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民族文化融合与发展调查

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民族文化融合与发展调查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由于其特殊的环境和条件，形成了当下多民族文化
融合发展的典型样本。

作者详细考察了当地民族文化发展的现状和历史渊源，深入分析当地民族文化变迁的过程和特点。

认为当地历史上民族关系主体呈现和平竞争、融合发展的特点，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各民族间的互动更加频繁，融合发展的进程大大加快，原有的本土文化特色也逐渐淡化。

标签：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田野调查
泗水乡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所辖乡级行政单位，面积约168平方公里，有周家、细门、三舍、八滩、泗水、潘内、马骆、里茶、里才9个行政村，居住着苗、瑶、壮、汉等民族，总人口不到两万人。

由于其位于多民族县—龙胜各族自治县的中部，是历史上各民族迁徙的交汇之所，具有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典型性，仍在进程中的区域融合发展与改革开放以来急剧变化的外部文化影响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文化生态，是新时期我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典型样本。

一、多民族文化环境的形成
当地和谐的民族关系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和结果。

根据县志记载，龙胜各族自治县境内的苗、瑶、侗、壮、汉等民族，是分别从东、北和西南几个方向先后迁入。

瑶族是进入龙胜境较早的居民，早于汉代，桑江（龙胜境，下同）即为“瑶民”所踞。

南宋乾道元年至九年（1165-1173年），靖江府招抚桑江52瑶头首归顺，亦说明南宋时已有众多的瑶族居住桑江。

瑶族的族源主要是秦汉晋时期南方的“荆蛮”、“长沙、武陵蛮”、“五溪蛮”支，现今龙胜县内的瑶族大量迁入多为元明清时期。

龙胜侗族的迁入也较早，据县志记载，北宋期间已有少量入境，明代更有大批由湖南迁入。

龙胜壮族的迁入主要有两个时期，一是明正统二年（1437）、万历（1573-1620）年间、嘉靖七年入境，二是清代乾隆年间迁入，多由河池南丹、桂林临桂等地而来。

龙胜汉族入境定居在各少数民族之后，多居城镇，于清代乾隆以后迁入，迁入方式主要是为官当兵和经商做手艺等，也有开荒种地或行猎迁入。

[1]
瑶族是最先来这个地方的民族，主要是从湘、资、沅江流域之中下游和洞庭湖一带逐步迁徙而来，在进入龙胜（泗水）前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迁徙过程，迁徙的过程比较复杂，这些过程在现今当地流传的瑶族各姓氏《大公爷》（传统族长间口口相授传唱的本族系历史）中均有传说。

泗水乡的苗族迁入也较早，该乡苗族《叙事长歌》有述：泗水村老寨杨姓原籍江西省泰和县，后经湖南城步，于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翻过山脊迁到现在居住地，此后基本没有迁移。

整个龙胜县壮族的大量迁入有两个时期，一是明正统二年（1437），万历（1573-1620）年间、嘉靖七年入境，泗水壮族居民进入也大致如此或相对后些。

泗水乡的汉族则主要是在泗水街上，山上村寨的汉族居住者极少，笔者考察中只发现周家村的茅寨有十几户。

汉族的迁入在其他民族之后，笔者在该乡街道访谈时发现当地汉
族的年长者大多还能讲出自己先辈到这里的较为确切的历史，到目前也就十代人左右，于乾隆年间及稍后进入该地，按当地汉族人的传说基本上是做生意或手工艺来到该地。

如今泗水乡的各民族在地理上的分布呈现这样一个特征：中间有条贯穿乡境东西的河流桑江，桑江沿河一带是汉族和壮族相对集中的区域，河往东和河往南是瑶族集中的区域，河北面靠近邻乡的区域则是苗族相对集中的地区。

迁徙过程和分布态势说明，龙胜各民族由不同方向来到龙胜，苗族自上（北）而下，瑶族由东北方向而来，侗族由西北面而来，而壮族由西边、南边而上，汉族由南边、东南而来，各民族在龙胜境内汇成了一个民族大家庭，泗水乡地处龙胜县中部，处于迁徙路径相汇的最前沿，乡境内几个民族的比例相对均衡，可以说泗水乡是多民族聚集“典型（龙胜）中的典型（泗水）”，研究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里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二、和谐的民族互动传统
在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之后，各民族的分布仍然是界限分明，说明曾经各民族间也具有某种封闭性或说独立性。

