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西公路：血肉筑成的抗战路】

【乐西公路：血肉筑成的抗战路】
战略通道中国版图犹如一只雄鸡，西南边陲的云南恰如鸡腹。

在这只雄鸡的鸡腹柔软处，关系民族生死、国家存亡的历史，相隔700多年竟然惊人地重复。

19世纪中叶，蒙古人进攻南宋受阻于长江天险，忽必烈绕道川康进击云南，企图南北夹击四川，夺取战略大通道长江上游，然后顺水而下，势如破竹直入华中华南。

20世纪中叶，日本人在华中华南发动一系列会战未达到战略目的，借道缅甸突袭云南，既使中国腹背受敌，又可切断运送大部分援华物资的战略通道滇缅公路，以迫使中国投降。

这两次发生在中国西南边陲的重大战役，都围绕着一个目的：夺取战略通道。

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早已成为中国抗战的永恒记忆，而同一时期修筑的一条连接滇缅公路的抗战公路——乐（山）西（昌）公路，被史学家称为“中国公路建筑史上最悲壮的一页”，被文学家称为“用中华民族血肉筑成的长路”。

这条路在蒋介石的6次严令下完工，修筑公路的技术人员在手记中这样写道：“抗日卫国一寸山河一寸血，筑路架桥每米工程每米魂。

”其修筑过程的艰辛与惨烈可想而知。

乐西公路的修筑，始于中国半壁河山沦陷，日军狂轰滥炸陪都重庆，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

它起自乐山王浩儿，止于西昌邛海湖畔的缸窰，全长525公里。

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这条公路连接了滇缅公路、中印公路，支撑驼峰航线，成为构建抗日大后方基地公路网的一条重要战略通道。

此路自1939年5月开始路勘，至
1941年底全线通车，共征集了川康地区彝汉等各族筑路民工20多万人。

由于缺粮、疲劳、疾病、工伤等原因，伤亡人数多达3万人，其中死亡4000多人，平均每公里便有8人献出生命。

至今，在乐西公路最艰险的路段蓑衣岭、岩窝沟，荒冢和残骨仍不难寻觅。

惊险的跳跃去寻访这一段老路的念头，在我心中由来已久。

2012年6月，乐西公路正式通车71周年，我终于踏上了这条抗战公路。

乐西公路自乐山跨青衣江，经峨眉、龙池，再傍大渡河北岸经新场、金口河后，突然跳跃似的脱离大渡河，朝西北方向遁入有“东方的诺亚方舟”之称的大瓦山逶迤险绝的群山，继而翻越多雨多雾、高寒缺氧、渺无人迹的蓑衣岭，穿行崖陡壁绝、深渊大壑、人称“魔鬼住所”的岩窝沟，再折向西南回到大渡河畔的汉源，继续傍大渡河至石棉。

在石棉，乐西公路来了一个90度大拐弯，一路向南，穿越诸葛亮“七擒孟获”的“不毛之地”拖乌山后，经冕宁、泸沽抵达西昌，其终点与西祥公路（西昌至云南祥云）衔接。

乐西公路在大渡河畔那一个惊险的跳跃，其诡异的走向虽然给世人留下难解之谜，也幸运地让这一段与世隔绝、绕行于大瓦山、蓑衣岭、岩窝沟的老路，得以原汁原味地遗存于世。

此次乐西公路之行的起点，便是此路从大渡河畔开始向大瓦山跳跃之处，即横跨大渡河的金口河大桥北桥头。

此行的终点，是岩窝沟下面临大渡河的乌斯河镇。

金口河大桥北桥头，正对一条大峡谷谷口。

刚进谷口，道路便向左急转攀升。

很快，大渡河便在山下细如飘带，随即被重崖叠嶂遮蔽。

公路两侧一座座高达1000多米的山体，或张裂着一道道宽仅10多米的峡谷，诡谲莫测；
或披陈着一条条纵向的裂隙，险恶狰狞。

过了顺水河峡谷，山体显得不再破碎。

一直在山腰蜿蜒的公路靠山一侧，接连闪现数十个高约3米、宽约5米的隧道口。

停车细看，其拱顶和墙体用水泥整体浇铸，道口的钢门厚达10多厘米。

强烈的神秘感和好奇心，驱使我们进去一探究竟。

借助手机荧屏微弱的光亮，我们小心翼翼地挪着脚步，如同进入机关重重的王陵地宫。

隧道内的通道深邃却又宽敞，其主通道几乎可容两辆卡车并行；主通道又旁生出弯弯曲曲的通道，让人仿佛进入了迷魂阵。

看来，这一座山似乎都被掏空了。

我事先查阅资料得知，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深挖洞、广积粮”最高指示的具体体现。

