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可夫斯和他的情人

马雅可夫斯和他的情人
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是20世纪第一位将自己的才华献给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诗人。

但他的私人生活并不像他的创作生活那样单纯。

他与莉莉·奥西普·布里克一家复杂的关系，某艺人的低毁、猜测、谣言一直使他情绪低落。

直到今天，还有传说诗人的《唯一爱情》是写给莉莉的。

这是不对的，在诗人的生活中，还有别的女人，这就是女演员韦罗妮卡·波隆斯卡妞，她是在诗人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最亲近诗人的人。

她于1938年写的回忆，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保存在马雅可夫斯基博物馆中，直到今天才使其得以公布于众，刊登在发行量极少，仅供文艺批评家和文艺研究人员阅读的《文艺问题》上。

我与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相识是1929年5月13日在莫斯科赛马场，介绍我们相识的是奥西普·马克西莫维奇·布里克。

我和O·M是老相识，因为我曾在莉莉·尤里耶夫娜·布里克执导的影片中扮过角色。

当时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走下来，奥西普·马克西莫维奇对我说：“你看，瓦洛佳的身材不相称，上身挺魁梧，下身却很短。

”
的确，马雅可夫斯基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高大而又荒唐的。

他穿着一件白外套，戴着个白帽子，低低的遮住额头，手里拿着个手杖，但走起道来显得满有力量。

总之，他那固有的爱吵闹。

善交谈最初使我很不自然，我惘然若失，不知怎么与这位大人物交往才好。

后来卡塔耶夫、阿廖沙、皮利尼亚克也来了，他们都是著名的苏联作家，同时来的还有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男演员杨申。

此时扬申已是我的丈夫，大家商定好晚上去卡塔耶夫家。

我们在一起情投意合，我也感到很愉快，整个晚上过得都很好。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对我说：“你怎么变化这么大？早晨在赛马场时还难看，现在却变得这么漂亮……”
我们约定第二天再见。

我们相见了，漫步在大街了。

他完全不像昨天那个马雅可夫斯基，在文学协会里他说起话来是那样生硬，如市场的喧哗，喋喋不休。

现在感到我有些不好意思，他又是那样的和蔼，谈论着那些最简单、最普通的事情。

他对面详细打听剧院的情况，时而提醒我注意往来的行人，时而又给我讲着国外的新鲜事儿。

尽管我们在大街上的交谈只是些只言片语，但我从中窥测出这位著名艺术家那尖锐的洞察力、思想的远大。

我能和这样的人走在一起，简直太高兴了。

我惘然若失，极度不好意思，我内心感到很幸福，并且下意识地感到，如果这个人愿意的话，那他就一定会闯进我的生活。

过了一会儿，当我们继续在城里漫步时，他要我到他家去。

我知道他在根德里科夫胡同的住处，因为在他出国时，我曾去过莉莉·尤里耶夫娜那里，此时当我知道他在卢比扬卡还有个办公室时很是惊讶。

在卢比扬卡，马雅可夫斯基让我看了他写的书，还给我朗读了这些诗。

他说起话来低沉有力。

他兴奋地、极有特色地讲述着自己的作品，在进述喜剧对话诗时极富幽默感。

我感到马雅可夫斯基不但是位杰出的诗人，而且还富有极高的演员天赋。

我被他的天才和魁力征服了。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从我的表情上窥到了我的内心，而我却无法用三言两语描述我的兴奋之情。

他很高兴，在房间里踱着步，照了照镜子问道：“你喜欢我写的诗吗？韦罗妮卡·维托尔多夫娜。

”
当听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突然紧紧地抱住了我。

我反抗，他却很惊讶，像孩子一样抱怨着，绷着脸，阴郁地说：“唉，好了，我真是自讨没趣，我再不会这样了。

你呀，可真是个爱耍小性子的人。

”
我每星期都到他卢比扬卡的办公室去。

记得有一次他送我回家，当走到卢比扬卡广场，他突然令人惊讶地在广场上跳起马祖卡舞来。

他身材高大，很笨拙，但跳起舞来却显得很轻松，当时真是既滑稽又可笑。

总之，他作事很极端。

我记不得他几时平静下来过。

他很愉快地开玩笑，极富魅力，嘴里不停地重复着自己诗中的个别句子，唱着为这首诗谱成歌的富有独特风格的曲调，我忧郁不语，一连几个小时。

演剧节临近时，我们一大批演员从高加索乘坐硬卧返回莫斯科，一路上风尘仆仆，我想我妈妈一定会来接我的。

突然有人对我说：“诺拉，你看谁接你来了。

”我向广场走去，当我看见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时，很是吃惊。

此时，他手中拿着两簇红攻瑰。

他当时是那样潇洒，那样精神；相比之下，我这一身土猴样真不好意思。

原来，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给我妈妈打了电话，请妈妈别来接我，而他要亲自来，并对我妈妈说。

