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我所知道的康生

师哲：我所知道的康生
康生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事件的本身，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整风学习中正常的检讨、反省引向审干——肃反，并且把它说成是一种规律，杜撰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的谬论。

?康生的“抢救运动”
说是康生的“抢救运动”，是因为这一害人运动确实是他一手策划、制造的。

着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开始时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

毛泽东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阐明整风学习的目的、任务和方针时，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追究任何个人的责任，更不是整人。

所以整风开始后，干部们并没有感到有任何压力，能够集中的读点书是很难得的机会。

除了22个文件外，还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以及干部必读的六本书等口大家学习都很认真，做笔记，写心得，自觉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做检讨，思想认识确实得到了提高，获益匪浅;党内也出现了更加团结的气象。

但是最终结果却与初衷大相径庭。

事情是如伺演变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杨家岭宿舍闲聊时。

他向毛泽东的窑洞呶呶嘴说:“我们的同志总不明白，既然我们掌握了政权。

却还不会使用，不知道使用权力。

”这话与他以后的所作作为联系起来，实在是意味深长。

康生是中央社会调查部的部长，是反奸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也就是说他掌握了那时的主要专政机器;他又是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先是毛泽东，后是刘少奇，都是挂名)，是整风运动的实际上的领导人，于是他实际上掌握了对人的生杀予夺之权，
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后又转人审干，他又把中央党校也作为重点。

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
该院为我党培养了大批理论骨干。

但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评价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矛头指向许多党内的老同志和青年党员。

只因毛泽东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认识为目的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并不甘心就此罢休。

1942年5、6月间他又亲自策划了批判王实味。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以后，他发表了《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 13日)、《政治家、艺术家》(《谷雨》一卷四期)等杂文，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

他在这些文章中指责延安干部群众之间隔阂很大，干部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人缺乏关怀爱护，“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的人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
什么”、“天塌不下来”;他指责等级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认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义”;并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线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来衬托延安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

对王实味的这些错误言论，毛泽东曾不指名地批评过，说整风中有些人不是从正确的立场说话，而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热讽、放暗箭的办法。

冷嘲暗箭是一种腐蚀剂，不利于团结等等。

毛泽东的批评显然是为了纠正偏向，是善意的。

而康生则是利用了这一问题，打自己的主意。

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并责成中央研究院组织批判。

5月27日—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揭发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康生多次出席，并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在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成全(陈传纲)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顿三风，还要整顿“人风”。

所谓“人风”，无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
度。

还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批评意见，与此同时，枣园的工作人员于炳然也给中央和任弼时写了一封信，也把陈伯达说得一文不值.这些信我都看过.
成全、王里(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妇委从事妇女运动研究工作)夫妇二人过去认识王实味，到延安后也有所接触，潘芳、宗正夫妇二人同王实味是邻居，来往较多，康生便把他们与王实味的关系定为“托派关系”。

康生先在枣园组织批斗于炳然，从于炳然株连到成全和王里，再株连到潘芳和宗正。

从8月至1}月，对他们先后开了72天的批斗大会，把他们与王实味一起打成“反党集团”。

同年加月，在中央党校斗争吴奚如，把吴打成叛徒、特务(后来得到甄别平反)。

11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学把张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务”。

张克勤是甘肃地下党的一名党员，那时还不到20岁。

由于他的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光顾照相馆的人，自然是什么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特务之类的人也去。

据此.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当然是“特务”，而张克勤当然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于是逼迫张克勤承认，张不承认，就批斗他七夭七夜，最后还以假相威胁，张克勤终于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还“供”出一个“红旗党”。

此后，“红旗党”越来越多，几乎所有党的地下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所谓“红旗党”，意即国民党“红旗政策”下的假共产党—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引诱进步青年加人，而实际上当了国民党的特务)。

樊大畏在很久以后给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什么“红旗党”、‘红旗政策”全都是审讯他的人提示他承认的。

