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退休年龄决定机制研究综述

2019年第期最优退休年龄决定机制研究综述抚养比的上升，2014—2017年，我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从13.7%上升到15.9%，提高了2.2个百分点，2014年老年人口抚养比约占总抚养比的37.8%，2017年则上升到总抚养比的40.46%，这说明每100名劳动者要负担将近16名老年人，且抚养比在逐年上升，这给当代的年轻人造成了较为沉重的负担，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①另一方面，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进一步加剧了养老基金的支付风险。

2015年，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6.34，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9.43，而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3.64，按照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规定，男60岁退休，女干部55岁退休，女职工50岁退休，若按女性50岁退休的话，其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年限长达29.43年，给养老基金支付增加了压力。

②因此，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均预期寿命提高的背景下，养老基金的财务可持续性难以维持。

在此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建议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以加强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

2016年3月31日，政府网公布《国务院批转国家
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表示“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建议要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因此，延迟退休政策已是大势所趋。

但这主要是基于宏观方面的考虑，根据早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微观个体对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持反对意见。

这引起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思考：对于职工个人而言，选择在何时退休最优，个体的最优退休年龄决定机制是怎样的？基于此背景和疑问，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1）从收益的角度研究个体的最优退休年龄选择，认为个体的最优退休年龄选择是基于收益最大化，本文的收益主要是从养老金收益和效用两方面进行衡量。

（2）由于政府尚未推行渐进性的延迟退休政策，许多基于经济模型和提出假设的定量研究还只是一纸空文，尚未得到验证和实践，仍然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本文从国内外文献分类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希望能为学者们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提供借鉴意义。

（3）对现有的最优退休年龄决
最优退休年龄决定机制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周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退休及养老金。

武汉，430073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年末总人口相关报表（2018年）/easyquery.htm[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2019-7-9.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总抚养比(人口抽样调查)相关报表（2018年）/easyquery.htm[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2019-7-9.
学报
CADRES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社
会
保障
研
究
2019年第3期
最优退休年龄决定机制研究综述
定机制文献进行评价，旨在了解现有文献的不足，为
后续的相关研究做准备。

一、国外相关研究
个人在做出退休决策之前会考虑当前的养老保
险制度和个人的实际情况，在最优的年龄选择退休，
国外关于最优退休年龄的文献综述可以分为四大类，
分别是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变量和社会保障。

（一）个人特征
个人特征主要包括预期寿命、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个人偏好、个人工作所在
行业等。

从理论上看，Prettner和Canning（2014）认
为最优退休年龄会随寿命的延长而增加，［1］Bloom等
（2014）也赞同此观点。

［2］实际上，虽然目前工业化国家
的人均预期寿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工业化国家的
实际退休年龄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提高，说明提前退
休存在强有力的货币和体制激励措施，这些措施抵消
了预期寿命延长的影响。

因此，退休年龄应与预期寿
命部分挂钩，并应取消对提前退休的奖励；在性别方
面，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提前退休。

［3］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个体则倾向于延迟退休。

［4］Sauré，Philip和Zoabi
（2011）利用美国的数据推断出个体的平均退休年龄，
然后根据38个国家的不同职业结构对38个国家的退
休年龄进行预测，结果表明，职业构成的差异解释了
跨国退休年龄差距的39.2%，说明了职业不仅是影响
个体退休年龄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各国退休年
龄差距的重要因素。

［5］在个人偏好方面，Chen等
（2017）将最优退休决策纳入最优消费和资产配置模
型中，分析不同的习惯偏好和休闲偏好对提前退休的
影响，证明了个体从提前退休中获得的收益更高，因
此个体的最优退休决策是选择提前退休。

［6］在婚姻状
况方面，已婚夫妇相对于单身人士，单身女性相对于
单身男性，以及双职工夫妇相对于单职工夫妇而言，
更喜欢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因为延迟给他们带来
的收益最大。

［7］
在早期的研究中，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往往被用
来解释提前退休的行为。

［8-9］健康因素比收入因素对退
休行为的影响更大。

［10］Blundell等(2016)通过一系列
主观健康指标进行测量，发现健康下降可以解释英国
男性就业率下降的11%，这主要是针对55—70岁的受
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而言，当使用更为客观的方法对
主观健康进行测量时，发现健康可以解释男性就业率
下降的14%。

［11］Gustman和Steinmeier（2014）也发现
健康是推动提前退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个体身体健
康的情况下，美国的平均退休年龄要比往常小1岁左
右。