考察中发现，曾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瑶族与当地别的民族是不通婚的，本族姑娘嫁给外族被认为是“败族”的行为，要受到人们的谴责和族规的处罚。

瑶族这种婚俗的形成主要是艰苦环境下民族的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瑶族处于条件相对艰苦的高山上，如果不通过如此特殊的风俗制约，将难以保证足够的繁殖资源，整个民族的生存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一直能保持一定的人口规模，保证了当地瑶族具有自我生产的能力并且能够避免近亲繁殖的后果，使得这种婚俗得以延续。

同样是繁殖资源有限，由于缺乏的程度不同和环境的相对优越，当地其他民族则产生了与瑶族不同的婚育观。

由于本民族数量太少，而且生产环境相对优越足以吸引其他民族的女性人口，因此该乡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如壮族和苗族）在当地人所知的时间范围是与外族通婚的。

需要注意的是，诸如瑶族的婚俗等某方面的封闭性和独立性源于当地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和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不足以说明当地各民族主体文化的排他性。

实际上，当地各民族之间有着长期的历史互动过程，这种互动是以一种和平发展的方式竞争和整合的。

瑶族是最先来到这个山区的民族，贯穿龙胜县境的最大河流被称为桑江，龙胜的旧称也是“桑江”，据说是因为古代由长江中下游辗转而来的瑶族先民带来了种桑养蚕的生产习惯，于贯穿境内的河谷窄岸上遍种桑树而得名。

瑶族先民由山东、洞庭湖等长江中下游而来，迁出地的种桑养蚕的生产技术和纺织刺绣技艺，相对于当时尚未开发的当地来说，是先进的。

既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尚属先进，为什么如今的瑶族却都是生活在当地环境最为艰苦的高山上，而原来遍种桑树的沿河如今却居住着别的民族？是否曾经发生过民族战争？从历史上已有的资料记录和当地的族训家传来判断，历史上当地的民族矛盾并不严重，一些有记载的起义之类的历史事件也都是一些官民冲突。

从一般历史族际关系发展规律看，如果民间有冲突，在族训家传中应该会有所体现。

因此县志上才有“……但各民族之间，从未发生聚众械斗，史无记载，民间亦无传说”的描述。

[2]最具可能性的是当初瑶族先民从中原而来，把原居地的先进生产
生活方式也带了出来，在向南迁徙的过程中，由于南方未开发地区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狩猎和采集就能提供较多的食物来源，加上不断的迁徙和环境的变化，原住地的先进种养技术无用武之地，部分种养技艺逐渐荒废，迁到龙胜境内之时，人们已经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了，但是种桑养蚕和纺织刺绣的技艺由于衣着的需要和迁徙途经地方环境的适宜而保持了下来。

接着，壮族由广西别处而来，他们并没有经过长期远距离的迁徙，也没有经历环境太大的变化，他们原有的稻作技术因为当地环境的适应而保存了下来，相对于已退回到采集和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先之而来的瑶族居民来说，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先进的，于是壮族就在沿河更为适宜开垦的地区先行开荒种田。

随着当地人口的增多和随后更多人口的迁入，沿河区域已经不适宜狩猎了，而山上的动植物资源还能满足需要，沿着既有的生存方式，瑶族先民便主动往动植物资源更为丰富的山上转移，于是逐渐形成今天该乡沿河壮族较集中而山上较高海拔区域瑶族较为集中的分布特点。

再后来，环境的进一步变化和瑶族本身人口的大大增加，采集和狩猎已经无法满足生存的需要，瑶族民众不得不学习稻作生产技术，在山上也开垦梯田种稻。

可见当地民族之间的分布特点和民族关系的来源与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后汉族的进入和发展更说明了这一点。

汉族（主要有周家、黄家、秦家、谭家等）是来到当地最晚的民族。

根据当地的传说和一些老人回忆，汉族当初（清乾隆时期）是做小生意和手工艺来到这地方的，较早来的是周家，刚来时泗水街及周围地区全是壮族人的地盘，周家人是通过与当地壮族人“认老庚（即认兄弟）”才得以立足的，立足后以周家为代表的汉族人便在当地逐步创业，至解放前泗水街及周围的良田已经几乎全部成了以周家为代表的汉族地主所有。