仓库于1974年动工，1985年整体完工，修建了高7米、宽12米、深浅不一的山洞28组，每组洞内还有大小不同的分洞，有的还洞与洞相连，整个仓库容量达12万立方米。

所有洞口并行排列，间距不一，横跨山外乐西公路4公里。

但如今这些仓库已闲置，当地人利用库内恒温的环境，种植平菇之类的农产品。

不堪的记忆过了战备仓库群，车辙下的乐西公路又继续向上爬升。

据历史气象资料载，这一地域全年大多数时日都是雨雾天。

浓雾和迷蒙山雨，将山山岭岭遮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仅容两辆车小心翼翼错行的湿滑路面。

真难以想象，抗战时满载军用物资和作战人员的重型车辆，是怎样在这常年雨雾蔽日、泥泞不堪且狭窄崎岖的山道上踽踽而行。

我们此行的唯一的“驿站”，是位于乐西公路三分之一处的永胜乡，过了永胜，其余三分之二路段便再无村镇。

在那里，我们要做3件事：一是采购鲜花，敬献于乐西公路修筑主持者、国民政
府交通部总管理处长赵祖康题写的“褴褛开疆”碑前；二是向永胜乡修筑乐西公路劳工的后代了解当年实况；三是观赏与峨眉山、瓦屋山呈三足鼎立之势的“东方的诺亚方舟”大瓦山。

永胜乡政府位于一个群山环绕的小盆地里，乐西公路穿乡场而过。

其周边竹篱茅舍，田垅铺展，沟渠交错。

到达永胜乡场口时，乡干部汤世军先生已苦等我们两个多小时。

歇息片刻，我们便与乡亲们摆起了关于乐西公路修建的旧事。

自1938年起，重庆遭受日军的轰炸袭击，岌岌可危。

国民政府考虑重庆沦陷后的战事安排，内定西昌为第二陪都。

1938年6月，蒋介石发出第一道指令：“乐西公路必须迅速完成。

”随着战事的变化，1940年1月，蒋介石下达第一次手谕：“乐西公路务于本年12月完成，否则照军事违命误期论罪。

”两个月后，蒋介石又下第二次手谕：“乐山至西昌公路务于本年6月底以前完成。

” 蒋介石的军令下达，20多万汉彝同胞，自此走上了保家卫国的特殊战场。

1940年10月初，蓑衣岭岩窝沟路段全面动工，仅这一路段便集中民工2万人。

数百间四面透风的临时工棚，勉强解决了这支庞大施工队伍在这高寒之地的住宿问题。

每天所需的几万斤粮食，因运输路途遥远艰险而时常短缺，蔬菜和油荤就更谈不上了。

一位在筑路时从事挖土石方的民工后代告诉我们，当时工人们住的是不蔽风雨的草棚，吃的也几乎全是杂粮，小菜和肉食根本就没见过。

为了开路，工人们都是用绳子拴住腰，从几十米高的峭壁顶上吊下来攀石爬行，硬生生地从坚硬如铁的峭壁半腰凿出一条公路。

有一次，他家老人亲眼看见一个工人用钢钎撬一块岩石，结果山体垮了一大片，一下就埋了十五六
个工人进去。

民工们清理出尸体后，没有什么默哀安葬之说，直接将尸体扔下悬崖后又继续干活。

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活着的人都麻木了。

一名筑路民工的侄子告诉我们，听家里老人讲，当年修路为了赶工期，根本谈不上轮班作业，晚上用火把照明连续施工。

超过体力极限的劳动，有的人无法忍受，逃跑时被监工的士兵打死；有的开山放炮被炸死；有的因极度劳累生病不治而亡；有的因衣不蔽体直接冻死。

还有一种死法，我们闻所未闻：由于长年在深山，修路民工蓬首垢面，身上长满虱子，竟被虱子活活咬死。

乐西公路修筑主持者、国民政府交通部总管理处长赵祖康是公认的“中国公路之父”，他与詹天佑、茅以升并称为“中国交通工程三杰”。

当年他因频繁奔波于乐西公路施工现场，过度操劳而瘦得皮包骨头，患上了咯血病。

60多年后，赵祖康的女儿赵国明曾如此说：“父亲修建乐西公路拍了一张照片，那个时候已经瘦得不像样了，简直像骷髅一样。

” 为了抗战需要，数十万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在以赵祖康为首的中国公路精英们带领下，用血肉筑成了乐西公路，创造了一个奇迹。

