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黄遵宪的对日外交思想

试论黄遵宪的对日外交思想黄遵宪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

作为第一任赴日参赞，黄遵宪对中日之间相互了解和友好交往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外交思想，但是受时代等因素的影响，他的对日主张又有其局限性。

本文从他的对日外交思想以及导致其对日外交结果的原因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标签：黄遵宪；日本；外交思想黄遵宪（1848—1905）出生在有名的侨乡广东梅州，这里较早受“西风东渐”的影响，相对开放的环境，形成了黄遵宪较为开明的性格。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扰，黄遵宪逐渐认识到了向先进国家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更加关注外交，提出了“非留心外交，恐难安内”〔1〕的主张。

在他的外交生涯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日本，他主要的外交思想及其重要著作等都与日本有着很大关系，因此研究黄遵宪的对日外交思想对当今的中日关系也有很大启发和借鉴作用。

一、黄遵宪对日外交思想的主张（一）主张坚决遏制日本侵吞琉球的野心琉球在明清以来就是中国的藩属，1873年，日本以台湾人民杀死琉球水手为借口，公然阻挠琉球向清政府朝贡并且加紧了侵吞琉球的步伐。

1877年清政府为了妥善处理日本对琉球的侵扰，派何如璋等人出使日本，其中何如璋为正史，黄遵宪担任驻日参赞。

面对中日之间关于琉球问题的争端，何如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于1878年5月29日致函李鸿章，认为对于日本侵扰琉球行为不能姑息，如若放任之，日本则“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琉球迫近台湾”，我若“弃之”，“日本一强，责以船炮，抗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指出：“为台湾计，今日争之犹患轻，今日弃之患更深”。

〔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何如璋站在全局的角度，敏锐而准确地认识到了琉球在中、日关系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位置，正确处理琉球事件关乎中日全局，甚至亚洲全局。

由于黄遵宪是何如璋保护琉球主张的坚决支持者，在琉球问题上何如璋和黄遵宪的态度也完全一致。

对于如何解决琉球事件，何如璋向总署提出了由黄遵宪起草的上中下三策：其中上策就是“一面辩论，一面遣兵舶责问琉球，征其贡使，阴示日本以必争，则东人气摄，其事易成”；中策是“据理与争，止之不听，约球人以必救，使抗东人，日若攻球，我出偏师应之，内外夹攻，破日必矣。

东人受创，和议自居”；下策是“言之不听，时复言之，或援公法，邀各使评之，日人自知理屈，球人侥幸图存”。

〔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黄遵宪等人在处理琉球事件的意图是希望清政府对日采取强硬手段，必要时甚至采取战争的方式，目的就是争取在此事上的主动权，也就是所谓的用战争求和平。

只有这样才能保住琉球不被侵吞，也能让日本不看轻中国，由此而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使一衣带水的日本能和中国一道共同对付沙俄等西方国家的入侵，形成联盟共同维护亚洲的安全。

然而负责外交事务的李鸿章对此事的看法与黄遵宪等人的看法背道而驰，李鸿章认为“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而且琉球所在位置偏隅，对我国来说是可有可无的。

总而言之，李鸿章是想要用牺牲琉球小国的利益来换取短暂安宁，正是由于以李鸿章为首的清政府的一味退让，琉球最终为日本所吞并，改名冲绳县，由此也激发了日本对中国更大的侵略野心。

这恐怕是黄遵宪等人最不愿看到的，在琉球事件的态度上，黄遵宪对日本的认识可谓是深刻和明智的。

（二）主张“师日”1877年黄遵宪以参赞身份出使日本，至1882年离开，在日本总共四年，这段时间正值日本的明治维新。

黄遵宪目睹了明治维后的日本在各个方面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变化，于是他的思想认识不断升华，“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

〔4〕黄遵宪也由此认为中国若要富国强兵抵御外辱，远法欧美，不如近学日本。

为了能让政府和国人对日本有个清楚的了解，也为了更好地向日本学习，黄遵宪在处理外交事务之外，通过广泛地结交日本各阶层有识之士，向他们“采风问俗，搜求轶事”，并且采集日本各类书籍几百余种，由此获得了大量关于日本的文献资料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资料，并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和分析。

在经过对日本数年的考察和研究下，黄遵宪于1879年和1889年完成了《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

这两本著作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中国人了解日本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最早都是从黄遵宪的著作中得来的，同时此著作也为近代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蓝本和理论基础，并直接影响整个维新变法阵营。

因此，黄遵宪是近代中国主张了解和学习日本的第一人。

（三）主张“联日抗俄”黄遵宪也是近代以来“联日抗俄”主张的积极倡导者，“联日抗俄”的战略主张是黄遵宪“以夷制夷”反抗侵略这一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以夷制夷”是我国重要的传统外交思想之一，最早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苏秦、张仪倡导“合纵、连横”，到了近代则是指利用外族和外国之间的内部矛盾，使其互相冲突，削弱其力量，最终达到有利于本国的目的。

黄遵宪认为中国和日本在当时面临沙俄等西方列强的侵略时有必要结成同盟共同抗击外敌的入侵。

对于中日之间的关系黄遵宪是这样描述的：“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楫，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

