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为农村书写病历

黄灯，为农村书写病历
作者：三秋树
来源：《莫愁·智慧女性》 2017年第8期
三秋树
读黄灯的书《大地上的亲人》，犹如万箭穿心。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黄灯原本可以对这些
苦难选择性失明，可她选择跳下打造精英的流水线，坚持自己的底层立场。

读书改变命运
2002年之前，黄灯走的是读书改变命运的路线。

她1974年生于湖南汨罗的凤形村，自幼
喜爱读书，坚定地认为自己一定会走出乡村。

1995年，黄灯从湖南一所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到
岳阳一家苎麻纺织印染厂做文秘。

1997年，国企改革，要求干部到基层当工人，黄灯调到车间做挡车工。

在短纺车间，她学
会了梳棉和并条两个工种，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三班倒。

变故接连发生，1998年，受香港金融
危机影响，工厂效益变差，连体力活也没得做。

1998年年底，24岁的黄灯下岗了。

此刻，黄灯切身体验了什么叫“社会转型的剧烈变动”，什么叫“改革阵痛”。

那意味着
每个月不到80元的工资，一个大学毕业生突然无法保障基本生活，也意味着同车间的工人师傅们养不起家了。

她要再一次靠考学改变命运。

1999年，黄灯考入武汉大学现代文学专业。

象牙塔内，读书、写作、听音乐，那些不堪过往似乎从未发生。

周围同学谈论最多的，是如何拿到经费、课题，
怎么取得导师的青睐及出国等等精英通道。

这样精致的利己主义令黄灯感到可悲。

在选择论题时，看到同学幼稚而天真的纸上谈兵，
作为“下岗女工”的她忍不住驳斥，就连导师都暗示她要平和。

而黄灯知道，她不是愤世嫉俗，她只是知道生活的另一面。

读研的三年，是黄灯思考的起点。

一场拜访令她跳下精英快车
2002年，黄灯在广州中山大学读博士。

那年中秋，在广州打工的堂弟带着一盒精致的月饼
和一箱国产牛奶，敲开了黄灯宿舍的门。

堂弟不肯跟黄灯去食堂吃饭，就匆匆赶回工地。

黄灯知道有很多亲戚在广州打工，可所谓
精英路线的其中一条，不就是告别农村并与老家的亲戚减少交集吗？堂弟的拜访让黄灯对自己
的冷漠产生了严重质疑——知识不应该稀释感情与人性。

而这个印象中一直很可怜、没得到过爱的弟弟，依然懂得关心亲人，依然保存了悲悯和爱
的能力。

这不能不让黄灯反思：“反观自己的生存，我发现知识的获取，不过让我冠冕堂皇地
获得一种情感日渐冷漠的借口，进而在规整、光鲜、衣食无忧的未来图景中，悄然放弃了对另
一个群体的注视。

”
这成为黄灯与亲人联系的起点，也是她选择写作方向的起点——学术应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读书并不完全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此后，每逢传统节日，黄灯跟着堂弟，一次次穿过广州城中村的街道，见识了什么叫“一
线天”“握手楼”“蜗居”，见识了什么叫暗的生活。

