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毓盘《词史》的词学成就

刘毓盘《词史》的词学成就摘要：刘毓盘《词史》作为我国第一部通代词史，较为系统地概述了千年词史的演进过程。

在我国词学研究史上，《词史》第一次对词的发展历史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从词体的发生起源到晚清词人的创作，都作了细致的叙述，并进而探讨了盛衰之故。

同时，《词史》的理论框架与写作体例，对后来的词史著述颇具影响。

关键词：《词史》；融合南北；词史观刘毓盘(1867-1928)，字子庚，号椒禽，浙江江山人，祖上为诗礼之家。

曾师从词学名家潘钟瑞、谭献。

在刘毓盘的诸多著作中，《词史》最能代表其词学成就，作为中国第一部通代词史，《词史》较为系统地概述了千年词史的演进过程。

目前，学界还没有系统地探讨过这部著述的得失成败及其在词学研究上的贡献，笔者拟对刘毓盘的词史观以及《词史》的学术贡献与影响进行论述，从而更为全面深入地探寻其学术价值。

一、《词史》的理论建构与词史叙述《词史》作为我国第一部通代词史，以较为新颖的词史叙述与词学观念的建构，系统全面地概述了千年词史的发展与演进。

首先，《词史》全书共分十一章，对词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辟专章予以论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辽金、元代、明代词史的重视。

以往词史研究中对辽金创作的探讨就不够深入；元代、明代是词的衰落期，因其整体成就不高，所以也被学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而刘毓盘的《词史》对辽金词、元词、明词均有较为系统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词史研究的这段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其次，刘毓盘撰写词史时，非常注重流派与群体的作用，因此，《词史》对每一朝代的词人群体与流派的状况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如论述五代词，即着力介绍西蜀与南唐两个词人群体；对北宋词的论述，则注意于苏轼及苏门弟子词人群与以周邦彦为核心的大晟府词人群，于南宋词则注意探讨姜派词人群的创作，论清词创作则主要介绍了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以及吴中词人群体等。

这样，《词史》上及朝代，中论群体、流派，下及个体词人创作，以时代为顺序，每个时代之中又侧重于群体、流派的叙述，从而构建了多维度的词史框架。

再次，刘毓盘对词史的叙写，不仅详叙每个时代的创作状貌，而且注意探讨时代创作繁荣与衰微的原因，从而在一定层面上体现了词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多元动因。

如论南宋词之繁盛，除了用大量的篇幅介绍南宋词人之多外，还分析了南宋词人之所以较北宋多的原因，一是“其时代为差近，又词为当时所盛行”[1]89；二是皇室的提倡，上有所好，下有所效；三是从词人社会身份的角度而言，当时皇帝、武臣、大儒、佞幸、布衣、方外、闺媛、妓妾、贼寇等皆能词，这样，既体现了南宋词创作的繁盛状况，又解释了兴盛的原因。

二、融合南北的词史观如果结合晚清民初词坛的主要理念来考察，就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是传统与现代的交汇期，既有传统词学思想的延续，晚清四家以及民初的词学家推赏唐五代北宋之作，强调比兴寄托的观念；同时又有近代词学观念的形成，如王国维提出“一代又一代之文学”，把词作为有宋的时代文学，并且，唐宋词中他尤重五代北宋。

其后，胡适等一些学者对宋以后甚至南宋词抱着排斥、不屑一顾的态度。

这样，就会影响对南宋及以后诸朝词之创作的评价。

刘毓盘则不然，对宋以后的词的历史能够客观地看待，并探讨分析其盛衰的原因。

从而较为客观地展现了南宋词的状况，体现出刘毓盘南北融汇的词学观念。

刘毓盘云：“言词者必曰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固也。

常州派言词则耑主北宋，以为北宋之词与诗合，南宋之词与诗分；北宋犹争气骨，南宋则专精声律，是南宋词虽益工，以风尚而论，则有黍离降而诗亡之叹矣。

不知南宋词即出于北宋，特时代之有先后耳，北宋国势较强，政府诸公，以及在野之士，方以雍容揄扬，润色鸿业为乐事，其上者见朝政之弊，则借词以格君心之非。

若夫先之厄于辽，后之厄于金，我能为献纳一字之争，已可告无罪于天下。

初无人作深虑之论也。

南宋局守一隅，议和议战，叫嚣不已。

自命爱国者，方挟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之说，以博舆论之归，又知兵力之不足以胜人也，则口诛之，笔伐之，不遗余力，虽权奸亦未如之何。

文网愈严，则词意愈晦。

蚕室之僇，不能加诸其身。

盖解人固不易索焉。

故曰北宋之词大，南宋之词深。

时为之，亦势为之尔。

”[1]61这段论述中，他结合时代原因探讨了南北宋词创作风格与创作手法的差异，认为两朝创作各有千秋，体现了刘毓盘融合南北、兼容并蓄的词学思想。

三、《词史》对词人词作的品评作家作品是词史建构的主要元素，词史的叙述也要在最大程度上展示词人创作的风貌与风格的演进，可以说这是贯穿于刘毓盘《词史》的中心观念。

《词史》大量参考了前代文献与晚清民初词籍整理的成果，对每一个时代的词人词作情况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从而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创作概貌。

