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骚》篇与“文之枢纽”

《辩骚》篇与“文之枢纽”
刘勰的《文心雕龙》向被称为“体大虑周”。

就其体系之深博，结构之严谨而言，实为我国文论史上所绝无仅有。

在《序志》篇中，刘勰对全书的体系结构做了如下说明：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

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

上篇以上，纲领明矣。

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

下篇以下，毛目显矣。

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根据刘勰的这段自述和《文心雕龙》的实际情况，研究者对全书的结构划分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两分法。

持此说者主要有叶联芳、曹学佺、范文澜等。

他们认为，《文心雕龙》一书在结构上分为两部分，自《书记》以上，是剖析文体；《神思》以下，则商榷文术。

2、三分法。

持此说者主要有罗根泽、周勋初等。

他们在二分法的基础上，提出《序志》篇应单算作一类，如此，《文心雕龙》一书即分成了三部分。

3、四分法。

持此说者主要有郭晋稀、陆侃如、牟世金等。

他们认为全书分为总论（前五篇）、文体论（《明诗》～《书记》）、创作论（《神思》～《总术》）、批评论（《时序》～《程器》）四部分，《序志》篇则被视为全书序言性质的总论。

“四分法”是学术界最主流的意见。

此外还有五分法（在四分法的基础上把《序志》算作第五部分）、六分法、七分法等等，基本是按照今人的文学观念把《文心雕龙》的下篇（即四分法之“批评论”部分）再进一步细化，将文学史观、修辞学等理论问题单独列出为一类。

以上各种分类法中，《辨骚》篇都处于全书最重要的部分。

根据刘勰自己的说法，《正纬》和《辨骚》篇都是“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是全书的关键。

不过，有的论者却认为，从《文心雕龙》的整体理论体系来考虑，“文之枢纽”并不等于总论，属于总论的应该只有《原道》、《征圣》、《宗经》三篇。

依据这样的分类原则，则从《正纬》到《书记》共计二十二篇，都应算作是文体论，纬书和楚辞都是所谓“论文叙笔”时才应提到的。

还有的学者认为，“骚”是一种文体，跟《宗经》、《正纬》篇讨论的经书、纬书性质有所不同，而与自《明诗》至《书记》各篇所探究的各体文章却相类似，就是说，应该把《辨骚》以下二十一篇算作文体论，如同萧统的《文选》把骚作为文之一体，与诗、赋、七、诏、册等并列一样。

因此，又有些研究者主张前四篇可视为全书总论，《辨骚》应与《明诗》至《书记》共二十一篇同归于文体论部分。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陆侃如《文心雕龙选译•前言》等，都认为《辨骚》篇当属文体论的范畴。

而缪俊杰、王达津、牟世金等学者，则认为《辨骚》篇既属于文之枢纽，又属于文体论。

关于《辨骚》不属于《文心雕龙》总论的这些意见，固然有一定理由，不过，这些观点违背了《序志》篇中刘勰自己的论断，笔者以为还是不妥当的。

《辨骚》篇还是应该计入《文心雕龙》篇的“文之枢纽”，也就是总论部分为是。

已有一些学者指出《辨骚》篇的体例不符合《文心雕龙》文体论结构模式，即不是按照“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模式来安排文章论述层次的，所以不能将《辨骚》列入文体论。

不过，因为这二十字本身就是刘勰对从《明诗》到《书记》共二十篇分论的说明，刘勰本来也没有用它来规范“文之枢纽“中《辨骚》的结构，因此，用这个理由来当作《辨骚》篇非文体论的明证，有些站不住脚。

《辨骚》篇究竟何属，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小问题，实际却涉及到对于刘勰的基本文学思想的理解，不可以不加辨明。

对这个问题，应当从《辨骚》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两方面来加以讨论。

《离骚》“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纪昀评《文心雕龙》时曾说过，“词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

”从这一点出发，王运熙先生曾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讨论了《辨骚》之所以在全书总论的原因。