他想送我一大簇红玫瑰，可他又担心自己手里拿着这么大一簇玫瑰花，像个热恋的中学生，怕人家笑他这魁梧的身材，所以后来才决定只带两簇红玫瑰。

……记得是个冬天，有一次我们乘他的车去彼得罗夫斯克——拉祖莫夫斯克。

天气冷极了，我简直被冻僵了。

我们走出汽车，在雪地上跑跑步，摔倒在雪地里。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高兴极了，他用一根小木棍在一个结了冰的池塘里画了一颗被箭射中的心，然后写上“诺拉—瓦洛佳”
在返回的路上，我第一次听到他说出了“我爱你”。

我起初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布里克一家和马雅可夫斯基之间的关系。

他们生活在一起，生活得那样和睦，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我当时分不清到底谁是莉莉·尤里耶夫娜的丈夫。

有一次布里克一家去了列宁格勒，我在他们走后到根德里科夫马雅可夫斯基的家中。

这时扬申也没在莫斯科，于是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极力劝我留下过夜。

“如果明天早晨莉莉·尤里耶夫娜回来怎么办？”我问：“如果她看见我后，她会说什么？”“她会说‘你和诺罗奇卡一起过了？’这很好，我赞同。

”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讲马雅可夫斯基很愁闷，因为莉莉·尤里耶夫娜对此现实漠不关心，其实他还爱着她，这照样也使我很不快。

后来我才明白，我想得并不全对。

马雅可夫斯基对莉莉·尤里耶夫娜很好，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对他来说才是第一需要，但就爱情上讲，的确已是过去的事了。

马雅可夫斯基对莉莉·尤里耶夫娜总是温柔的和关心的。

每次她来，他都送她一簇鲜花。

他喜欢送她各种小礼物。

他从国外带回过一辆汽车，后来这车完全归莉莉·尤里耶夫娜使用了。

莉莉·尤里耶夫娜对马雅可夫斯基也很好，很和善，只是有点求全责备和独断专行。

她常为一些小事找碴，发神经，责备他不会关心人。

马雅可夫斯基对我说，他很爱莉莉·尤里耶夫娜，为了莉莉他自杀过两次，一次是对着心脏开枪的，只是枪没打响。

我感到莉莉·尤里耶夫娜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浪漫生活是不关心的，甚至是有点袒护的，比如他跟我的最初阶段。

如果有人说话过深而伤及了马雅可夫斯基，就会使她感到不安，她总想成为他唯一的心上人。

从高加索回到莫斯科后，在车站上那次会面，使我明白马雅可夫斯基很爱我，我很幸福。

我们经常约会，这是非常高兴的事。

但不久马雅可夫斯基的情绪就非常的坏，不知他为什么事情忧郁不快，常常沉默不语。

对我问他情绪低沉原因的回答，他总是开个玩笑支开，他从不把自己的不幸告诉我，只是有时说些与此无关的话……
从前他对我丈夫很和蔼，而现在却很嫉妒，挑剔。

我很难把他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后来，这种阴郁消失了，这位大人物又高兴起来。

我和马雅可夫斯基经常见面，但每次见面几乎都是在公共场所，因为我丈夫已经疑心我们，虽然扬申对马雅可夫斯基仍然很好。

扬申很愿意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协会中去，愿意到他的熟人当中去，但杨申不愿意让我和马雅可夫斯基单独待在一起。

我只能隐瞒我们的
见面，因此，我们每次见面的时间变得更短暂了。

除此外，我将在剧本《我们是年轻人》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对我这么个青年演员来说，能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中得到这么个好角色是件不简单的事情，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了。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开始很为我高兴，幻想着他将走到主要演员面前，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给每出剧献上一簇鲜花。