张克勤是“恃务”这件事，谢老(谢党哉)并不相信，因为他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时，同张克勤的父亲有过接触，了解此人是比较进步的。

但由于康生处在反奸的权威地位，对他无可奈何。

康生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事件的本身，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整风学习中正常的检讨、反省引向审干——肃反，并且把它说成是一种规律，杜撰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的谬论。

康生的能量
1942年1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大肆宣传“延安特务如麻”，说什么“一种特务是打进来的，如戴笠派来的特务”‘实际上这批人一到延安，便有入主动交待，并迅速查清，当时称为“戴案，’);“一种是拉出去的，即在我们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

报告后，少数单位审查干部开始，接着各单位也都纷纷跟了上来。

1943年4月，传出敌人可能进攻边区的风声，康生又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迫害干部。

一天，康生把周兴(边区保安处处长)和我‘保安处一局局长)叫了去，给我们布置抓人。

抓入的理由，他说一方面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宗冕要来延安，以防有问题的人与胡“联络’，。

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

画完之后，要我们把打了“。

”的都抓起来，打了“.”的，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接受审查。

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打了“。

”的有个名字是“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的弟弟”。

康生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接着把这个“。

”划去。

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

”换成了“.”。

两天以后，从晚上到天亮，共抓了200多
人。

与此同时，李克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汪金祥(社会部二室主任)奉命负责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

这次抓人之后，中央正式宣布普遍审干开始。

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作动员报告，当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时，许多同志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

接着，康生把假特务张克勤当做典型，叫他到中央大礼堂、边区政府礼堂以及一些单位做“坦白交代”的报告。

康生拍着张克勤的肩膀说:“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张克勤根据审讯人的提示和读过的侦探小说编造了一大篇“坦白交代”，而康生却说三“在所有的案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张克勤提出‘红旗政策”，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殊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使我们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使我们对延安特务的数目之多，得到了一个答案”。

于是他把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省的地下党，统统宣布为“红旗党”。

他当时还不敢说陕西的党全是“红旗党”，但他说关中、汉中的党组织是“红旗党”。

这“红旗党”就是这样从康生的头脑中设计出来，通过审讯人员教给被审查者，变成“供词”之后，又反过来作为康生扩大“肃反”的依据。

1943年轰动一时的“绥德特务”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

这里仅以绥德师范为例:该校师生员工共350多名，“失足者”竟达162人。

该校语文教师栾丁生被打成“六个县的特务头子”。

那时，假坦白成风，只要点到谁，谁就会立即承认是“特务”，而且谁瞎编得越多、越离奇，谁就越受赏识，越光荣。

康生十分欣赏“绥德经验”，不仅在延安到处推广，还通过新华社，广发到各根据地。

七月，他又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并邀了绥德师范一个女学生作“坦白交代”的典型发言，该女生编了一套她自己怎样“失足(又失
身)”，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用美人计进行特务活动等玄妙的故事。

康生极
为欣赏，让她到处作报告，待为上宾，和首长同坐主席台上。

绥德的肃反扩大化，引起了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强烈不满，为了弄清真相，组织上派我带几个人到绥德去处理那里的烂摊子，我
在那里的工作是受到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肯定和重视的。

可是我在1963年被捕之后，康生仍企图把它变成我的罪状之一，说我“放走了许多特务，把绥德的特务线索搞断了，。

1943年10月间，我应召回到延安。

我在绥德期间，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枣园后沟的社会部，这两处关押的人，被认定为“特务分子”。

另外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和西北公学等处，有上千的人，是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政治面貌不明而又搞不清楚的。

更多的人则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交代”。

九月份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生耍了个花招，叫做“‘抢救’告一段落，以后要靠‘自己救自已’”。

而转为“自救”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仅仅是打人骂人的现象少了，吃不饱饭的现象却未改善，逼供变成了诱供，“坦白”了可以吃好喝好睡
好，戴大红花，骑大洋马，上主席台。

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冤假错案。

责任编辑：花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