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的《我的个人主义》

1中 2016年 第2期（总第520期）
CHINESE & FOREIGN ENTREPREN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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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角镜】 Wide-angle Lens
一、夏目漱石“个人主义”的形成
夏目漱石生于明治维新的前一年（1867年），出生时已家道中落，家中有七个兄弟姐妹，对于年老的双亲来说，他是不受欢迎的孩子，因此他很快被过继到别人家成为养子。

虽然表面看上去夏目漱石受到的是近于溺爱的待遇，但在夏目漱石心底却认为这是一种契约关系，又因养父母情感不和，家庭关系并不融洽。

少年时代的他并没有感受到父母的爱护，这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悲哀，因为他没有归属感，感觉自己就像是个“物”一样，被来回“置换”。

回到父母身边的漱石也并不幸福，父兄一向与他不睦，并对他浓厚的文学志向不以为然；十五岁时他的母亲因病去世，十九岁时他就离家开始外宿生涯。

1900年，也就是夏目漱石33岁时，奉教育部之命前往英国留学两年。

留学英国期间，耳闻目睹了和日本截然不同的个人生活方式——西方个人生活方式，促使夏目漱石对“自我”进行了深层思考。

在演讲中他也说道：曾经迷失过，自己也并不喜欢英国，谈到英国，即使它是个相当自由的国度，国家秩序也是细到无微不至，世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能如此。

然而这自由的背后伴随着的是义务。

不抱有义务心的自由也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自由。

漱石自觉履行和深刻领会了西洋近代“个人主义”。

批判盲目崇拜西洋文化的风潮，回国后致力于对日本封建主义残渣“世俗”的弃旧言新的转变。

他的一系列小说，正是他的“个人主义”和日本社会相格斗的产物。

“个人主义”贯穿了夏目漱石一生的作品。

二、夏目漱石“个人主义”的具体内容及实质
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虽然是在西方个人主义影响下形成的，但并不是西方个人主义的翻版。

夏目漱石指出：“近来似乎有这样一种非常奇怪的倾向，即很多人高声叫嚷着自我、自我觉醒，却打着这个幌子肆意妄为。

看来他们只是尊重自己的自我，却不能认同他人的自我。

我坚决主张必须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在为自己的幸福去发展自己个性的同时，也应该给别人以自由。

我们必须抵制那些为了个人幸福而肆意发展自己个性的人。

”夏目漱石最后把这种对立统一的“个人主义”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要发展自己个性的同时尊重别人的个性；第二，想要使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就要明白附在权力之中需要履行的义务；第三，要显示自己财力的话，也要重视其伴随的责任。

换句话说就是，在伦理上，有一定修养的人才符合以上
三种要求。

要有人格，否则会妨碍他人，如使用权力的时候，就会发生滥用权力的行为，使用财力的时候，会招致社会腐败问题。

虽然漱石在文中强调不喜欢英国，可是有一点值得学习的就是：他们崇尚自由，然而热爱自己自由的同时也懂得尊重别人的自由，这是他们从小接受到的教育。

因此，漱石对“个人主义”的解释是：
将个人的自由发挥到极致，这里讲的是个性的自由发展，是很必要的，因为它关乎你们的幸福。

只要不影响到他人，不强求他人的自由就可以。

“我的个人主义是十分优秀的主义：它必须是有道义的，不能只想着一己私欲，甚至是陷国家于危险之中。

应该是尊重他人存在的同时尊重自己的存在。

”这是夏目漱石的解释。

从他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道义上的个人主义。

它要求一个人在发展自我的同时，必须意识到他人的存在，必须公正地处理自我和他人的关系，必须用人格、义务和责任等社会观念来约束自己。

因此，对于没有理想，一味追求金钱和名誉地位，日趋堕落的日本资产阶级社会和生活在其中软弱无力的人，他便忍无可忍，怒目相向。

这是一场伦理同现实之间的斗争，是一场自我同社会的冲突。

三、夏目漱石“个人主义”的意义
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在明治时代更具有现实意义。

它具体体现在日本接受西方文化时如何处理好本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问题上。

在西化风潮中，无论是从政治上照搬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资本主义体制，还是体现在文学流派上的“自然主义”，无一不是没有真正看清日本本国国情下的盲目状态。