他论述了《楚辞》之“奇”对汉魏以后侈艳文风的影响，并指出刘勰把《辨骚》作为全书总论之一篇列入“文之枢纽”的原因：
不但由于《楚辞》产生时代较早，对后世文学发生深远影响，必须尊重它的历史地位；而且从阐明自己的创作原则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刘勰认为《楚辞》的“奇文郁起”，是儒家《五经》以后文风的一个巨大转变（《序志》篇所谓“变乎骚”意即指此），它有“自铸伟辞”、“惊采绝艳”的优点，但也有异乎经典的“夸诞”之弊。

这种弊病由于汉赋的继承发展而扩大了，形成了后世“浮诡”、“讹滥”的不良文风。

为了矫正这种不良文风，刘勰强调必须以儒家经典文风为准则，批判吸取从《楚辞》开始的奇辞异彩，强调“正末归本”（《宗经》），强调“执正驭奇”（《定势》）。

王运熙先生的意思是说，刘勰认为当时文学创作中“浮诡”、“讹滥”的不良倾向，来源于楚辞；要批评这种文风，必须从根本上做起，所以要指出《离骚》过于侈艳奇幻的不足之处。

这也是刘勰把《辨骚》篇列入文之枢纽的主要原因。

王运熙先生从追索时代文风的本源来入手来考察《辨骚》篇在全书中的位置，笔者对此非常赞同，不过觉得仍有未尽之处。

各类文章在体式上的特征固然是刘勰分类论述时一个大的依据，但是具体到“文之枢纽”这一根本性问题，更应重视思想内容上的重要性。

在分析这个问题时，首先要搞清楚刘勰对经典的看法。

刘勰认为儒家五经为圣人所作，其地位无比崇高：“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文心雕龙•宗经》）而在文学风貌上，儒家经典“根柢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亦为百代之法则。

那么，“枢纽”中的《纬》和《骚》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要弄清这一点，先需从前五篇的篇名说起。

前五篇是《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前三篇的动词是“原”、“征”、“宗”，皆为溯源义；而后两篇的“正”、“辨”亦处于同一立场，是则正、辨明的意思。

可以说，刘勰是把《纬》、《骚》作为经典的变异体来看待的。

为了进一步弄清刘勰对待《辨骚》的态度，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正纬》篇。

刘勰为什么写《正纬》，其用意何在？历来研究者看法很不一致。

概括言之，主要有三种意见。

一是认为出于“宗经”思想。

持此论者认为，《正纬》贯彻了宗经的基本观点，《宗经》与《正纬》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一从正面，一从反面，两篇的目的皆是宗经。

二是认为刘勰指出前代把纬与经相配是错误的，故作《正纬》以匡之。

三是认为刘勰对纬书并不全是否定意见，从写作角度看，他认为作家可从纬书中“采摭英华”，以增加自己作品的文采。

这三种意见都是从刘勰的思想和《正纬》的实际内容出发的，各有其道理，对理解刘勰的写作用心是有帮助的，也是深入研究《正纬》之所以列于“文之枢纽”位置的基本前提。

以下需要继续深入讨论纬书的本质以及刘勰对纬书的看法。

谶书就是古代卜巫占梦、预卜吉凶的迷信策书。

专言符命占验的谶书在西汉成帝时已经出现，而最早有明确文献记载的纬书则出现于东汉初年。

纬书是谶书的一个支流，是谶书在独尊儒术的汉代，为了进一步神化自己而附会经文的产物。

“纬”本是相对于“经”而言，经守其常，纬参其变。

《释名•释典艺》说：“纬，围也。

反复围绕以成经也。

”纬书附会经文，今所传世的《易纬》、《诗纬》诸书，便都是围绕《易经》、《诗经》等经书来反复铺陈展衍的，其实质是神学迷信、阴阳五行说与经义的结合。

从本质上来说，在汉代神化儒学以后，谶与纬是异名而同实，谶以附经故称“经谶”，纬以配经故称“经纬”。

《文心雕龙•正纬》篇便围绕“正”（则正之义）这一基本主张论述了两个问题，即“正”纬的原因以及方法。

刘勰认为，“世夐文隐，好生矫诞，真虽存矣，伪亦凭焉。

”（《文心雕龙•正纬》）因为历时久远，有关记载不是很清楚，真的经书与伪托的经书并存于世，混淆世人耳目，所以有必
要正纬。

具体地按照经书来验证，纬书计有四伪：一是“经正纬奇，倍擿千里”；二是“纬多于经，神理更繁”；三是“尧造绿图，昌制丹书”与八十一篇皆出自孔子之手的说法自相矛盾；四是“先纬后经，体乖织综”。

