通令全省施行。

据湖北省实施国民教育第一次五年计划要点的规定：中心国
民学校于1943 年依照乡镇数设置完成，国民学校分年扩充，至1946 年依照保数设置完成；中心国民学校及国民学校师资，依照中央法令规定，小学部平均每两学级以3 个教员计算，民教
部暂由小学部兼任。

教育经费则由各县自治财政统筹支给。

[4]520-521
为此，1941 年，宜昌县在时局纷扰，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仍然开办了一批乡中心小学和保国民学校。

截止到1944 年，据当时的教育厅“初教类”统计，县辖区内的27 个乡、425 个保，共设有中心小学25 所，学生6740 人；保国民学校199 所，学生1442 人；救济院孤儿学校、民众教育馆附小各1所，学生共87 人。

[2]654 全县总计有小学226 所，学生8269 人。

除宜昌县外，宜昌地区其他各县初等教育的发展也颇为可观，其教育规模不但没有缩减，
反而有所扩大，现将各县情况分述如下：
长阳县：1937 年全县有小学166 所、201 个班（其中完全小学3 所11 班，区乡初级小
学54 所61个班，联保小学21 所23 个班，简易小学77 所84个班，短期小学11 所22 个班），在校学生13452人。

1943 年，全县小学适龄儿童31671 人，入学15655 人，入学率达49.4%。

[6]540
秭归县：1937 年有公立初级小学23 所、完全小学4 所、短期小学7 所，学生共计2104 人。

1943年，乡中心国民学校发展到25 所，236 个班，学生7984 人；保国民学校201 所，352 个班，学生12012人。

[7]367兴山县：1938 年，全县共有各类学校40 所，其中，完全小学1 所，初级小学28 所，联保小学11 所，计82 班，学生2571 人。

1943 年，全县已建成
乡中心国民学校13 所，保国民学校108 所，学生9642 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4.9%。

[8]428远安县：1938 年，全县学校65 所（含巡回教学班“点”13 个），共有学生3240 人。

此时，县立中心小学，发展到9 个班，学生381 人，教职员18人（含兼职4 人）。

1941 年，全县
有乡、保国民小学165 所，学生6860 人。

[9]584五峰县：1938 年，全县有小学41 所，学生2165人。

1943 年，全县中心学校增至10 所，保国民学校减至66 所，共76 所，116 班，学
生4056 人，教职员159 人。

[10]448
宜都县：1935 年，全县有公立、私立小学54所，在校学生3113 人，教职员117 人。

1943 年，办有中心国民学校9 所，保国民学校135 所。

根据1946 年初小毕（肄）业生人数
推断，当时应有初小学生约18600 人。

[11]525
上述各县在战时基本属于未沦陷区，遭受战争之直接影响较少，故教育事业发展虽缓慢，
但成效颇为可观，尤其在学校规模及初等教育的普及上更为明显。

此外，即使是在遭受日寇侵略极为严重的枝江县，其战时初等教育仍然有所发展。

1935 年，枝江推行义务教育，经费由县筹集、省补助，全县小学增加到100 所。

其中县立82 所，学生
4242 人，教职员122 人；私立18 所，学生840 人，教职员28人。

1940 年5 月，因枣宜会
战该县江北地区沦陷，当地小学被迫停办。

次年江南地区（非沦陷区）设乡中心国民学校8 所，保国民学校59 所。

1943 年，全县有小学70 所，116 个班、学生4161 人，教职工131 人。

[12]640
据上述数据统计，1937 年至1938 年间，宜昌地区共有各类小学533 所，学生35325 人；到1943年，学校总数增长至1194 所，共有学生79255 人。

[13]学校总数增长了124%。

至抗
战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一保一校，一乡一中心学校的目标。

由此观之，宜昌地区在抗战前，初等教育发展不但具备了一定的规模，而且在鄂西地区首
屈一指。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宜昌城的沦陷，其初等教育虽然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
在未沦陷区，各地初等教育事业克服重重阻碍，教育事业并未因战事的波及而中断，仍得到了
较大的发展。