而在这些地方，黄灯通常是礼遇的对象，接受同乡们腊鱼腊肉的招待，“改善生活”。

一位亲戚住在两平方米的房间里，没有窗户，用五瓦的灯泡，很得意：“用这种灯，电表
根本不会转。

”她奉行“赚不到钱就尽量不花钱”的生存原则，在阴暗、逼仄的出租屋里一住
十几年，只为凑齐孩子的学费。

而堂弟在母亲早逝、父亲不顾家的家庭长大，初中没毕业就到
了广州，靠打零工维生，15岁时因没办暂住证被关过收容所。

2006年，博士毕业后，黄灯留在广东金融学校任教。

业余时间，她探访了一批在广州、东
莞打工的亲人。

他们打工的艰难和无奈刺痛了作为旁观者的黄灯，她打算写一本书作为记录。

代际的贫穷开始轮回
2004年，因为一篇《今夜我回到工厂》，黄灯与同在中山大学读博的杨胜刚相识。

黄灯在
文章里叙述了几位国营工厂工人下岗后的艰难处境。

杨胜刚被其中的真实打动，“从没见身边
的人写过这些。

”他给黄灯写邮件，讲起农民的苦难：“极度的贫困使他们只能紧贴着地面卑
微地生活。

”
杨胜刚来自湖北丰三村，家里兄弟姐妹七个，他是举全家之力，走出乡村的读书人，也是
那个大家庭唯一的希望。

随后，两人相识相恋，并在同一所学校任教。

2005年，黄灯跟杨胜刚去了他的老家。

虽然同样出身农村，可那样的贫穷还是给了黄灯欲
罢不能的“我要跟你共担”的疼惜。

可等到他们真正走进婚姻，黄灯才知道，有时候，这种承担是多么的杯水车薪，又是多么
无力。

从1993年到2009年，杨胜刚的大哥杨敦武跟着四妹夫在北京做活十六年，每年除了家
里必需的开支，并没有拿回全部的工资，大部分（约十几万元）工资存在妹夫那里。

那十几万
元是大哥一家改变命运的全部希望。

为了这个希望，大哥大嫂不得不将一双儿女留在农村，在
工地上没日没夜地奋斗了十六年。

可由于开发商突然消失，作为包工头的四妹夫一夜之间破了产，四妹夫为躲债而有家不能回。

已经步入晚年的大哥大嫂不再是城市的壮劳力了，他们不得不一无所有地回到老家。

打了
水漂的工钱和一身伤病，是城市留给他们最深的伤痕。

一年又一年，黄灯每年春节都先跟杨胜刚回老家，然后再一起回自己的老家。

一年又一年，她目睹了亲人们生活的真相：妹妹出家了，外甥女因此辍学，越来越内向封闭；破产的四妹夫
住在北京城中村，靠着四妹做洗碗工和两个女儿当导游维持家用；在体力最好时，哥嫂丢下孩
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
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嫂像当年的公婆一样，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

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去外省务工，成为泥水匠中的
一员。

运气好时，一年能攒一万多元，运气不好，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毕竟和父
辈比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20岁出头的他，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迷恋各类
智能手机或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

婆婆去世了，维系大家
族最牢固的纽带断了，而老人生前最大的遗憾是家里有两顶博士帽，却不如一个当官的。

在老
人看来，只有出一个当官的，才可以彻底改变家族的命运。

为农村书写病历
因为体验至深，黄灯也越来越了解丈夫的沉默与压力，甚至是压抑。

和大部分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杨胜刚的日常生活中。

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

教书给他带来了很多乐趣，可与他亲人深重的苦难相比，他觉得自己的这些快乐都是带罪的。

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让他无法对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他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他从未有过回绝的念头。

2016年，黄灯和老公一起在老家度过了没有婆婆的春节。

返乡后，黄灯写了一篇《一个农村儿媳眼里的乡村图景》，阅读量超过了100万人次。

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黄灯一直心生警惕，但她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儿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

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

这种发声引来关注与共鸣，但也遭到质疑，质疑声中最大的声音是：“农村真的像你书写的那么悲催吗？”在很多人的眼里，乡村是田园牧歌，是诗与远方。

这样的质疑让黄灯更加坚定自己的底层立场，除了教书，她持续写作，将亲人们的故事逐一写下。

于是，就有了《大地上的亲人》这本书，刷新着大家对中国当下乡村的印象，也令大家对这片土地上三十年来的发生，有了重新的审视。

《大地上的亲人》一共三章，黄灯老公跳过第一章，看了后两章。

因为第一章是写他的家人的事情，那些他再熟悉不过，却最不忍心直视。

后两章是写黄灯家和外婆家。

作为一个老师，黄灯很关注班里那些来自农村的孩子，她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们心灵上的包袱，也理解他们对身世的回避。

尽管这是一个太大的命题，可是，记录、发声，她觉得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她不是医生。

她会坚持为农村做记录，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在这样一个狂奔的时代，她要慢下来，继续关注、思考与记录。

（编辑张秀格gegepret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