可以见出，刘勰对纬书所作的“四伪”的判断，主要着眼点是在奇正、多寡、真伪、先后四个问题上，也就是说，纬书之伪在许多情况下不是来自纬书自身内容的正确与否，而是来自于其它方面。

内容的奇特，解说的繁杂，作者的身分，成书的年代，是这些周边问题使得纬书成为伪书的。

纬书毕竟是为参佐经书而生，虽然谶纬之盛已然过去，但纬书在思想内容上，仍然有它的影响，刘宋时期禁而未绝，梁朝时又有复炽的苗头。

没有相当的学识与胆识，是无法做到坚决扬弃打着参佐经书旗号的纬书的。

虽然在纬书开始盛行时，桓谭、王充等人也对之进行过批判，但是，对纬书进行全面的总结与清算，刘勰可称是第一家。

清代纪昀评《正纬》篇说：“此在后世为不足辩论之事，而在当日则为特识。

康成千古通儒，尚不免以纬注经，无论文士也。

”即是赞赏刘勰的学力与胆识。

纬书的泛滥有乱经的趋势，不能明辨纬书之伪，也就不能阐明经书之真，从而会干扰向儒家经典学习的原则。

这是刘勰意欲正之的主要原因。

刘勰认为，纬书虽配经行世，但是在奇正、多寡、真伪、先后四点上存在很大问题，对经书并没有多少帮助。

不过，如前所述，这“四伪”并没有全盘否定纬书的内容，纬书中真伪掺杂，可以辨正，也并无焚毁禁绝的必要。

从艺术特点上来说，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又有其可以借鉴之处，虽“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

在《正纬》篇的最后，还有最关键的一句话：“前代配经，故详论焉。

”这句话十分关键，点明了刘勰将纬书列入“文之枢纽”的根本原因。

若单从艺术成就而论，即便纬书如何的“事丰奇伟，辞富膏腴”，也无法与汉魏古诗、散文等其它许多文学体式及作品相提并论，更不可能跻身于《离骚》之前；艺术上的可取之处绝不是《纬书》得以位列枢纽的根本原因。

刘勰还是从它与经书参佐相配的地位，亦即在思想内容上牵连到儒家经典的角度，将其置于枢纽篇的。

具体到《辨骚》篇之跻于枢纽的原因，也应从此角度出发进行论证。

汉代经学思想的发展体现于文艺领域，一个最主要的个案标本就是对楚辞的评价。

从汉初黄老思想盛行时，贾谊、刘安对楚辞所作的充分肯定，到独尊儒术之后扬雄、班固对它的否定，再到东汉末年，王逸站在与扬雄、班固相同的立场上，却得出与杨、班二人完全相反的肯定评价，经学思想对文学观念的影响越来越深入了。

对屈原作品由否定到肯定的重新回归，并不是对其思想内容的真正肯定，而是对《离骚》断章取义，作出了符合儒家文艺思想的的曲解：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易》“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

（王逸《楚辞章句序》）
王逸对《离骚》与经典的关系作出了断章取义地解释，以期符合于儒家五经；而刘勰对于《离骚》与经典之“四同”的评论，则到位得多：
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

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

（《文心雕龙•辨骚》）
尽管刘勰的理解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他确是真正看到了屈原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本质的。

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在汉代楚辞学史的末期，已经被王逸等人拉到了儒家的阵营，确立了其崇高的地位：“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也。