［12］以上这些文献都是支持健康状况是个体退休的
一个重要因素，但Coile（2016）等人对此持有不同看
法，他们认为个体健康状况下降不能解释过去20世纪
90年代中期发生的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急剧下降或
平稳下降的趋势，[13]这主要是因为对健康的测量方法
出现了偏差。

目前对健康指标的测量较为全面的是
来自Bound（1991）的研究，他认为，在劳动力供给模型
中，当使用主观的健康测量指标时，健康对劳动力供
给的影响要大于经济指标的影响。

［14］
（二）家庭特征
家庭特征主要包括丈夫（妻子）与配偶的年龄差、
配偶的退休情况、配偶的收入、夫妻双方之间的偏好
等。

许多学者认为，退休属于夫妻的决策而不是个人
的决策，个人的退休行为可能会影响到配偶的退休行
为。

［15-18］例如，当妻子达到领取国家养老金的年龄60
岁时，英国男性退休的可能性将比美国男性高出14到
20个百分点。

Coile等（2002）证实了死亡预期、财富、
丈夫与妻子间的年龄差距、妻子的收入等因素会联合
影响个体是否延迟领取社会保障收入的年龄。

［16］但是
这些文献大都是以男性为主要研究对象，很少考虑到
女性退休的决定因素。

［17］为了使研究对象更加全面，
Hospido等(2014)从男女两性的角度分析了双方的退
休决定，结果表明，女性的联合退休效应显著提高了
21个百分点，而对于男性来说，女性的退休决策对其
无显著的影响。

[18]最后，Warren（2013）从澳大利亚的
夫妇退休决策及其偏好出发，主张在建立夫妻双方的
退休模型时要考虑其家庭背景，其研究内容分为两
步：第一步是构建风险模型以观察配偶特征对个人退
休决策的影响；第二步则是构建相互竞争的风险分析
框架来研究同是带薪工作者的双方的退休决策。

结
果表明，由于闲暇具有互补性，且妇女具有照顾家庭
的责任，如果伴侣有继续工作的经济动机，妇女可能
会推迟自己的退休年龄，或者为了照顾健康状况不佳
的伴侣而选择提前退休。

［19］因此我们在构建个人的最
优退休决策模型时要将家庭的联合特征考虑进去。

（三）经济变量
经济变量主要包括利率、折现率、税收、公共养老
金、工资收入、家庭资产（财富）、人口增长率以及长期
被学者们忽略的非自愿失业风险等。

已有的研究已
经证明了工资、税收、公共养老金、利率、工资增长率
以及通货膨胀率是影响个体最优退休年龄的重要经
济变量。

［20-21］Mao和Ostaszewski等(2014)在研究最优
退休年龄、最优闲暇时间、最优消费以及它们之间的
社
会
保障研究
2019年第3期
最优退休年龄决定机制研究综述
关系时发现初始工资水平、工资增长率、初始消费水
平、利息是影响最优退休年龄的重要因素。

［22］Mao 和
Ostaszewski 等(2019)从个体选择兼职的角度研究最优退休决策，构建了正式退休前后的具有不同闲暇偏好的模型，并且计算了个体的最优休闲率和消费策略，其数据模拟结果显示：最优退休年龄对初始工资、年度工资增长率、个人股本回报率、闲暇偏好系数，特别是贴现率等参数尤为敏感，退休后从事兼职工作有
可能成为解决长寿风险的措施。

［23］在折现率方面，经
济研究显示，现收现付的养老金计划通过降低未来收益的贴现值来惩罚那些超过一定年龄还选择继续工作的人。

例如，Galuscak （2001）的研究结论表明了贴现率在美国的养老金计划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未来退休金的贴现价值公式对贴现率极其敏感，根据1997年的实际利率得出的贴现率进行计算，在折现率被忽略的情况下，每年应增加退休金以补偿损失的
退休金的年度延迟退休信贷至少为25%。

［24］
Lee 和
Shin(2015)基于效用最大化模型研究人的最优消费/投资组合问题时使用动态规划方法获得有生存消费约束个体的最优退休年龄，并将个人的财富作为计算
最优退休年龄的重要因素。

［25］
Jinhui 等(2017)认为个
体的最优退休年龄选择主要取决于退休人员的效用和遗产最大化问题，并且假设退休人员在进入退休社区前会选择最优消费、最优投资、最优捐赠以及购买保险最优化，积极的保险市场和年金市场被证明是影
响个人退休计划的一个关键方面。