血肉的长路离开永胜乡政府驻地，我们继续沿乐西公路前往蓑衣岭。

蓑衣岭是川康往来要冲，海拔2800米，全年90%的日子都是阴雨连绵、雨雾缭绕或冰天雪地，往来之人必备蓑衣，故此得名。

蓑衣岭是乐西公路的制高点，被当时筑路工人称为“死亡之岭”。

这一段路的海拔高度虽然持续上升，但由于山势趋缓且基本修筑于山梁之上，因此非但不崎岖，反而视野开阔。

公路继续上升，路旁植被茂密，野花姹紫嫣红。

一片一片的冷杉林开始出现在眼前，这是进
入高寒地带的标志。

在一个垭口处，一座高大的高压电线铁塔脚下，路边蓦然出现并列的两块石碑。

其中一块竖碑略小，上书三个大字“蓑衣岭”，另一块是较大的横碑，上书四个大字“褴褛开疆”。

这是乐西公路永不湮灭的立体史书，也是4000多名长眠于此的筑路者的不朽墓碑。

“蓑衣岭”三字笔力遒劲，用墨甚酣，落款为“乐西公路二十七分段长王仁轩，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元月”；“褴褛开疆”四字为篆书体，古朴苍劲，系赵祖康先生亲撰。

当年赵祖康先生题字之余，百感交集，情自中溢，撰写了如下碑文：“蓑衣岭乃川康来往要冲，海拔二千八百余公尺，为乐西公路之所必经，雨雾迷漫，岩石陡峻，施工至为不易。

本年秋祖康奉命来此督工，限期迫促，乃调集本处第一大队石工，并力以赴，其月之间，开凿工竣，蚕虫鸟道，顿成康庄。

员工任事辛苦，未可听其湮没，爰为题词勒石，以资纪念。

”此碑立于民国31年（1942年）9月，时间稍晚于“蓑衣岭”碑。

肃立碑前，睹物思人，哀思如缕。

史料所载的筑路情景，仿佛跃然眼前：当年在“蓑衣岭”路段筑路的民工，前后达2万多人，其势如排山倒海，其状如血肉长城。

蓑衣岭气候恶劣，死亡人数为全路之冠，曾一夜就冻死过200人。

离蓑衣岭制高点约100米处的地方，地势险要，仅修通这段工程，就牺牲了2400多人。

过蓑衣岭后前行10多公里，便来到岩窝沟。

岩窝沟路段路面宽度不到5米，且完全是从山腰的岩腔里掏凿而成，车行其上，上方是摇摇欲坠的岩石压顶，下方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万丈深渊。

该路段是全长525公里的乐西公路中最艰险的一段，当年被筑路民工称之为“魔鬼住所”。

在呈“U”形的岩窝沟绕沟
路线上，隔沟可对话，见面则要绕行6公里。

公路临悬崖一侧，矗立着几块高达10多米的“标志性”笋状巨石，旁边有当年遗留的钢钎铁锤和坑洼，疑似当年筑路者有意为之。

岩窝沟绕沟路线6公里，要在悬崖绝壁上开凿半山洞路段，其中一处须深挖33米的高岩，工程之艰险，实属罕见。

典型的场面是，民工们蹲在箩筐里，用绳索吊至悬崖的作业面，悬在空中施工。

当年，数千工人就这样使用原始的工具，在坠崖者此起彼伏的惨叫声中，不分昼夜，奋力赶工，硬是用十指抠出了这条简陋破碎的公路。

当地有一种说法，在赶工最为紧迫的时候，每天有10余人因绳索被磨断而坠落山崖，粉身碎骨。

全路段牺牲125人，平均每公里有20多人献身。

在世界公路修筑史上，这恐怕是单位里程死亡人数最多的，以至于当时在施工现场，曾有“用我们的血和肉，去填满岩窝沟”这样视死如归的标语。

在这个保家卫国的特殊战场上，数十万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瘦骨嶙峋的筑路大军，没有“马革裹尸还”的英雄式壮语，却有“自古征战几人回”的悲壮。

数万埋骨深山、抛尸荒野、其姓名永不为人所知的汉彝同胞，没能享有死者最起码的哀荣，其灵魂却凝结成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责编：王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