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异地为官制,最终不敌人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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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异地为官真相
苏轼的宦游人生，后人为什么会用“8341”来概括之？韩愈作《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为何会有“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如此强烈的负能量？这一切，都源自古代异地为官的用人制度，也就是避籍制度。

古代朝廷为防范地方官场腐败、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不得不让“牧羊”的地方官常年异地迁徙。

大部分官员未等到三年一考便被异地调任，漫漫赴任路，有强盗、灾病、车祸，到了地方语言不通，还有胥吏作乱。

在权力与乡愁中，他们的人性时刻遭受考验。

远离父母故土，思乡心切、不能尽孝的心理压力，以及水土不服的生理疾病，让他们身心俱疲。

在与权力中央的博弈中，地方官群体诞生了一整套言行、心理的文化系统，对中国官场影响深远。

策划人：胡桂林曾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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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异地为官制，最终不敌人情网文本刊记者龙在宇
广东海康（今属雷州市）人陈瑸，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中进士，后来被安排到
福建古田县做县令。

他疏议废加耗、惩贪官、崇节俭、兴书院、饬武备，很快得以升官，后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

他在外面做“裸官”20多年，从未携带家属。

儿子想去探望，苦于路途遥远缺少路费，最后也没去成。

陈瑸没有请师爷，只有一两个仆从，以瓜果蔬菜为食，史称“官厨惟进瓜蔬”。

他与海瑞、丘浚齐名，号称“岭南三大清官”之一，他清廉卓绝，康熙称赞他为“苦行老僧”。

“苦行”二字，实在是对陈瑸人生最精妙的概括，古代为官者，大部分都如陈瑸一样。

至于“苦行”的根源，还要从异地为官的用人机制说起。

“千年都行汉政法”，制度雷同“异”有别
上世纪90年代，一个盗墓团伙来到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西南约2000米的高岭上，他们用钢钎探明了一个直径3米多、深5米的土坑，打开了一个棺盖。

很快，温泉镇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制止了盗掘行动，并将此事上报给了相关单位。

此后不久，专业考古团队来到这里，进而有了震惊学界的发现——尹湾汉墓群。

尹湾汉墓墓主是西汉东海郡功曹吏师饶。

汉墓简牍中，注明了东海郡124名官员官职和籍贯。

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的123人不是东汉郡本郡人，唯一的一个例外，也是本郡其他县调迁而来。

这说明，早在西汉时期，官员的籍贯回避制度已经建立起来。

尹湾汉墓的发现更推翻了史学界一直以来的观点——官员异地任职制度起源于东汉桓帝时期。

这一论点的主要支撑在于，中国第一个关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规“三互法”在东汉末期出台。

渐渐地，史学界有了新的看法，官员异地任职制度草创于西汉，那时虽未明文记载，却成为官场内一种不成文的规矩。

有一句诗叫做“百代都行秦政法”，不过在官员异地任职这一点上，却是“千年都行汉政法”。

自汉朝以来，每一个封建王朝都延续了官员异地任职制度，并不断加以完善。

异地为官这一制度延续千年，但这个“异”字，在不同朝代却有不同的含义与规定。

在隋唐两代，“地方官用外地人,回避本郡”，也就是说，本郡人士不得担任该郡的官职。

宋代规定进一步细化，地方官员不仅须回避本籍,而且非本籍而有地产之地亦须回避。

有的官员，都因为这项规定，令自身仕途为之一变，朱熹便是其中之一。

朱熹祖籍徽州（今安徽），出生于南剑州（今属福建）。

《朱文公集》说，因为回避制度，他无法在出生成长的南剑州任职，甚至因为家族有田产在徽州婺源，他也无法去徽州任职。

众所周知，朱熹对于祖籍地徽州怀有一份浓浓的乡愁，无数次在诗文中表达对这片土地的向往。

但就因为这条“在法也合回避”，他的仕途只能绕道而行，最终只是以学者的身份踏足故土，开坛讲课。

历史上，只要官员不掌权了，回老家做教职人员，政府是不会管的。

到了明代，除了延续本省人不得在本省做官的惯例，更进一步细化为，“南北更调,已定为常例”。

也就是说，让南方人到北方去做官,北方人到南方去做官。

到清代，异地任职有了改变，不再以行政区划为标准，而改以五百里为限,即官员原籍、寄籍五百里以内(包括邻省)的地区,都得回避。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浙江绍兴府通判一职出缺，按人事任命制度，先由吏部文选司在初审基础上选出符合条件的若干人选，再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结果，顺天籍张廷泰中选。

据说乾隆帝接见张廷泰时，听出了他的绍兴口音，便问
明缘由，得知其幼年曾随父在绍兴居住数年，于是乾隆取消原拟任命，让张廷泰到福建任职去了。

配套政策没跟上，就会有人钻空子
南宋抗金将领、诗人张守，是江苏人，在被朝廷任命为绍兴知府时，他主动申请辞免,理由是张家在绍兴府会稽县置有三百亩田产。

张守以此为理由，申请回避。

官员的自觉固然符合封建社会对于官员的“德治”要求，但作为权力中央，深谙制度比道德更靠谱。

异地任职制度在执行中，催生出其他配套制度。

在宋代，对于官员的档案管理非常严密，甚至建立起某种财产登记制度。

宋代《吏部条法总类》规定，凡“应参选注阙官”，俱须于差注前验实“本官委的有无祖产并妻家田产在所射处”。

所以，朱熹、张守在徽州、会稽等地有田产的事，朝廷能够知晓。

清代的官员档案管理或许较为粗糙，张廷泰幼年的生活经历，朝廷并不知晓，只知道他是顺天籍。

若不是乾隆听出了张廷泰的绍兴口音，他便“衣锦还乡”了。

有时候，配套政策没跟上，就会有人钻空子，进而影响吏治。

《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记录了从顺治十三年到宣统三年的，256年时间里，南部县144名知县的详细状况。