而夏目漱石因留学英国，深谙西方体制，更明白蕴藏在其表面下的实质内涵，提出了“个人主义”，站在个人主义的高度，对日本近代化的道路进行了深刻反思。

他认为日本要想真正实现现代化，就应该尊重和正视传统，要在立足于主体的基础上向西方学习，即要立足本国具体国情。

纵观夏目漱石的作品可以发现，他具有敏锐的感知力，从他在日本国内进入大学主修英文文学开始，到毕业后辗转多地任教，就一直感觉到了一股“烦闷”，他不解作为一名日本人为何要学习并教授英语。

笔者认为，他的“烦闷”来自于求浮于表面而追求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考，因此当他公派到英国留学，真实感受到了文化源后再次回到日本国内，就解开了他的迷思。

当他的“自我”思想同社会现状冲突时，
夏目漱石的《我的个人主义》
周　椵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444）
摘　要：《我的个人主义》是夏目漱石于大正三年（1914年）11月25日创作的一篇演讲稿。

是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上进行的讲演，讲演以其哲人般的思考，对人生及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通过阅读该文，笔者体会到夏目漱石独有的个性特征和敏锐的思维力，试从漱石个人经历方面阐述“个人主义”思想的形成，并对其“个人主义”的实质进行分析，希望能对当今时代的我们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个人主义；个人尊重；责任；义务；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I313.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6）02-0266-02
收稿日期：2015-11-15
作者简介：周椵（1988-），女，江苏南通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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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毅然选择辞去教师一职，成为朝日社的专职作家，用文学创作告诉大家他对社会的不满，如《哥儿》等贯穿着主观反抗的作品；但也有想要逃避这种抗争和冲突的时候，于是就产生了像《旅宿》《伦敦塔》那样的浪漫主义小说。

他的前三部曲代表作《三四郎》《以后》《门》，无不贯穿了他的那种个人主义伦理思想。

从他发表的《彼岸》《行人》《心》可以看出，他的个人主义正朝着自己的内心世界逐步深入。

《以后》和《心》是漱石深刻挖掘恋爱主题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漱石在《其后》这部作品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会的重压下，人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本欲？主人公代助就是主张“自我本位”的漱石的化身，代助所受到的苦难，象征着现实中坚持“自我本位”的漱石所遇到的苦难。

代助的形象是一个在近代个人主义影响下，自我觉醒、承认个人价值的形象，他对自己婚姻的抗争，表明了他站在自我本位的立场上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抗争。

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在他的文明开化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日本社会的近代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漱石的伟大在于能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保持清醒的认识，创作出一篇一篇佳作警醒世人，反映了一位东方知识分子对人格的追求和批判、反思，揭示了他对自己国家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和深刻认识，以及对国家的国民性的无情揭露。

在这一点上，不得不说漱石是先进的，值得后人尊敬与学习。

现今，在全球化进程中，大至国家间交流合作、产品的创造、企业的管理模式，小至生活中的审美取向、时尚潮流，总会存在跟风模仿或盲目崇拜的现象。

因此，拥有一个像漱石一样清醒的头脑，拥有一个自己的“个人主义”在当今社会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高继芬.夏目漱石の「私の個人主義」から見出す社会福祉思想[J].九州看護福祉大学紀要,2013(14):61-70.[2]夏目漱石.心の内と外[M].东京:大和出版社,1969.
（责任编辑：范晓捷）
这并不意味着人格不可改变。

根据上文对军队政治干部人格力量的界定，我们可以尝试从道德品质、情绪性格和能力素质三个方面来逐步完善人格，从而进一步增强人格力量。

1.充分建立超我，展现强大的道德力量
心理学精神分析理论将人格结构分成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

其中，本我存在于无意识层面，它只与直接满足个体私欲有关，不受物理和社会的约束，遵循快乐原则。

自我的主要工作是满足本我冲动，但以合理的方式进行，遵循现实原则。

超我位于人格结构的顶层，是道德化了的自我，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其形成是社会化的结果。

