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黄遵宪的对日外交思想

试论黄遵宪的对日外交思想

黄遵宪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作为第一任赴日参赞，黄遵宪对中日之间相互了解和友好交往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外交思想，但是受时代等因素的影响，他的对日主张又有其局限性。本文从他的对日外交思想以及导致其对日外交结果的原因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标签：黄遵宪；日本；外交思想

黄遵宪（1848—1905）出生在有名的侨乡广东梅州，这里较早受“西风东渐”的影响，相对开放的环境，形成了黄遵宪较为开明的性格。面对西方列强的侵扰，黄遵宪逐渐认识到了向先进国家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更加关注外交，提出了“非留心外交，恐难安内”〔1〕的主张。在他的外交生涯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日本，他主要的外交思想及其重要著作等都与日本有着很大关系，因此研究黄遵宪的对日外交思想对当今的中日关系也有很大启发和借鉴作用。

一、黄遵宪对日外交思想的主张

（一）主张坚决遏制日本侵吞琉球的野心

琉球在明清以来就是中国的藩属，1873年，日本以台湾人民杀死琉球水手为借口，公然阻挠琉球向清政府朝贡并且加紧了侵吞琉球的步伐。1877年清政府为了妥善处理日本对琉球的侵扰，派何如璋等人出使日本，其中何如璋为正史，黄遵宪担任驻日参赞。面对中日之间关于琉球问题的争端，何如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于1878年5月29日致函李鸿章，认为对于日本侵扰琉球行为不能姑息，如若放任之，日本则“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琉球迫近台湾”，我若“弃之”，“日本一强，责以船炮，抗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指出：“为台湾计，今日争之犹患轻，今日弃之患更深”。〔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何如璋站在全局的角度，敏锐而准确地认识到了琉球在中、日关系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位置，正确处理琉球事件关乎中日全局，甚至亚洲全局。由于黄遵宪是何如璋保护琉球主张的坚决支持者，在琉球问题上何如璋和黄遵宪的态度也完全一致。对于如何解决琉球事件，何如璋向总署提出了由黄遵宪起草的上中下三策：其中上策就是“一面辩论，一面遣兵舶责问琉球，征其贡使，阴示日本以必争，则东人气摄，其事易成”；中策是“据理与争，止之不听，约球人以必救，使抗东人，日若攻球，我出偏师应之，内外夹攻，破日必矣。东人受创，和议自居”；下策是“言之不听，时复言之，或援公法，邀各使评之，日人自知理屈，球人侥幸图存”。〔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黄遵宪等人在处理琉球事件的意图是希望清政府对日采取强硬手段，必要时甚至采取战争的方式，目的就是争取在此事上的主动权，也就是所谓的用战争求和平。只有这样才能保住琉球不被侵吞，也能让日本不看轻中国，由此而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使一衣带水的日本能和中国一道共同对付沙俄等西方国家的入侵，形成联盟共同维护亚洲的安全。然而负责外交事务的李鸿章对此事的看法与黄遵宪等人的看法背道而驰，李鸿章认为“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而且琉球所在位置偏隅，对我国来说是

可有可无的。总而言之，李鸿章是想要用牺牲琉球小国的利益来换取短暂安宁，正是由于以李鸿章为首的清政府的一味退让，琉球最终为日本所吞并，改名冲绳县，由此也激发了日本对中国更大的侵略野心。这恐怕是黄遵宪等人最不愿看到的，在琉球事件的态度上，黄遵宪对日本的认识可谓是深刻和明智的。

（二）主张“师日”

1877年黄遵宪以参赞身份出使日本，至1882年离开，在日本总共四年，这段时间正值日本的明治维新。黄遵宪目睹了明治维后的日本在各个方面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变化，于是他的思想认识不断升华，“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4〕黄遵宪也由此认为中国若要富国强兵抵御外辱，远法欧美，不如近学日本。为了能让政府和国人对日本有个清楚的了解，也为了更好地向日本学习，黄遵宪在处理外交事务之外，通过广泛地结交日本各阶层有识之士，向他们“采风问俗，搜求轶事”，并且采集日本各类书籍几百余种，由此获得了大量关于日本的文献资料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资料，并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在经过对日本数年的考察和研究下，黄遵宪于1879年和1889年完成了《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这两本著作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中国人了解日本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最早都是从黄遵宪的著作中得来的，同时此著作也为近代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蓝本和理论基础，并直接影响整个维新变法阵营。因此，黄遵宪是近代中国主张了解和学习日本的第一人。

（三）主张“联日抗俄”

黄遵宪也是近代以来“联日抗俄”主张的积极倡导者，“联日抗俄”的战略主张是黄遵宪“以夷制夷”反抗侵略这一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以夷制夷”是我国重要的传统外交思想之一，最早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苏秦、张仪倡导“合纵、连横”，到了近代则是指利用外族和外国之间的内部矛盾，使其互相冲突，削弱其力量，最终达到有利于本国的目的。黄遵宪认为中国和日本在当时面临沙俄等西方列强的侵略时有必要结成同盟共同抗击外敌的入侵。对于中日之间的关系黄遵宪是这样描述的：“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楫，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所持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辱自潜匿。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5〕。从黄遵宪的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中、日双方能够结成友好同盟，共同抗击西方国家的入侵抱有很大的幻想。他认为当时中日双方在阻止沙俄东侵，维护整个东亚安全问题上，两国是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和联合的需要，因此，两国是拥有暂时结盟的可能性的：第一，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就有共同的文化渊源，两国之间还经常互相学习和交流，建立过比较深厚的传统友谊。在地理位置上，中、日两国唇齿相连、一衣带水，两国的政府和人民也曾经具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往。第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刚刚结束，日本在财力和物力方面都很薄弱，而且接着国内还发生了内乱，因此日本需要一段和平时期来稳定国势，休养生息。第三，沙俄占据日本北方要塞库页岛后，直接威胁着日本的领土安全。通过以上原因，黄遵宪认为中、日联合抗俄是有可能实现的。需要注意的是，黄遵宪提出的中日联合是在双方平等基础上的联合，而不是中国屈从于日本。因此，在解决中日之间关于琉球等争端时，黄遵宪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