”（王逸《楚辞章句序》）从这一点出发继续进行深入讨论，《离骚》已经不无“配经”的可能了。

这是刘勰给楚辞以高度重视的重要原因。

除了思想内容上与儒家经典的相同之处，对于《离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刘勰还作出
了这样的判断：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文心雕龙•辨骚》）
“轩翥诗人之后”、“岂去圣之未远”也是十分重要的信号。

屈原去圣未远，是从《诗经》到汉赋的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

既是“去圣之未远”，自比后人沾溉了更多圣人的教化和影响，在圣人已远的年代，屈原的创作也不无典诰教化之作用了。

虽然他指出楚辞与经书不但有“四同”，还有“四异”，但“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文心雕龙•辨骚》），也就是说，楚辞的问题，是“典诰”与“夸诞”，亦即“正”与“奇”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正”与“邪”之间非此即彼的关系问题。

刘勰认为，“奇”的形式无损于“正”的内容，只要能够辨明“奇”的部分，《楚辞》还是与其它古诗之流完全不同的，值得与《明诗》篇分开，放到总论中去论述的。

由以上论述可知，纬书与楚辞，都是在总体思想内容上与儒家经典有一定关系的作品，虽间伪，亦含真；虽具奇，亦有正，故与儒家经典一起放到总论里去论述。

《原道》、《征圣》、《宗经》三篇，给出的是对圣人之道、对儒家经典的正面阐释，告诉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经》；而《正纬》、《辨骚》则从侧面阐述了两种与经典有密切关系的文章体式，在承认它们的优点的基础上，告诉了人们哪些是与经典近似、容易引发混淆的作品，指出应该警惕、扬弃其有异于经典的部分，吸收其符合经典的部分。

同时，在文学创作上，也要有意识、有节制地借鉴纬书的“事丰奇伟，辞富膏腴”，对楚辞也要“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创作出华实兼备的优秀作品。

这是刘勰把以“正纬”、“辨骚”为名，将纬书与楚辞都放在总论里进行论述的根本原因。

在思想内容的原因之外，还有艺术上的原因也值得我们注意。

纬书与楚辞之位列总论，还有一定的文体学意义，即从文体学上考虑，亦有应当如此安排的需要。

除了五经、纬书、《离骚》算是“自铸伟辞”，其它的文体，比如诗与乐府可以溯源于《诗经》；汉赋源于楚辞；史传则源于《尚书》、《春秋》；汉代作家们的散文基本也不出子学或者申述经典之作，比如《法言》、《吾子》等。

至于纯粹的子书，因其不符合儒家经典，早已被汉武帝罢黜，无需考虑即可知其没有可能进入总论。

尽管刘勰说屈原的作品“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是《诗经》到《汉赋》中间不可或缺的一环，但从艺术风格上来看，屈原的《离骚》完全是自出机杼，在文学史上可称绝响，后来的继承者们并没有能把这一文体继续发扬光大，而是迅速走向了铺排辞藻、劝百讽一的赋的道路。

因此，把《离骚》放到拥有众多代表作品的各个文体论中去一起进行总结陈述，对楚辞的创作实际来说，也是不合适的。

以刘勰的文学观来看，内容充实、辞采丰赡而又无形式主义弊病的作品是最优秀的，从这个角度上说，空前绝后的《离骚》（楚辞）能够进入总论也是不足为奇的了。

综上所述，从整体来看，纬书与楚辞确实应属于在“论文叙笔”时加以讨论的，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应该是属于文体论范畴的问题。

刘勰把它们视为写作的“文之枢纽”，先有思想内容方面的考虑，其次才是艺术方面的考虑，这恰是刘勰思想局限性的一种表现。

单从艺术成就的角度而论，比纬书写得好的作品有很多，而且纬书毕竟已开始走向式微，本不须放在如此醒目的地位加以讨论；但是刘勰不能摆脱儒家宗经思想的束缚，于是，与经典有一定关系的纬书也要放在文之枢纽里，而被汉代经学家正名了的《离骚》（楚辞）近于经典，自然也是重中之重了。

总之，只有从思想与艺术两个角度出发，才可以清楚解释刘勰所说的“文之枢纽”的含义，也才能正确理解《辨骚》篇为什么会在全书总论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