但没过几天，当看见我完全被角色所吸引时，他立刻变得阴郁起来，还有点嫉很。

他看完我扮演的角色后说，这个角色简直让人讨厌，剧本也不真实。

其实剧本他根本就没看，他也不想看。

总之，他认为我不该去当演员，应该抛弃舞台……
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有点神经质了。

我坚信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了，该是作出选择的时候了，我不能再撒谎了。

我现在甚至不明白，为什么同扬申离婚当时对我来说是那么难，倒不是我害怕失去丈夫，我们俩的生活方式确实各不相同。

我和扬申结婚很早，那时我才17岁，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很好，是同志式的，但维持的时间却不长。

扬申对我就像对待一位小姑娘，无论是对我的生活，还是对我的工作他都不感兴趣，我呢，也没有仔细考虑过他的生活和思想。

和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待在一起却完全不同，这是真正而严肃的关系。

他及他的为人都使我感兴趣，他总想在各方面帮助我，改造我，试图把我变成一个新人。

而我，虽说当时只有22岁，却很想接近他，很想了解他的思想，他的事业，他的工作，总之，他的一切都使我感兴趣，使我激动不已。

1930年初时，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曾要我和扬申离婚，要
我离开舞台，成为他的妻子。

我推迟了此事，我对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说，我会成为他妻子的，但不是现在。

他问我这会成为真的吗？他能相信吗？为此他能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回答说，他能想也能去做。

此后，“能想能做’机乎成了我们说话的暗语。

在我们见面的协会里，假如他心中不快，就会提出“能想什么能做什么？”这样的问题，当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能想能做”最现实的做法就是他登记准备在艺术剧院对面的作家宫里要一套住宅，并决定我们将来去那里居住。

我相信，弗拉基米尔·弗位基米罗维奇情绪低落以及他悲剧般的死因不是由于我们的相互关系所致。

我们之间的一些小争执只是使他不快的许多事情中的小插曲。

我认为，1930年是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创作走向下坡的开端。

当然，他写出了像《引吭高歌》这样的好诗，但这佳作在当时并未一举成名。

马雅可夫斯基已经深深感觉到了自己的不幸，感觉到了周围的人对他的作品缺少了兴趣。

他很重视周围人的这些意见，马雅可夫斯基知道如何对待谩骂，对待尖锐的批评和可耻的失败，这一切更增添了他在斗争中的激情，但某些人对他创作的沉默和嫉恨却是意外的怪事。

以后，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很明显，由于疲劳过度他三天两头闹流感。

还要指出的是，马雅可夫斯基是长诗《列宁》和《好》的作者，
这些诗都是为十月革命十周年而创作的。

过了3年他才感到，国家已经走上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道路，而他，马雅可夫斯基作为十月革命的鼓动者、宣传者的责任，就是为正在克服困难的人民指出一个美好灿烂的明天。

在一些庸俗者看来，马雅可夫境基是个流氓，在对待妇女的问题上是个下流的家伙。

我记得，当我和他会面时，许多“同情者”都劝我，努力使我相信马雅可夫斯基是个坏人，是个粗鲁而又厚颜无耻之徒，当然这是完全不对的。

不道德地对待女人，我在他那里从来没有遇到过。

我不忌讳地说，马雅可夫斯基确实是个浪漫主义者，他喜欢虚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个好追逐女人的人。

我每次和马雅可夫斯基分手，他都留给我一些东西，如戒指、手套、头巾等。

有一次他拿来一条四角围巾，然后把它撕成两个三角巾，一块我总是戴着，另一块，他把它放在卢比扬卡住处的一盏灯上，并说，他只要在房间里一看见这盏灯，就会很舒服，好像那是我的一部分同他在一起。