［26］
在家庭资产方面，Pang （2009）从实证角度证明了财富（如养老金财富、住房公积金、其他金融资产）越
多，个人选择提前退休的概率会大大提高。

［27］
此外，良
好的收入前景则会促使个人选择延迟退休，最后，他还指出，DB、DC 这两种养老金计划类型①对退休行为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选择DB 计划的劳动者更有可能提前退休，而选择DC 计划的劳动者则更有可能延迟退休。

参加DC 计划的劳动者的退休时间容易受到经济周期中的收入流波动的影响，其收入流变动主要受到投资效果和利息率变动的影响；在人口增长率方面，Crettez 和Maitre （2002）认为个体的最优退休年龄与人口增长率有关，老年劳动力与年轻劳动力的替代弹性比小于1时，最优退休年龄会随着人口增长率的提高而提高，小概率情况下，老年劳动力与年轻劳动力的替代弹性比大于1时，最优退休年龄将会随着人口
增长率的提高而降低，因此，最优退休年龄的变化具
有不确定性。

［28］
虽然非自愿失业是社会保障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福利问题，但是以往学者们在研究最优退休年龄时，并没有考虑到个体面临非自愿失业风险的情
况，[29-30]
针对此问题，Jang 等（2013）在Panageas （2005）和Dybvig （2010）的研究基础上，[31-32]使用强度
模型和输入因子阐明了失业保险市场中的摩擦及非自愿的失业率情况。

研究了个体在非自愿失业风险下的最优退休情况，以及在完全市场中存在摩擦情况下的借款约束问题，结果表明，看重闲暇的劳动者在退休后将会减少消费，而随着退休时间的临近，他们
会增加手中的股票持有量，为退休做准备，[33]其研究
贡献有三：一是在生命周期模型中明确考虑到了失业风险，将突发的健康冲击和裁员冲击等外生冲击考虑到了模型中，模型显示，非自愿失业率越高，工人提前退休的可能性越大，这主要是因为非自愿失业率限制个人财富的增长，从而减少了他们的消费和手上的股票持有量。

二是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具有摩擦性的完全市场来解决最优退休问题。

三是引入了预期退休时间和自愿退休概率这两个概念，并且说明了预期退休时间与生命周期最优之间的关系。

（四）社会保障
美国的社会保障救助对象往往是退休工人和残障工人。

出于对自身国情的认识，国外文献大都是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进行研究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政策是研究个体最优退休年龄决策的首要因素。

Fields 和Mitchell （1984）在研究工资、社会保障、以及养老金收益结构等因素是如何影响退休行为时构建了跨期劳动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基础财富较雄厚的个人更愿意提前退休，而想从推迟退休行为中获
取更大收益的个人更愿意延迟退休。

［34］]
Mao，Ostasze-
wski 等(2014)使用最优控制模型来研究最优退休年龄、最优闲暇时间、最优消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初始工资水平、工资增长率、初始消费水平、利息是影响最优退休年龄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对最优退休年龄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社会保障税和社
会保障福利水平。

［26］
然而，Crawford 和Lilien (1981)
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计划之间的收入效应（提前退休）和替代效应（延迟退
休）使得他们在退休决策中的职能模糊不清。

［35］Tuck-
①在待遇确定型（DB ）的养老金计划下，养老金计划的参与者每月领取的养老金收益是事先确定的，与劳动者工作的年限紧
密相关；在缴费确定型（DC ）的养老金计划下，养老金参保计划的缴费是确定的，但是劳动者退休后领取的收益是不确定的，员工会面临着投资风险。

社
会
保障
研
究
2019年第3期
最优退休年龄决定机制研究综述
er（2009）分别从社会保障和个人储蓄两个角度对个
人的最优退休年龄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个体的最优
退休年龄应为62岁。

当个人将提高生活水平作为决
策标准时，从社会保障中获得的退休收入越多，延迟
退休对个体越有利。

［36］Gustman和Steinmeier（2015）
利用美国的健康与退休调查数据研究不同社会保障
政策对个人退休、储蓄和领取社会保障金时间的影
响。

这三种社会保障政策分别是提高允许领取福利
的年龄、提高足龄退休的年龄以及取消老年人的工资
税，研究结果发现，将提前享受福利的年龄提高到64
岁将使62岁和63岁的全职工作增加11至13个百分
点。

将足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将使64岁时
的全职工作增加1.5至2.5个百分点。