所持各富强，乃能相辅弼。

同类争奋兴，外辱自潜匿。

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5〕。

从黄遵宪的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中、日双方能够结成友好同盟，共同抗击西方国家的入侵抱有很大的幻想。

他认为当时中日双方在阻止沙俄东侵，维护整个东亚安全问题上，两国是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和联合的需要，因此，两国是拥有暂时结盟的可能性的：第一，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就有共同的文化渊源，两国之间还经常互相学习和交流，建立过比较深厚的传统友谊。

在地理位置上，中、日两国唇齿相连、一衣带水，两国的政府和人民也曾经具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往。

第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刚刚结束，日本在财力和物力方面都很薄弱，而且接着国内还发生了内乱，因此日本需要一段和平时期来稳定国势，休养生息。

第三，沙俄占据日本北方要塞库页岛后，直接威胁着日本的领土安全。

通过以上原因，黄遵宪认为中、日联合抗俄是有可能实现的。

需要注意的是，黄遵宪提出的中日联合是在双方平等基础上的联合，而不是中国屈从于日本。

因此，在解决中日之间关于琉球等争端时，黄遵宪主张用强硬的手段来对抗日本，以免滋长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除此之外，黄遵宪还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向西方学习，实行维新变法使国家达到富国强兵的程度，只有这样中日之间才能建立起同盟的关系，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对于黄遵宪的这种见识在当时也确实是不同凡响的。

二、黄遵宪对日外交结果原因分析黄遵宪作为首任赴日外交参赞，对中日之间的友好交流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国能够向日本和西方学习提供了很大帮助。

但是由于时代和个人认识的局限，他又对日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最终也宣告了黄遵宪对日外交的破产。

对于导致黄遵宪对日外交结果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三方面：（一）个人层面原因由于黄遵宪所处的时代、阶级以及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使他的外交思想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黄遵宪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从小深受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传统文化观念和认识也对他日后的外交思想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尽管后来出使外洋，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理念，使他的视野和眼界要比其他国人更开明、先进，但是仍然没有跳出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让其找到一条真正能挽救国家危亡的道路。

比如，他提出的“联日”主张，想要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方法来对抗外来的侵略，但是这种外交方法收到的效果却是很小的，很多时候往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被“夷”制。

此外还有他的“联亚”主张，他从传统的地缘、政教、文化等方面入手，认为中、日、韩三国之间应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日本却采用的是以邻为壑、脱亚入欧的扩张政策。

通过他的外交活动，我们可以看出黄遵宪虽然对日本有所防备，但是低估了日本的侵略中国的野心，对日本还抱有幻想。

然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弱国想要与列强结盟无异于与虎谋皮。

（二）国家层面原因一方面来说是因为传统文化的禁锢。

晚晴时期，中国和西方外交体制相差很大，中西双方各持己见，矛盾摩擦不断，实际上是因为中西两种性质的文化截然不同。

美国著名史家费正清先生认为传统文化的禁锢，致使中国未能妥为回应西力东渐。

〔6〕自古以来，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固守华夷秩序，认为“我为上国，帅士皆臣，无所谓外交，理藩而已”。

正是这种文化心理严重阻碍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对等的国家关系，延缓了近代外交体制的建立。

另一方面是因为晚晴国势衰弱。

近代外交一个残酷事实便是：“弱国无外交”，李鸿章对此曾言“自古邦交论势不论理”，“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其对手伊藤博文直言道：“两国国力相当，外交便是艺术；两国国力悬殊，外交便是摆设”。

〔7〕此言更是道出了国家外交间的实质。

然而晚晴时期，中华帝国外强中干，满清统治风雨飘摇，朝廷腐败，民生凋敝，而且还固守旧制，无法与经过明治维新后逐渐强大的日本相比，外交谈判失去坚强后盾，中日外交则自然以失败告终。

（三）日本层面原因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逐渐强大起来，但是这时的日本还面临着国际国内多方面的挑战和压力，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阶级矛盾，强化中央集权以及弥补西欧国家曾对日本掠夺所遭受的损失，日本开始走向对外侵略扩张，奴役弱小邻国的资本主义道路。

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并不想依靠亚洲的联合来对抗西欧国家的侵略扩张，而是想脱离亚洲阵营加入西欧体系，反过来统治和奴役亚洲国家。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最终目的是想奴役和侵略中国，所以中日之间并没有可以结成同盟的基础。

黄遵宪作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参赞，他的外交思想至今还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影响着后人去探索和研究。

对于黄遵宪外交上的可取和不足之处，我们应该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既不能刻意掩饰，也不能过分苛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史为鉴，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今天的中日外交提供借鉴和参考。

〔参考文献〕〔1〕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2〕陈铮.黄遵宪外交思想初探〔J〕.近代史研究，1991，（05）.〔3〕王承仁.中国近代八十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4〕黄遵宪.日本国志（上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5〕陈铮.黄遵宪全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5.〔6〕马一.晚晴驻外公使群体研究（1875-1911）〔J〕.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05）.〔7〕钱亦石.中国外交史〔M〕.北京：生活书店，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