又有一次，我们俩玩纸牌，结果我输了，他罚我喝酒，我给他拿了一盒酒杯，酒杯极易打碎，一会儿就只剩下两个了。

马雅可夫斯基很迷信地摆弄着这两个酒杯说，这两个完好的酒杯对他来说是我们关系的象征，还说假如其中有一个碎了，那我们就分手，他总是亲自小心地擦洗这两只杯子。

另一次，我们俩在卢比扬卡，马雅可夫斯基说：“诺拉奇卡，你知道我对你有多好吗？我想为你写首诗，但爱情诗我写得实在太多了。

’驰开始为我朗读他的爱情诗，然后突然宣布：“傻瓜们？马雅可夫斯基文才已尽，马雅可夫斯基仅仅是个鼓动者，一个广告商……我
想写月亮，写女人。

我想这样写，我一定要这样写，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以后我再去写爱情。

”这里他给我读了长诗《引吭高歌》中的片断。

在剧院我很忙，我与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很少见面，只是抽空见一面。

那个角色虽说我演得不好，但我却很喜欢，我为此而激动，总是想着它，我常离开马雅可夫斯基，这使他不快，于是他要我抛弃舞台，和扬申离婚。

为此我和他闹了别扭，我开始逃避和马雅可夫斯基见面。

有一次我对他说我有排练，其实我和某人去看电影了。

马雅可夫斯基知道了此事，第二天说请我和扬申去看马戏。

我们坐在厢座里，马雅可夫斯基很不自在，他突然跳起来对扬申说：“米哈依·米哈依罗维奇，我想和诺拉单独谈一谈，请允许我们出去一趟。

”
扬申同意了，他仍坐在那里，而我们俩去了卢比扬卡。

在卢比扬卡他说，他不能忍受谎言，不能容忍我这样做，并说我们之间的一切到此结束了。

他把我的戒指、围巾全都给了我，然后说，早晨有一个酒杯已经碎了，这大概是心使然，第二个酒杯也在墙上摔碎了。

他还对我说了许多愚蠢的话。

我哭了，马雅可夫斯基走到我身边，我们俩又重新和好了。

但这和好只是暂时的，第二天我们又吵了起来。

我感到我们的关系到了破裂的边缘，我请求他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这样一来我们之间就变得相互仇视了，这是4月11日的事。

4月12日我白天有演出，幕间休息时，我被叫去接电话，是马雅可夫斯基打来的，他当时很激动，说正独自一人在卢比扬卡，心情很
不好……不是一时不好，而是一生都不好……他说只有我才能帮助他解脱困境，他坐在桌旁，四周摆放着各种文具：墨水瓶、灯、铅笔、书等。

我在时，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我一不在，这些东西就全成了摆设。

我劝他说，我没他也不能生活，我们还要见面，我想见他，演出结束后我就去他那里。

马雅可夫斯基说，他在给政府的信中提到了我，因为他已把我看成是他家庭中的一员，并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

我那时什么也不明白，因为这之前关于自杀的事他代么也没对我说。

对把我划入他家成员一事我只是说：“啊，我的上帝，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你说了些什么？你再说明白些……”
演出完后，我们在他那里见面了。

我请他让我安静一些，我说我会成为他妻子的，当时我很坚决地表示了这一点。

但我说我要想一想怎么能更好而又委婉地对扬申说。

我要他给我下个去看病的保证，因为近些天他处于一种失去自控能力的病态中。

我请他去疗养院疗养，哪怕是两天也行。

我记得这两天他给记在了记事本上，这是4月间日和14日。

他又同意去又不同意去，当时他很温情，甚至是愉快的。

4月13日的白天我们没见面，吃中午饭时他给我打来了电话，要我14号早晨去赛马场。

我说我要和扬申及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的学生们一起去，因为我们已经商定好，并请他按我们预先约好的那样：别再来赛马场了，别再见面了。

晚上，我和扬申到卡塔耶夫那里去了，原来马雅可夫斯基已经在
那里了，他阴沉着脸，像是喝醉了酒。

开始我俩坐在桌旁，一直在互相解释，但情况很不妙，因为我们的这种解释引起了来客的好奇心，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扬申对一切都明白了，并作好了当众出丑的准备。

我们俩开始在他的记事本上互相送条子，我们彼此都写了许多让对方生气的，低毁对方的懊丧话。

然后马雅可夫斯基到另一个房间去了，他坐在桌旁，继续喝着香槟酒。

我跟在他身后进去，坐在他旁边的安乐椅上，抚摸着他的头发说：“要爱惜你那双长了疥的脚。

”
他说要在大家都在场时对扬申说明我们俩之间关系。

他很愚蠢，竭力凌辱我。

他对我的凌辱和贬低突然停止了，我明白了，此时我面前的弗拉基米尔完全是一个不幸的病人。

他可能会马上做出可怕的蠢事，做出与自己的身份完全不符的事。

我劝他，求他平静下来，我是那样的温柔。

但我的温柔使他生气，使他气愤若狂。

他抽出手枪说要自杀，并威协说也打死我。

他把枪对准了我。

我明白了，我的到来使他的精神更加不安了。

在前厅，马雅可夫斯基突然很和善地看着我，请求道：“诺拉奇卡，来摸一摸我的头发吧，你是个很好的人……”
4月14日早晨，马雅可夫斯基乘出租车出去了，看上去他的情绪很不好。