在官员异地任职十分严格的清代，这些县令的籍贯全都在500里外的地方。

不过再仔细查阅这些县令的生平则发现，尽管他们来自外省，但大多在四川多年。

一名叫章仪庆的县令，是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十七（1901年）年入川，经过“多岗位锻炼”，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担任南部县令。

结束在南部任职经历后，他又辗转四川多地，成为四川官场的“老熟人。

”还有一名叫侯昌镇的知县，原籍湖南，出任南部知县之前，已在四川奉节、开县等地做过两任知县。

像章仪庆、侯昌镇这样的外地官，在某省官场一待就是几十年，在古代官场屡见不鲜。

一名历史学者介绍，古代交通不便，官员远离家乡为官已是千里跋涉，若再频繁远距离调动，那更是麻烦。

因此，许多外地官员到任后，大多在一个省调动。

如
朱子文化园中的朱熹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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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来，这些官员在一个地方任职几十年，虽是外地人，却难免卷入当地盘根错节的关系中。

这与异地为官制度的初衷或许背道而驰。

科举考试中屡禁不止的“冒籍”，就与异地为官制度有关。

江南历来富庶，教育水平也很高。

这就意味着，籍贯江浙的人士，不仅在科场上面临更大压力，一旦通过考试步入官场，还得去西南、西北等偏远地区为官。

于是，许多江南的生员想尽办法修改籍贯，不仅成为“高考移民”，还能在未来分配中占便宜。

清末著名的实业家张謇是江苏海门人，不幸投胎到三代都没有读书应试的家庭，按当时的规定，没资格去考试。

张謇的老师宋琳支招，把他带到二百里外的如皋，更改户籍，给当地人张驹做了“孙子”，但张謇家万万没想到，装孙子变成了遭人讹诈的“真孙子”。

后来他中秀才，付给张驹与老师宋琳大约300两银子。

却不料张驹爱抽大烟，以举报冒籍威胁张謇家，敲诈索要350两银子。

一次得逞，张驹再三敲诈。

最后张謇家不堪其扰，拒绝再掏钱。

张驹恼羞成怒，报了官府。

好在当地政府爱惜人才，为张謇解除了麻烦。

但张謇家为此付出了1000两银子的代价，负债累累。

大多数朝代，朝廷并没限制官员带家属赴任，能带上家人，就少了些孤单寂寞冷。

然而，碍于路途遥远，调动频繁，不少官员上任都少有带家属的。

有时候官员家属却成了危害百姓的一种势力，就会引起朝廷的注意。

唐代律令对于可能蕴含于家庭“亲情”中的腐败风险,作出了明确的规范。

《大唐六典》明确规定:诸外任官人,不得将亲属宾客往任所……与百姓争利。

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御史刘子章条奏外官禁止多带家口。

这是清代首次对官员携带家丁作出限制。

各级官员都规定有相应名额。

例如“藩臬带家人四十名，道府带三十名，同知、通判、州县带二十名……”
人治社会的制度，是用来被打破的
唐太宗时期，有廉能之名的贾敦实担任饶阳县令后，他的哥哥贾敦复又被派往瀛洲任刺史，成了弟弟贾敦实的上司。

兄弟俩都是异地为官，不过却违背了当时的回避制度。

按照唐朝制度，
同一祖父名下的本家成员，都不能在一个部门任
职。

但唐太宗却打破惯例，“以其兄弟廉谨，许令
同州”。

这也说明，“回避”制度虽然严格，但皇帝
金口一开，就没有破不了的规矩。

籍贯回避制度到了中央集权式微时期，基本
就形同虚设了。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

大臣杨嗣昌提出“四
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镇压农民军，深得崇祯皇
帝赏识。

崇祯帝派杨嗣昌为督师，前往湖广作
战。

督师在明朝是一个官职，地位比总督更高。

不过杨嗣昌是湖广人，他督师湖广，显然违背了
异地为官的原则。

但满朝上下谁也没说什么，一
来是杨嗣昌深得皇上喜爱，二来国事艰危，谁肯
打谁就上，回不回避倒无所谓了。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一个封建王朝的初
期，官员异地任职制度往往执行较为严格，到了
王朝末年却是另一番景象。

明代的杨嗣昌督师
湖广即是一例，安徽人李鸿章也接替了恩师曾国
藩两江总督的位子，管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

王朝末年纲纪松弛，到了危急时刻，满朝上下都
认为异地任职过于刻板，谁有本事谁就上，这也
暴露出人治社会的任何制度，
都不太牢靠。

《东海郡属吏考绩簿》汉，
木牍，长22.3厘米、宽6厘
米，两面书写。

正面为《东海
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
者名籍》背面为《东海郡属
吏设置簿》，连云港市博物馆
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