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良心药 为何涨价500倍都买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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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良心药为何涨价500倍都买不到?
救命良心药为何涨价500倍都买不到?近日,杭州萧山的初生婴儿韩果果被查出患痉挛症,进入浙江省儿童保健院治疗。
医生说,注射促皮质素(简称ACTH)是最有效的措施,但医院没药。
孩子母亲周女士向多家医院询问无果,只能通过微信朋友圈求助,最终从上海购得两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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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像韩果果这样幸运,长期以来,大量婴
儿痉挛症患者面临“无药可用”的困境,患者家属不停地在网
上发帖找药。
在福建,1岁零10个月的患者小宸躺在医院里,从今年春节起,他就断药了。
他的母亲称,之前帮忙买药的人说已经买不到药了,“黄牛”本来同意以8000多元两盒的价格卖给他们,但犹豫之时,被别的患者家属买走了——事实上,一盒ACTH 的正常价格只要七八元。
一位患者家属称,在北京一家大医院,患者需自备28支ACTH才可住院。
ACTH是治疗婴儿痉挛症的常用药,属于处方药,但奇怪的是,这一药品就连医院都很难拿到货。
浙江一家医院的副院长说,他们一直想进货,但进不到。
医药界人士称,全国只有上海第一生化药业公司还在生产该药,利润只有
2%——ACTH的“神秘消失”,正是因为其“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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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廉价药的“消失名单”越拉越长。
就在几个月前,广东一位父亲在网上急求“放线菌素D”,他两岁半的女儿亟待靠它救命。
这种药在国内售价仅十几元,而其替代品进口药的售价将近6000元。
2012年,治疗心脏衰竭的抢救用药西地兰注射液出现短缺。
2011年,心脏手术用药鱼精蛋白出现全国性紧缺,由于没有替代药品,医院一度面临停做心脏外科手术的局面。
2010年,红霉素出现全国性短缺。
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至今,因为断货而见诸报端的廉价药就有10种,平均一年一种。
这些药物的共同特点是长期维持低价,甚至十年不涨价,于是乎,这些廉价药的生产集中度越来越高,往往全国只剩下少数几家甚至只有一家企业在产。
比如红霉素,大连一家药厂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一旦这家药厂不生产了,全国的红霉素供应都必然受影响。
从2004年开始至今,因为断货而见诸报端的廉价药在10种以上,平均一年一种,很多以往市场上常见的国产廉价药
逐渐没了踪影。
在调查我国12个城市42家三甲医院临床用药后发现,过去十年间,我国短缺的常用药、治疗特殊病的药品多达34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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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药厂而言,放弃无利可图的廉价药完全符合逻辑。
对医院而言,在“以药补医”格局下,不开廉价药似乎也合情合理。
卫生部原部长高强曾感叹:“整个链条都需要高价药,那么到老百姓那里价格就不可能低下来。
”
“现在基本上没有企业生产廉价药了,但责任并不在于企业。
”某制药厂的医药代表王先生称,廉价药价格低廉,在市场上肯定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但“医院只要贵药、新药,越贵的药利润越大。
医院占据着药品消费85%的市场,企业必须投医院所好,医院需要什么药,我们就生产什么药。
”
上世纪50年代,国家为了弥补医疗卫生事业的经费不足,制定了“以药补医”的医药体制,允许医院加价销售药品给患者。
2006年,为了制止无节制的加价问题,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的意见》,对药品价格实施最高零售价管理,同时规定“县及县以上医疗机构销售药品,以实际购进价为基础,顺加不超过15%的加价率作价”。
当加价比例被明确规定后,新的问题出现了:医院趋向于
采购高价药,药价基数大,加成绝对值就大,医院赚取的利润就丰厚。
比如,针对同样的病症,医院销售一支不到1元的青霉素和一支20多元的头孢,加成利润相差几十倍。
有数据显示,三级甲等医院的药品收入占据医院总收入的50%左右,二级医院的这一比例更高,可以说,卖药已成为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明显的利润差异下,廉价药进入医院、最后到达患者手中的道路变得更为曲折。
另一个令制药厂商们苦恼的问题是:廉价药都是一些使用
了几十年的常规药,并非某家制药厂的专利药品,因此,生产同一种药的制药厂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甚至一个家庭作坊都可以生产。
廉价药本来就利润微薄,在市场的冲击下,许多制药厂不得不停产。
4怎么办?一些药厂为廉价药设计了暗渡陈仓的“退市策略”:脱掉廉价的外衣,饰以全新的包装,“换汤不换药”的所谓新药就此诞生。
国家发改委此前规定,药企在生产过程中符
合一定条件的,可以申请单独定价。
这本是为了鼓励药企研发新药,但由于审批宽松,这一规定成了药企规避政府价格管制、抬高药价的合法借口。
部分药厂通过改变剂型、规格、包装等方式,开发出“新药”,从而导致廉价药退市。
钟南山院士曾在全国政协医卫界会议上发言说:“现在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同一种药能有十几个到几十个名字,单价从几毛钱到几十元不等。
我搞了40多年的医,有时都弄不明
白其中的奥妙。
往往一个药品换个‘行头’改个名,摇身一变成新药,‘身价’就立刻飙升。
这些所谓的‘新药’五花八门,我就想不明白,这些批号都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
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同期美国药监局仅受理了148种。
2014年,中国药监局
完成了5261个药品注册申请的技术审评,较2013年的审评完成量增加了12.9%。
尽管如此,待审积压仍有18597件,这一数字较2013年待审任务总量又增加了4362件。
相比之下,负责国家药品注册技术审评工作的药审中心,目前在编的技术审评人员仅有89人。
北京大学医学部一位教授直言,在廉价药“退市”的大背景中,政府极力推行的药品降价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幅降价后,本来就获利微薄的廉价药利润基本探底,甚至于零售价与成交价价格倒置。
当生产廉价药利润太低、难以维持正常运转的时候,药企便将履行社会责任置于从属地位——放弃廉价药的生产。
”可以断言,只要医院“以药养医”的局面不改,廉价药就会继续被医院打入冷宫,其消失名单
就会越拉越长。
政府应旗帜鲜明地维持廉价药在市场上的生存与普及,并通过医药改革,为其开辟长效的生存机制。
让廉价药重回市场,是最高效的救死扶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