在完全退休年
龄之后取消工作的工资税将使全职工作在65至67岁
之间增加1.0至1.7个百分点。

［37］此外，除了社会保障
制度本身的规则会影响个体的退休决策外，获取有关
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关信息也会改变人的退休行为。

Liebman和Luttmer（2015）进行了一项实验，旨在向个
人提供美国的社会保障规则以及预期寿命方面的信
息，结果表明，一年之后，对照组（即获得美国社会保
障规则和预期寿命信息的人）的劳动参与率比控制组
(没有获得社会保障规则和预期寿命信息的人)高出4
个百分点。

［38］
二、国内相关研究
目前鲜有学者对最优退休年龄的相关文献做出
述评，仅有汪海菊等（2015）对中国最优退休年龄测度
方法进行了述评，分析了基于定量分析的最优退休年
龄测算存在的优缺点，他认为目前我国对最优退休年
龄测度方法单一导致得出的结论具有片面性。

[39]本
文通过对SCI、CSSCI等核心期刊检索整理了关于国内
最优退休年龄的相关研究，发现其相关文献较少，仅
有76篇，且尚未成体系，研究方法偏向模型化、定量
化，且研究角度较为单一。

本文认为，影响我国最优
退休年龄决策的因素总体上可分为个人特征、社会福
利最大化、基本养老金收支平衡、养老金财富四大类。

（一）个人特征
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提前退休，这主要是因为女
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往往低于男性的退休年龄，[40]例如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基本生活保障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1999]10号）以及《关于制止
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
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等文件规定：除特
殊工种外，男60岁退休，女50岁退休，女干部55岁
退休。

提前退休的现象在公务员和制造业中屡见不
鲜，而服务行业的退休人员退休的时间比较晚，自雇
人员相比较于其他劳动者来说，其退出劳动力市场
的时间也较迟，我们推测这是因为其退休后缺乏稳
定的养老金收入来源，因此只能持续工作，以维持现
有的消费水平。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者退出劳动
力市场的时间越晚。

[41-42]此外，个体的特征变量方面
还包括年龄、职业、健康[43-46]、个人的效用、个人的生命
周期等。

效用最大化模型、生命周期模型是我国学者证明
个体存在最优退休年龄的经济模型。

例如李含伟、汪
泓（2013）通过构建个人幸福最大化的最优退休年龄
模型，发现最优退休年龄大于法定退休年龄，尤其高
素质人才的最优退休年龄大于目前的退休年龄，他们
以上海为例设计了针对高素质人才的柔性退休制度，
基于模型的仿真测算结果发现，政策促使个人实现个
人效用最大化，测算出我国职工的最优退休年龄应为
63.34岁。

[44]高建伟、李佩（2017）基于个人效用最大
化原理，用工资回报率、劳动者区分因子等变量建立
了最优退休年龄模型，依据最优退休年龄模型的分析
结果，提出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延迟退休政策年
限。

[45]蔡东汉、朱长艳、韩文晶（2017）的研究应用考
虑消费与闲暇效用的生命周期模型，证明了个人在特
定的条件下存在一个最优工作年限使其效用最大化，
个人是否延迟退休主要是受到预期寿命及工资增长
率的影响。

[46]不同于消费与闲暇效用的生命周期模
型，朱长艳、蔡东汉、陈忠斌（2017）构建的模型是具有
最优工作年限与闲暇的生命周期模型，其研究主要关
注个人在给定的工资增长率、寿命和生存函数下如何
最优地选择退休年龄的问题，并且证明了在给定指数
生存和现实生存函数下，个体存在最优退休年龄。

[47]
一些特殊人群的最优退休年龄决定也受到学者们的
关注，例如王勇、张宏伟（2002）基于科研人员的生命
周期与科研行为，证明学术潜力越高的科研人员其学
术生命会更加持久，其最优退休年龄也不一样，因此
他们认为在科研部门应该根据其科研成果的期望值
是否开始稳定地等于0来决定最优退休年龄而不是制
定统一的退休年龄。

[48]
虽然最优退休年龄的决定机制可以用生命周期
模型、效用最大化模型来刻画，但是也会带来一些问
题，例如生命周期模型中利率保持不变、人的预期寿
命确定等假设不符合社会现实。

此外，关于个人效用
的衡量也不全面，国内的效用主要是用主观幸福感、
社
会
保障
研
究2019年第3期
最优退休年龄决定机制研究综述
闲暇时间等进行衡量，容易存在测量偏差，难以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和有效性，因此，本文认为应该要构建结构化模型，其结构模型的最大优点在于其适应比较复杂的现实的社会保险政策，并且帮助我们了解其退休行为的动机。