超我遵循道德原则，它具有三个作用：一是抑制本我的冲动，二是对自我进行监督，三是追求完善的境界。

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层层递进、相互补充。

由此可见，要最大限度地发挥道德力量，必须充分建立强大的超我，它要求每一名政治干部荡涤本我的低层次欲望需求，建立强大的自我监督机制，并严格执行超我的道德准则。

具体来说，政治干部必须淡化名利思想，自觉抵制各种享乐主义思想的侵蚀和权钱美色等低级趣味的诱惑，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意义，敢于同不正之风作斗争，强化作为一名政治干部的职责和担当。

通过认真学习领悟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向焦裕禄、孔繁森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向丁晓兵、李小钰等军队优秀政治干部学习，建立高尚的道德标准，在工作中实践效仿，激励自我，为发展完善的人格而不断努力，以自己高尚的品德去构筑、塑造官兵高尚的品德。

道德力量得以充分展现，政治干部的“权力”在官兵的心目中便会合法化，自然会受到官兵的一致拥戴。

2.合理调控情绪，培养良好的性格品质
心理学研究表明，情绪具有组织功能，表现为积极情绪的促进、协调作用和消极情绪的破坏、瓦解作用。

当人处在积极、乐观的情绪状态时，容易注意事物美好的一面，其行为比较开放，利他行为增多，自信、宽容，愿意接纳外界的事物。

而当人处在消极的情绪状态时，容易悲观、失望，放弃自己的愿望，甚至会产生攻击行为。

性格是一种与社会相关最密切的人格特征，是在后天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主要体现在对自己、对他人、对事物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言行上。

由此不难看出，情绪直接关系到性格成长，积极的情绪状态是形成良好性格品质的重要条件。

不仅如此，情绪还具有极强的感染性，当我们产生某种情绪时，不仅自身会感受到相应的主观体验，且还能通过表情外显传递某种信号而被他人
所觉察，并引起他人相应的情绪反应。

在部队这一高度集中、封闭的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

因此，政治干部要特别注重情绪管理，培养良好的性格品质。

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始终保持平静、愉悦的心境，精神饱满、热情开朗、和蔼可亲、耐心细致、温厚善良，无论出现什么突发情况或遭遇各种困难挫折，都能镇定自若、从容不迫，以极大的耐心做好思想工作。

此外，还要善于觉察官兵的情绪变化，不断加强与官兵的情感交流，真正做到知兵爱兵，关心官兵的切身利益，将自己的积极情绪传递给官兵，在营造温馨和谐的人际氛围中孕育正能量。

具有这样性格的政治干部就如同“磁石”一般，能极大地团结和吸引周围的人，政治工作的开展和政治任务的完成当然会事半功倍。

3.全面提高能力，锤炼过硬的军事本领能力的概念很复杂，心理学认为，能力是一种心理特征，是顺利实现某种活动的心理条件，直接影响活动的效率，它表现在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中，并在活动中得到发展。

作为一名军人，懂军事、会打仗是军队早年政治干部的基本特点，也理应成为新时期政治干部的基本素质。

然而，由于所从事的活动主要和政治工作有关，因此，政治干部往往是更重视“笔杆子”而忽视“枪杆子”。

当前，一些政治干部不学军事、不懂军事，在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没有合理定位，军事素质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现象严重损害了政治干部的自身形象，限制了军队政治工作效能的发挥。

因此，全面提高军事素质，锤炼过硬军事本领已成为提升政治干部人格力量，树立政治工作威信的当务之急。

各级政治干部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纠正在军事方面存在的各种错误认识，充分认清提高军事素质既是职责所系，也是大势所趋，进一步强化提高军事素质的紧迫感和自觉性。

着眼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积极主动地学习和掌握相应的军事专业知识和技能，坚决杜绝在野营外训、实弹射击和实兵演练等各类军事活动中只是打打零工、敲敲边鼓的现象，要积极利用各种重大训练和战备演习等时机，勇于承担训练任务，主动走上指挥岗位，主动学习军事、练战法，不断锤炼过硬的军事技能。

只有这样，政治干部说话的底气才更足，人格的感召力、威慑力才更强。

参考文献：
[1]Jerry M.Burger.人格心理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2]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王兰爽）
（上接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