首先，在分析词人词作时，刘毓盘注意从知人论世的角度予以分析，每有精妙之论。

如论李后主词云：“后主之词，今存者凡三十五首，于富贵时能作富贵语，愁苦时能作愁苦语。

无一字不真，无一语不俊。

温氏以后，为五季一大宗。

”[1]64指出李煜词前后期的变化，并认为无论如何变化，均有一种一以贯之的风格，那就是“真”。

这样的批评视角还可以他对周密的论述加以印证。

刘毓盘认为周密经历了南宋的沦亡，所作更为缠绵深至，可歌可泣。

所以，他不同意周济《宋四家词选》对周密词“镂冰刻楮，精巧绝伦，但立意不高，取韵不远”[2]1644-1645的评价，认为周济“犹以寻常词人目之”，所以“未察其性情之地尔”[1]118。

刘毓盘对词人的把握与分析，均能结合具体历史时空，给出较为允当的评价，对研究对象有着一种“了解之同情”。

我们还可结合他对明代词人马洪的分析作进一步的说明。

马洪是明代少数专力填词的词人之一，其词在当时颇有好评，如杨慎《词品》卷六评：“马浩澜洪，仁和人，号鹤窗，善吟咏，而词调尤工。

皓首韦布，而含珠吐玉，锦绣胸肠，裦然若贵介王孙也。

”[2]532但是到了清代的朱彝尊，评价就为之一变：“明初作手，若杨孟载、高季迪、刘伯温辈，皆温雅纤丽，咀宫含商。

李昌祺、王达善、瞿宗吉之流，亦能接武。

至钱塘马浩澜以词名东南，陈言秽语，俗气薰人骨髓，殆不可医。

”[3]12朱彝尊因其在清代词学处于一种强势地位，所以他对马洪的这段批评对后来的清代词论家影响甚为深远，①而刘毓盘则赞同杨慎《词品》的说法，无疑可以看出他对马洪词的认同，这一点并没有受到朱彝尊强势批判的影响，从而表现出刘毓盘自己的特色。

其次，刘毓盘注重词人词史地位与词风演变的批评，通过对重要作家作品的评述，勾勒词史的发展脉络与轨迹。

如论温庭筠词，“温庭筠出，始专力为词……唐人词多附诗以传，词有专集，自温庭筠始也……温氏之词，极长短错落之致矣，言词者必奉以为宗，洵万世不祧之俎豆哉。

”[1]40并认为隋唐人词以温庭筠为宗，指出了温庭筠的词史地位。

再如论张翥词，在元代词人词作中，张翥无疑是考察的重点。

刘毓盘评张翥《蜕岩词》为“元人最著者，慢词不弱于宋人，小词则不及矣”[1]161，并高度评价张翥的词史地位：“宋元人词至张氏而极盛，周旋曲折，纯任自然，出仇氏之门，故无一语可入北曲。

其才力差薄者，则时为之也。

言词者必曰词敝于元，而不察其病之所在。

张氏没后，元室亦衰，能曲者愈多，而词人愈少。

王降而风，可以窥世变焉。

若洪希文《去华山人词》、李孝光《五峰词》、袁易《静春堂词》、沈禧《竹窗词》、袁士元《书林词》，名皆出其下。

”[1]162这段文字以张翥为分水岭把元词史一分为二，从而既肯定了张翥词史地位，也勾勒了元代词史的演变过程。

对词史上的经典作家，较易于给予词史定位，上述温庭筠、张翥即属于这一类型。

四、《词史》的影响与贡献刘毓盘《词史》作为我国第一部通代词史，它的奠基之功不可埋没。

首先，在我国词学研究史上，《词史》第一次对词的发展历史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从词体的发生起源到晚清词人的创作，都作了细致的叙述，并进而探讨了盛衰之故。

其次，《词史》的理论框架与写作体例，对后来的词史著述颇具影响，如王易《词曲史》对于词史发展框架的梳理，就沿袭了刘毓盘的部分思路，如《词曲史》论慢词渐兴于北宋，南宋词则极盛，其整体思路则与《词史》较为相近[4]7-8。

其后，吴梅《词学通论》、胡云翼《中国词史略》等的撰写，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词史》一书的影响。

再次，王易《词曲史》在评述晚近词学著述时，将刘毓盘的《词史》与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陶湘的《影宋金元人词》等并称，可见推赏之意：“晚近词学著述，除前述外，选集尚有彊村翁之《宋词三百首》，去取特严，或病其偏取涩体，然其用意原以针流滑粗犷之病，不违雅正之音。

汇集则有武进陶湘《影宋金元人词》，参入《吴氏双照楼刻》，皆精本……评论考证之作，则有刘毓盘之《词史》，辨析源委，约而能赅。

又有江都任讷之《南宋词之音谱拍眼考》，诠订《词源》，甚为清晰。

”[4]321王易将刘毓盘的《词史》认定为“评论考证之作”，并称其“辨析源委，约而能赅”，一方面指出了其在词史叙述与评论上的成就，另一方面词史的编撰，需要奠定在大量历史事实考辨的基础上，王易称其为“考证”之作，正是指出了《词史》在词史文献考证上的成就。

而刘毓盘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他对相关词学文献的整理与辑佚是分不开的。

当然，《词史》作为一部草创之作，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体例不够成熟，缺乏具体翔实的分析和阐述等，但这些对于一部具有开拓之功的著作而言，未免过于苛求了。

参考文献：[1]刘毓盘.词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5.[2]唐圭璋.词话丛编: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朱彝尊.词综.[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4]王易.词曲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