这是一个明朗、阳光灿烂的4月天，已经完全是春天了。

“多么好的天气呀”我说：“你看这太阳有多么美呀，难道你今
天还会有昨天那样的愚蠢念头吗？让我们忘掉它吧，下个保证。

”
马雅可夫斯基回答说：“我没有看见太阳，我顾不上那么多了，我不会再作愚蠢的事了，我知道，我不会作出那样的事是因为我母亲，谁与我都不再相干了。

”
我说我10点30分有个重要排练，我要准时到场。

我们一起来到卢比扬卡，他让出租车随时等候。

他很伤心，我很着急，他开始精神不安起来，说：“又是剧院！我真恨死这剧院了，让它见鬼去吧！我再不能这样了，我不让你去排练，我不放你走出这房间。

”他锁上门，把钥匙装在口袋里，他是那样激动，以至没有发现我已经脱去了大衣和帽子。

我坐在沙发上，他坐在我身边的地板上哭了，我为他脱去大衣和帽子，抚摸着他的头发，竭力劝他。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快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几乎是在跑，他要求我从现在起不给扬申作任何解释与他一起留在房间里，他说等待住宅的事大荒唐，他要我马上离开剧院，今天就不让我去排练，他要亲自去剧院告诉说我再也不去了，并说剧院缺我照样行，他会和扬申解释清楚的，他不会放我回去见扬申了。

这样，他就把我锁在了屋子里，准备去剧院。

然后又给我买了许多生活必需品，在家里有什么我在这里也有什么。

我对马雅可夫斯基说我爱他，并将和他在一起，但在没有和扬申说明之前不能留下来。

我爱自己的丈夫，尊敬他，我不能这样对待我的丈夫。

我不能抛弃舞台，永远不能抛弃，难道马雅可夫斯基不明白吗？如果我离开舞台，抛弃工作，那我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空虚，这种空
虚是无法弥补的。

我该去排练了，我一定要去，我先去排练，然后回家对扬申说明一切，晚上再回来。

马雅可夫斯基不同意，他坚持己见，我再次回答说我不能按他的意见办。

他问：“就是说你不要去排练？”
‘俄要去”。

“是！”
“是这样，那就快走，快走吧。

”
我说：“离排练还早，再过20分钟我再去。

”
“不，你现在就走。

”
我问：“今天还能看见你吗？”
“不知道。

”
“今天5点你给我打个电话行吗？”
“行，行，行行。

”
他又快步在房间里跑起来，跑到写字台前，我听到纸的沙沙声，但没看见他写的是什么，因为他用身体挡住了写字台。

我觉得他好像
从日历上撕去了13号和14号两页。

然后他打开箱子，啪地一声关上，又在屋子里跑起来。

我问：“怎么，你不送我吗？”
他走到我的跟前吻了我，十分镇静温情地说：“不，小姑娘，你一个人去吧……对我，你放心好了”。

他笑了一下又补充说：
“我一定给你打电话，你还有钱坐出租车吗？”
“没有了”。

他给了我20卢布。

我问“你会打电话吗？”
“会的。

”
我走出房间，刚迈出正门没几步，就传来了枪声，我两腿发软，喊着跑向楼道，我一定要进去。

我觉得当我决定进去时，似乎过了很长时间，但我进去只是一刹那的工夫，房间里的火药味还没有完全散去。

他的双眼还睁着，看着我，物馆时留言竭力要抬起头。

他好像想说点什么，但眼睛已经发直了。

脸，脖子比平常显得更红了，接着头也低下了，脸慢慢地也变白了。

人们跑来，不知是谁去打电话，又有人对我说：“快去叫辆救急
马车来。

”
我什么也没来得及想，就向院子里跑去，跳上一辆迎面驶来的轿式马车。

此时楼梯上不知谁喊了句：“晚了，已经死了。

”
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幸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