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说起

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说起

中文提要：

在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甚嚣尘上的今天，毫无疑问，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在很大程度上关乎着人类未来的福祉和命运。因此，气候变化问题本应是最能体现全球概念的“全球化议题”。虽然为了人类的未来，主权国需要作出不同妥协甚至牺牲，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但是从冗长的会议时间、争论不休的会议现场以及最后艰难达成的协议可以看出，这次大会更是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各国势力竞相显示姿态的“国际舞台”。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在“气候政治的战场”上的博弈远没有因为会议的落幕而结束。事实上，无论这次会议的结果如何，整个博弈的过程蕴涵着今后较长时期内南北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路径。

当气候变化问题从一个“科学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时，其背后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在发展问题上的角力，是发展中国家在打破国际旧经济秩序道路上的新挑战。虽然在哥本哈根这一回合的博弈中，最后得到的是一个“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意愿声明，但还是可以说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艰难中前行。

在这场没有结束的博弈中，无论是南北对话还是南南合作，如果都一味强调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立场，那么，各国就会为了实现本国利益而置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于不顾，将出现的是“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而全球化本身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就是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关键词：

气候政治南北关系南南关系对话合作全球化

一、引言

2009年的冬天，一场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气候谈判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上演。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型会议齐聚了超过85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多达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见证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以及最后阶段《哥本哈根协议》艰难出炉的过程。

在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甚嚣尘上的今天，毫无疑问，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关乎着人类未来的福祉和命运。因此，气候变化问题本应是最能体现全球概念的“全球化议题”。虽然为了人类的未来，主权国需要作出不同妥协甚至牺牲，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但是从冗长的会议时间、争论不休的会议现场以及最后艰难达成的协议可以看出，这次大会更是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各国势力竞相显示姿态的“国际舞台”。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在“气候政治的战场”上的博弈远没有因为会议的落幕而结束。整个博弈的过程蕴涵着今后较长时期内南北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路径。

二、“气候政治”的背后

从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通过，再到2001年美国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

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一个“科学问题”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气候政治”。

在这场全球性的“气候政治”博弈中，要达成一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协议就无法绕过下列问题：第一，发达国家2020年减排目标，即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在2007年“巴厘路线图”中作出的“在2020年应比1990年至少减排40%”的承诺。目前，仅有挪威承诺2020年比1990年减排40%。欧盟承诺到2020年比1990年减排20%，日本承诺25%，但美国只承诺4%左右”。①

第二，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减排问题。这些发展中大国正处于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之中必然导致能源消费的增长幅度大。对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它们不具备承诺绝对量目标和排放量峰值的准确时间。

第三，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必需的技术和资金来源。由于发达国家对于气候变化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发展中国家一直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不仅要率先减排，而且要在资金和技术上等方面基于发展中国家必要的支持。但是发达国家却雷声大雨点小。

第四，气候变化谈判的框架和原则。2009年9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谈判中，欧盟等国家主张把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分别举行谈判（即双轨谈判）合并成一条

轨道，试图彻底抛弃为发达国家规定了具体减排目标的《京都议定书》，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重新谈判制定一项单一法律文件，试图抛弃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2012年以后为发展中国家设定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要求它们承担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减排责任。

而在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前，美国和法国已经先后提出了以征收“碳关税”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张。所谓征收“碳关税”，是指发达国家提出的对高耗能进口产品征收的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

关税。碳排放问将温室气体排放缩小了一项具体的指标上，但其实质上还是发展问题。因为减排额度的大小与一国的各项经济指标紧密相关。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和利用，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按照《京都议定书》“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暂不承担温室气体排放额度。因此，显而易见，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围绕“低碳”这一关键词构筑新的经济秩序。对于以“高碳生产”为特点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就意味对它们设置一道冠冕堂皇的贸易壁垒。这不能不说是发达国家打着“绿色环保”旗帜下经济霸权的新形式。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将成为气候变化的核心议题，关于这些议题的协商成果将对国际金融体系带来巨大改变。”②“气候政治”的背后是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在发展问题上的角力，是发展中国家在打破国际旧经济秩序道路上的新挑战。

三、“气候政治”下的南北对话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间的关系通常使用“南北关系”这一地理政治概念。在南北关系中政治和经济是两条主线。“南北国家之间实力不等、利益不同，在它们的关系中既存在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也存在依存与合作的一面。”③

南方国家在经历了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革命后，从北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逐步成为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独立一角。但是南北国家间围绕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方面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发达国家利用其现有优势地位维护在现有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国家利益。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国际秩序中“游戏规则”制定权的诉求。独立后依旧不平等的地位使得发展中国家能要求打破旧有的国际政

治经济秩序。

冷战结束后，东西关系朝着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方向发展，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在经济领域中，南北国家间存在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而随着全球化脚步的加快，南北关系在矛盾斗争的同时，依存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在推进南北对话过程中，欧洲共同体国家推行现实主义的、开放的南北政策，支持和参加南北会议。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普遍优惠制度，在国际贸易中第一个实行“非互惠”原则。《洛美协定》的签订为南北关系开创良好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