（二）社会福利最大化
基于社会福利最优角度，高彦、杨再贵、王斌（2017）研究了养老保险缴费率、就业人口增长率与最优退休年龄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就业人口的增长率的提高会导致最优退休年龄的提高。

[49]张文学、任彦霏（2012）则将最优退休年龄定义为给定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退休年龄，并根据最优退休年龄动态模型计算出陕西省的最优退休年龄应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2010年为58.4岁，2020年为59.6岁，2030年为61.3岁，这三个阶段的退休年龄设计应该是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一个过程。

[50]姚海祥、魏嘉辉、马庆华（2018）从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研究了人口预期寿命对退休年龄的影响，认为个体的最优退休年龄应延长至65岁。

[51]
（三）基本养老金收支平衡
基本养老金收支平衡不仅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的一个关键点，还是许多国内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

例如，邓大松、王增文（2008）就中国基本养老金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改进人口死亡概率与最优退休年龄动态变化模型，其研究结果证实了法定退休年龄与最优退休年龄在短期内存在不同步的问题。

[52]不同于上述学者通过模型测算出具体的最优退休年龄数值，最新的一个研究如王霞、吕志勇（2018）基于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角度，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收支平衡为目标，在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约束条件下求解出我国城镇职工的最优退休年龄，他们认为，最优延退年数是一个最小值为0，最大值在1—1.9年之间的闭区间的集合。

[53]
（四）养老金财富
养老金财富指标是衡量个体是否做出延迟退休的重要因素。

而影响养老金财富的经济变量主要包括工资、折现率、工资增长率等。

目前国内关于养老金财富与延迟退休的关系研究可以分成两派：以封进（2017）为首的一派学者一致认同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养老金财富的负向激励，延迟退休会使个人的养老金财富减少，个人的最优退休选择是提前退休。

[54—57]而郑苏晋、王文鼎（2017）等学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延迟退休能够增加个人的养老金财富。

[55—56]因此，目前养老金财富对退休行为的影响尚未有一个
定论。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对养老金财富的统计口径不一，有的学者以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
作为养老金总财富，[62]
有的学者以统筹账户现值与个
人账户财富现值的加总为统计口径。

[66]二是由于养老保险精算模型中的参数设定不同，有的考虑养老金
财富增长率以及隐形税率，[65]有的考虑了死亡率水
平。

[66]三是研究对象不同，前者主要是以《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文）中的“新人”为研究对象，而后者则主要是以“中人”为主。

据此，韩冰洁、周志凯（2018）在前人的基础上探讨了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金财富的影响，认为延迟退休的决策主要取决于养老金财富，养老金财富则取决于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机制、工资增长率、贴现率和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

待遇调整系数越高，则延迟退休获得的收益越少，工资增长率越高，养老金财富越高，虽然贴现率越高，养老金财富减少得越多，但当个人账户投资率收益率大于贴现率时，延迟退休是个人最优的选择。

[44]但由于其养老金财富的统计口径是由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财富、企业/职业年金养老金财富综合构成。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延迟退休后，养老金财富的增加主要是由基本养老保险金引起的还是企业/职业年金养老金财富引起的我们不得而知，那么就难以发现我国的基本养老金与延迟退休之间的关系。

此外，其研究对象范围较为狭窄，只能考虑同时拥有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职业年金的城镇职工。

阳义南（2012）认为职工提前退休工资、养老金水平以及家庭资产对职工的退休年龄有着显著的影响。

[62]杨宜勇（2008）以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为对象分析了我国目前的退休决策，他认为延长退休年龄不仅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而且还可以增加职工的工资收入以及退休养老金收入。

[57]最后，也有学者认为，养老金水平并不完全影响退休决策，收入水平才是影响退休决策的重要因素。

[58]
杨洋（2015）也从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三个维度对劳动者的退休行为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

第一，从劳动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工资率对个体退休行为的影响，该学者认为，工资增长率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共同引起了个体退休行为的变化，当收入效应占上风时，个体的最优选择是增加闲暇时间，选择退休，而当替代效应占上风时，个体将会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上。

第二，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对生命周期理论模型[59]、选择价值模型[60]以及随机动态规划模型[61]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认为个人将会基于现有的信息对不同退休年龄下的效用进行比较，当效用最大化时，即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