在当地，并无汉族人在创业期间与当地壮族人有严重冲突的传说或故事，当地壮族人与汉族人的关系历来是和谐的，后来的汉族人是以相对先进的小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在当地的发展竞争中胜过了曾比瑶族先进的壮族。

泗水乡境在民国时期曾爆发过规模较大的瑶民起义，当时起义的矛头就直指当地的汉族地主和统治者，当时已经不是正常的民族竞争时期了。

三、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
当地各民族在泗水乡区域长期和谐互动的过程，可看作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依据，而更多的核心文化如语言、婚姻和风俗习惯的互动情况更能体现当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特点。

当地的民族语言丰富，苗、瑶、壮、汉等各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由于历史上文化传统相对自成体系，整个乡不大的区域存在着多种民族语言的同时，同一民族在不同的区域还存在着不同的方言，甚至同一民族的不同方言之间还存在互相听不懂的情况。

如当地红瑶“旅游村”——细门村，与该乡盘瑶聚居地相邻，但两村语言和风俗均差异很大，即使在红瑶本支系内，也使用着两种不同的方言，当地人分别称为山话和平话。

“山话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平话则属汉语方言”，[3]区别很大。

当地传统上族际沟通用的是汉语方言官话，[4]民国之前，当地各寨实行的是族长权威管理，社会生产自给自足，寨与寨之间沟通较少，各寨对外联系一般
是由负责族际或山寨事务的人来承担，因此当地各民族会说汉语的人不多。

民国以后，随着近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引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当地各民族的联系日益紧密，会说汉语的人越来越多。

如今，虽然民族语言仍是各民族内部交流的主要语言，但是不会用汉族交流的人占比已经越来越小，只有山上未上学的小孩和少量年纪大的老人才不会或还不能熟练使用汉语。

在村寨以外的场合，人们一般使用当地通用的汉语官话进行交流。

面对明显不是当地人的外来者，热情纯朴的当地人还会视情况主动尝试用客方的语言进行交流，一般仍然是用官话较多，用普通话与客人交流只是近几年的事，特别是开发旅游、输出劳务之后当地年轻人用普通话与外来者交流的现象发展很快。

如今，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和使用民族语之间的转换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

当地各民族在风俗习惯上很不相同，但相互之间持尊重态度，并不相互排斥和冒犯。

“泗水乡潘内村枫木寨蒙顺发，其曾祖父是和平乡壮族，于民国初年迁居枫木寨，如今四代人，已消失了壮族特征，吸收瑶族（红瑶）特征……人称自称也为红瑶。

”[5]龙胜县志记载的这类现场在当地并不鲜见。

在周家村小学教师的眼中，周家村葇寨十多户汉族居民也已经“变成少数民族了”。

实地考察发现，葇寨的李姓汉族居民平时言谈用少数民族语言，风俗习惯也随当地的瑶族居民。

据他们自己介绍，他们先辈与当地瑶族居民曾经也是有距离的，“找老婆”还得回到迁出地，后来就慢慢的与当地瑶族居民“没什么区别”了。

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以来，不同民族间的重要节日活动往往成为其他民族文化娱乐的实际内容。

即使当地红瑶不与他族通婚的风俗，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已经逐渐破除。

总的说来，当地历史上民族关系主体上呈现和平竞争、融合发展的特点，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各民族间的互动更加强频繁，融合发展的进程大大加快，原有的本土文化特色也逐渐淡化，这是民族互动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

本调查有助于帮助人们理解新的历史条件下多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现状、趋势和规律。

如何认识和应对这种结果和趋势，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1] 龙胜县志[M].龙胜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撰，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1.1.57-64.
[2] 参见：龙胜县志[M].龙胜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撰，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1.1.117.
[3] 参见：龙胜红瑶[M].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族局《龙胜红瑶》编委会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6.1.5.
[4] 即桂柳话，本文的汉语包括普通话和当地的汉语方言即桂柳话，桂柳话是汉语官话方言的一个分支，以下的“桂林话”，“龙胜话”即是桂柳话在当地的称谓，因情境而用，不再注明.
[5] 龙胜县志[M].龙胜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撰，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2.1.1.118.
古志华（1974-）男，广西鹿寨县人，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