二、适应战时形势，实施教育改革
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8 年颁布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中的规定：“现行学制，大体上仍应维持原状，不宜多所更张。

惟我国地方辽阔，对于各级学校制度如有遇到计划不易
施行之处，应视实际情形，得酌量变通，俾有相当之弹性，以适合各地方之需要。

”[14]16 事实上，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形势，在初等教育的学制、课程、经费、师资等方面，均实施了一
定程度的改革。

（一）学制与课程
由于受到抗战形势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各地的财政状况以及教育发展的水平，只有缩短
学时，减少课程，才能实现快速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

1938年制定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规定：“各地方得视其财力施行一年制、二年制短期小学，进而至于四年制、六年制小学，务
期于预定期限内，达到全国学龄儿童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入学。

”[3]25-26课程与教学内容
开始偏重于与当时的抗战形势相联系，一方面合并教学科目以减少课程种类，另一方面须“加
授关于生产之训练及军事之知识。

”[4]29 而作为基础教育的小学教育方面，《方案》明确规定：“小学教育为国民基础教育，一部分准备升学，其他一大部份则毕业后即当服务家庭或社会，或从事职业，故其高年级课程应有相当之差别，如简易职业训练或技能陶冶，俾毕业移有
参加社会上基层经济生产工作之能力，同时小学校舍应为城乡民众组织及活动之中心，同时切
实推行国民教育，于最短期内达到每保设立国民学校每乡（镇）成立中心学校之目的，以提高
民众文化之水准，增强抗战建国之力量。

”[4]132
在课程设置方面，主要是按照1936 年教育部颁布《修正小学课程标准》规定，初小、高
小均设公民训练、国语、算术、社会、自然、劳作、体育、图画、音乐等科目。

1942 年，教育部再次颁布《小学课程修正标准》，规定初小设团体训练、国语、算术、常识、音乐、体育、
图画、劳作；高小设团体训练、公民、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体育、音乐、图画、
劳作。

1943 年，高小改团体训练为公民训练，图画改为美术。

[8]431
为使教学内容与抗战形势结合更为紧密，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各个科目的教学内容也做出了
相应的调整，与战争及军事相关的内容大幅增加。

1.国语科增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文字通俗化之抗战救国文电、诗歌、戏剧、故事画、战地通讯及军民壮烈牺牲事略或图画等，并随时指导学生，将报纸上抗战文电及新闻改为通俗文字，以便转告不识字之民众。

2.社会科注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史实、中国民族复兴运动史实、中国历史教训失地及国防经济地理等。

3.算术科注重中日国力、东北失地及战区各项损失日常应用等数字。

4.自然科东北华北等地之富源，普遍兵器性能制造以及防毒救护等常识。

5.图画科绘制国难简略地图、抗战宣传画等。

6.劳作科制作战争玩具、失地模型及利用荒地种植作物，增加生产等。

7.体育科注重战争体育模拟战、童子军训练、侦察救护、防空防毒等演习、远足爬山等运动，以及其他类似之游戏。

8.音乐多唱富有战斗意志的歌曲。

[4]132
此外，宜昌、长阳、五峰等县，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还注入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例如抗战初期，宜昌县立学院街小学校长张世定在全校大力推行抗战教育，一方面按照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思想，在高年级课程中增加国难教育的内容，向学生灌输抗日爱国思想，另一方面鼓励
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每日早晚，学生们高唱《抗日军歌》、《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红缨枪》等抗日歌曲。

[3]37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时任湖北省民政厅视察员的中
共地下党员田晴谷，利用视察员的身份指示同为地下党员的刘宰衡组织长阳教师编撰了一本
《抗日救国三字经》，[15]224-225 在资丘、中坪等地作为乡土教材进行教学。

[6]540
（二）教育经费
教学的正常开展离不开教育经费的保障。

当时初等教育的教育经费大致有四个来源：保国
民学校经费需自行筹集；乡镇中心学校的经费则分为两种情况：校长、教员的工资由县市开支，而办公费和设备扩充等需地方自筹；当教育经费不足时，由县财政拨款及中央、省补助款。

[4]424 为此，在1940年6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保国民学校及乡镇中心学校基金筹集
办法》，希望通过设立教育基金的方式来筹集经费，但在具体执行中，各县募捐情况有所差别。

在五峰县，县政府曾设置学校基金委员会来劝募集资。

1943 年7 月10 日，信义乡中心国民学校基金委员会决定，“各保分贫富酌予分配，甲等30 万元，乙等25 万元，丙等20 万元，共250 万元。

”其他各乡均有劝募规定，但因执行不力，多属一纸空文。

[10]452
在秭归，因地处后方相对安定，地方民众踊跃捐资助学。

笔者根据史料中的记载，对1943 年3月至1945 年4 月秭归各界民众捐赠田产或捐献现金的助学义举进行了粗略统计：有谭光盾、李文湘等35 人捐献产业，王永千、韩方琼、秦子高等16人捐款，作为中心国民学校教育
基金。

其中，还有茅坪镇如信同、裕昌、大信、泰丰、万福成等23家商户，共捐50 万零5 千元，郑克炳、郑克洪、聂忠万等20 渔户，捐8 万2 千元，一位途经该县的商人牟维德慨然捐款，等等。

[16]
此外，长阳的资丘，本是该地商业重镇，因战时需要县政府迁往该地，而成为长阳的政治
中枢。

一时间，当地人烟稠密，学童众多，而中心学校校舍不够容纳，因经费无着落，时任校
长的杨雨膏于是向资丘居民劝募，很短的时间内就募集数千元，“因以添建校舍，扩充学生班次，莘莘学子，自此求学有所。

寻见桃李芬芳，人文蔚起，追本溯源，杨校长及热心捐助者之
高风义举，俱未可湮没也。

”[17]
（三）教学师资
截止抗战爆发前，宜昌县有宜昌女子高等小学堂师范简易科、湖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宜
昌县立女子高小附设师范班、宜昌四中高中师范科、湖北省立第一乡村教师养成所、湖北省立
第二乡村师范学校等，规模不一的师范学校（班）6 所。

[3]67 在学制上各校（班）略有差异，例如省立三师采用五年制，即本科四年，预科一年，预科毕业后直接升入本科；而省立二乡师
为“三三制”，前期三年，后期三年；简易师范的学制则有四年制、三年制和一年制等几种。

[3]68-69
由前文可知，1935 年开始的大规模普及义务教育，特别是在各县小学区广泛设立学校，直接导致乡村教师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从而影响到义务教育是否能顺利推行。

因此，大力培养初
等教育师资，满足战时教学需求，成为了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1940 年2 月29 日国民政府颁布了《特别师范科及简易师范科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简易师范科以附设于师范学
校为原则，但公立中学及公立初级中学内得附设简易师范科。

”[4]637 又根据1942 年9 月《湖北省计划教育实施纲要》中的规定：“初级中学每县以设立一所为原则，并得附设简师科
及各种职业教育班。

”[10]448 简易师范科教学科目如下：三民主义、公民、体育、军事训练、军事救护（女生）、卫生、国语及注音符号、应用文、历史、地理、农工艺及实习、家事及实
习（女生）、音乐、教学原理及方法、学校行政、童军教育、地方自治、农村经济及合作、实
习等19 门。

[4]63 宜昌各县均采用教育部规定的教材。

师范学生毕业后，按学校不同分为两类，省立师范学生均被分配至本师范区所属各县高等小学及国民学校服务。

简易师范学生则由
县政府分配至乡镇公私立中心国民学校服务。

换言之，在抗战时期，宜昌各县乡中心小学和保
国民学校的师资多是来自于简易师范学校（班）。

[18]
另据史料记载，战时小学教师工作、生活都极为艰辛，例如：鄂西会战期间，日军攻略长阳，所到之处将粮食劫掠一空，各乡粮食恐慌已成普遍现象。

后来，各小学于日军开始撤退的
半个月中，逐渐复课。

然而由于条件艰苦，“师生同运烧柴，尤感食粮无着，恒以米面充饥。

”但是“本身工作，备极艰勤，每日黎明既起，至晚仍举行晚会，或趁月明上掺，训练学生，不
遗余力。

值此浩劫厄运，长阳教育从未停顿，各校弦声不致辍响者，小学教师苦干之精神，有
以维系之也。

”[17]
由此可见，宜昌在抗战时期由于直临前线，教育事业的发展可谓坎坷曲折、艰辛异常。

然
而纵使在兵荒马乱时期，教育经费、师资以及办学设施等严重不足的艰苦情况下，未沦陷区的
初等教育亦得以继续发展，未有中辍。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秭归、兴山、长阳、五峰等
偏远山区教育事业的落后面貌。

这也为以后宜昌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教育救助与师生支援抗战
战时初等教育是中国国民教育发展到抗战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对于抗战年代提升民族精神，赢得抗战胜利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对沦陷区学生的救助
1938 年3 月至8 月，国民政府制订并颁布了各种救助规章，《沦陷区教育实施方案》、《战区各级学校学生转学及借读办法》、《教育部分发各省教育厅所任用之战区中小学教职员
及地方教育行政人员服务及生活费支给办法》、以及《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简章》、《战区
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工作大纲》，在四川、贵州、广西、陕西、湖南、湖北、甘肃、宁夏等省创
设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10 处。

[19]17-18 不但从物质上接济流亡学生，使之得以维持基本
生活，还为其提供了战争间隙宝贵的学习机会。

国民政府对教育界的救助与战时社会动员相结合，向战区和沦陷区派遣督导员，专门从事民众和教育人士之联络和救助工作，“使沦陷区人
民尚觉为中央所眷念，精神为之振奋”。

[20]299
抗战军兴，江浙一带人民逃亡寄居枝江县的很多，于是枝江县各市镇学龄儿童激增。

江口
小学扩充为12 个班，中心小学扩充为10 个班，董市小学为11 个班，洋溪小学为3 个班。

在当阳，枣宜会战后，因县境大部沦陷，只有三民、观音两乡办有学校，教学设施虽然简陋，但班次都在6 个以上，学生过多，不能完全容纳。

此外，由第六战区挺进第一大队敖泽部
办理的双莲乡中心学校，游击队黄友之部办的深平两乡联立小学，赵春珊先生办有的补习性质
之学校，以上三所学校救助的陷区儿童与青年，不在少数。

[21]
（二）各地小学生支援抗战
抗战爆发后，宜昌各地学生用各种形式支援前线。

当阳县积极响应“青年从军”的号召，
该地“各界报名者达百余人，尤以中小学生为最多，当报名时，莫不欢欣鼓舞大声疾呼，青年
从军运动为救国家救民族运动，要一致踊跃报名请缨杀敌，其有因年龄太小或身体不合格验退者，莫不引为憾事。

”[21]
在长阳，枣宜会战前，因距前线尚远，许多伤兵在此安置，1938 年6 月驻龙舟坪伤兵达
数千名。

县政府发动民众为伤兵募集单衣1000 套，县立中心小学学生负责劝募500 套，6 月
24 日，校长田瑞祺率领高年级学生在龙舟坪及磨市一带向当地居民劝募。

当地居民“慷慨乐捐，一日如数，募足缴动委会转交伤兵管理处发给佩用，此举足使伤兵安慰，秩序更臻良好，学生
爱国热忱充分表现。

”[17]
1943 年鄂西会战期间，兴山县因战况紧急而聚积的军米达数万包，上级要求在短期内运往前线。

县政府为加速补给前线军事之需要，及提高民众运输热忱，并减轻民夫之负担起见，于
是发动各界民众参加联合抢运军粮总队。

下设三个大队，及一个直属中队，分两期抢运。

自5
月15 日至25 日，分两期共计动员1200 余人，参加抢运者就有十五岁以下的学生，不分昼夜，连续抢运，短短十天之内顺利完成1700 袋军米抢运工作。

[18]
综上所述，在宜昌沦陷的6 年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教育带来了极其惨重的打击。

但国民政府制订的一系列战时政策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援，对战时的初等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

宜昌在战时接纳了来自沦陷区，因失学而流亡无定的青年学子，使他们免遭战火的摧残，
对他们进行教育救助，为全国的持久抗战保存了力量。

同时外省及本地沦陷区的学校向宜昌西
部地区迁徙，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开发与建设，改善了落后地区的教育面貌，推动了基础教育的
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抗战期间的人才需求。

注释：
[1] 何小艺研究了抗战时期陈诚在湖北全省推行“计划教育”，通过调整增设各类学校，
大幅增加教育经费，对大中学校毕业生实行升学和就业统筹，进一步强化训育制度等措施，推
进湖北教育的发展。

（何小艺：《抗战时期陈诚推进湖北教育述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
生学位论文，2008 年）。

韩文具以联合中学为切入点，研究了湖北省学校西迁及中等教育的发展过程。

（韩文具：《试论抗战期间湖北省的计划教育》，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

刘晶选取川、滇、黔三省作为中心，对大后方基础教育的政策措施、发展概况、行政管
理及教育教学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刘晶：《抗战时期大后方基础教育发展研究——以川、滇、黔三省为中心》，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1 年）。

昌文彬主要对陈诚在湖北省推行的“计划教育”的提出背景、主要内容、实施情况以及评价方面进行了介绍（昌文彬：《陈诚
计划教育理论与实践述论》，民国档案2011 年第3 期）。

[2] 湖北省宜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宜昌县志》，冶金工业出版社，1993 年。

[3] 宜昌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宜昌市教育志》（内部资料）。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凤凰出版社，1998 年。

[5] 1935 年5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湖北省按照《大纲》重新制定的第一期义务教育实施计划，除省会和汉口市按平均一千人的标准划分小学
区外，全省各县分两个阶段划分小学区，第一阶段从1935 年8 月至1937 年7 月，以联保区
域为小学区，第二阶段从1937 年8 月至1940 年7 月，以保为小学区，联保区域为联合小学区，以区署辖区为学区。

详见刘军：《抗战前十年湖北县级教育研究1927-1937》，华中师范
大学博士论文，2009 年。

[6]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阳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 年。

[7] 湖北省秭归县地方编纂委员会编：《秭归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年。

[8] 湖北省兴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兴山县志》，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 年。

[9] 湖北省远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远安县志》，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年。

[10]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五峰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 年。

[11] 湖北省枝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宜都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年。

[12] 湖北省枝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枝江县志》，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年。

[13] 因当阳属于沦陷区，数据不全，故未列入统计。

宜都系因缺少1937及1943年数据，故分别用1935 年及1946年数据推算。

[14]《教育部订定之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1938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凤凰出版社，1998 年。

[15] 中共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委党史办公室著：《中国共产党长阳历史》（第一卷），中
共党史出版社,2009 年。

[16] 秭归县政府编：《秭归县抗战史料》（1948 年），秭归县档案馆藏。

[17] 长阳县政府编：《长阳县抗战史料》（1948 年3 月），长阳县档案馆藏。

[18] 兴山县政府编：《兴山县抗战史料》（1948 年6 月），兴山县档案馆藏。

[19] 刘婷婷：《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救助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5 年。

[20]《陈立夫谈战区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0 年5 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凤凰出版社，199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