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谈赫舒拉发

张五常谈赫舒拉发2006-12-02 13:09（一）

上文谈到老师艾智仁。这里转谈另一位老师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赫氏也是我的老师，他教我的时间比艾智仁还要多一点。我和赫氏的师生关系，虽然行内很多人知道，但不及我和艾智仁的关系来得那样「众所周知」。这很可能是因为：赫氏的文章，通常都用上很多数学方程式，而我却少用。在文体上艾氏和我的远为相近。

当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时，赫舒拉发到那里演说，有几位同事后来问我：「你是赫氏的入室弟子，但在数学的引用上怎会有那样大的差别呢？」是的，师徒之间的风格，通常都大有相同之处，但赫氏和我所用的「招数」却截然不同。很多人以为我是高斯（R.H.Coase）的学生。其实我从来没有上过高斯的课；在芝加哥大学时他和我算是同事。我的文体与高斯的很相近，而且学术上的兴趣也相同，所以外间的人就以为有师生关系了。这个误会我从来不加以纠正，因为对我来说，这误会是把我抬举了。

有一次，一位经济学者朋友问史德拉，数学的引用对经济学的重要性如何。史氏回答说：「这是个愚蠢的问题。近代经济学者中不用数学的只有三个——高斯、艾智仁、张五常。」这是过于夸张的说法了。史氏本人懂得数学，但用得不多，而他的老师奈特（F.H.Knight），是完全不用数学的。艾智仁也懂数学，但用得很少。我曾经懂得用的，但博士论文后越来越少用，早已忘记了。高斯从来不用——似乎不懂数学——但他既然深不可测，数学于他何足道哉？

赫舒拉发喜欢用数学。他认为数学可以使我们比较容易地知道什么答案才是对的。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方程式证明是对的，只是公式上的对，内容上却可能是错的。对的内容，被数学加以引证，相辅相成，是锦上添花，但内容的本质是否可取，却与数学无关。数学是没有内容的。另一方面，无论方程式如何工整，如何可观，内容还是要由作者加以补充，要经过逻辑的思维与推理。我又认为，任何以数学证明的理论，也可以不用数学而把它推断出来的。当然，思想推理有高手与低手之分。高手推理，层次井然，用不用数学都没有关系。低手呢，推理时错的成分多于对的，以数学加以协助就大有用场了。

我与赫氏在数学上的观点不同，可不是说我对他的学问不衷心佩服。他是个大名家，是近二十多年来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的开山鼻祖。但我认为，倘若他较少地重视数学，多点重视概念与内容的创新，他的成就会更上一层楼。他才智过人，学问大有成就，但熟悉他的人总觉得，他何止如此而已？

赫舒拉发确实是我的老师。虽然文体及分析的风格大不相同，但事实上他对我的影响很大。跟艾智仁一样，我没有选修过他的课，却旁听了他六个学期。跟艾氏大异其趣的是：赫氏授课时，旁听生是大可发问或回应的。我在他课堂上的发问与回应比任何其它学生多出好几倍。不到一年之后，他的讲课差不多变为他和我两个人的对话。有时我稍为迟到，他就等我出现后才开始讲。这使很多同学羡慕，但因为我与赫氏的对话别开生面，过瘾刺激，同学们也就乐得做旁观者，

共享上课之乐。

旁听了赫氏两年后，一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里闲谈之际，他突然问道：「你重复又重复地听我的课，难道我所知道的经济理论你还没有学完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理论我早已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可不是要学你的经济学，而是要学你的思考方法。」他点点头，显得很高兴。

是的，我的文体与赫氏的大为不同，而经济学上的观点也有大异之处，不过，我思考的方法，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赫氏在脑中怎样想，口中就怎样说；而同时他又很高兴学生能跟着他的思路去想，提出问题，作出反应。从来不固执己见，客观地聆听他人的观点，如果觉得对方稍有新意，他就大加赞赏。这是大宗师的风范了。他不仅博学多才，思想敏捷，而且对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他的思考方法容易学。

（二）

我旁听赫舒拉发的课，始于一九六二年的秋天。那时我已取得硕士学位，也跟另外一位教授选修过高级价格理论了。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灵魂，有决定性的作用——单以这项理论在操纵上所达到的程度如何，就可以衡量懂不懂经济；所以凡有高手讲解价格理论，我必定不会放过。我是慕名而旁听赫氏的。他当时以一篇关于利息与投资的文章崭露头角，而他别的文章我也耳熟能详。但在旁听他的课以前，赫氏并不认识我。

第一课，他跑进课室时，手里拿着佛利民刚出版的《价格理论》。

那是一本由佛氏的讲义编写而成的书。前些日子，这讲义的另一个「版本」，是佛氏的学生以笔记的形式印出，在不合法的灰色市场上出售，我和其它一些同学已「偷偷」地读过好几遍。到了六二年夏天，这个有名的笔记讲义由佛利民亲自整理、修订，正式出版。秋季学期一开始，我们每个研究生都买了一本。因此，当赫舒拉发拿着佛氏的《价格理论》进来，准备替我们介绍该书时，只见每人手中已有一本，大家都笑起来了。

刚买来的书，大家都在翻阅，赫氏也好奇地在翻阅着，课堂上有十多分钟谁也不说话，只听见一阵阵翻书的声音。赫氏说话了：「你们都知道佛利民发表过《马歇尔的需求曲线》，他这本新书的第二章是分析那曲线下的消费者盈余的，就让我们从那里开始吧。」我一看书上的有关图表，就忍不住冲口而出：「但佛利民的分析是错了的！」我跟着指出书中在同一错误上的几个有关的地方，简略地一说，赫氏立刻同意，而在座有几位同学也明白。后来其中一位写信给佛利民，佛氏认错，在后来的版本中作了修改。

在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体会到三点。第一，美国研究院的学习气氛的确好。不仅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容易，就是大宗师与籍籍无名之辈也大可「点到即止」地过瘾一下。第二，学生指出老师或书本上的错处，老师不恼反喜，大加赞赏。赫舒拉发见我指出佛利民的错处，就问及我的名字——他在「选修」的学生名单内找不到，便再问清楚「张」字的英文写法，用笔记下来了。第三，同学中有高手，大快事也。我们互相尊重，互相批评，互相公开自己所知，从来不管谁对谁

错，一心只为追求真理。

在洛杉矶加大研究院求学那段日子，是我平生最快乐的了。可是，正当我乐极忘形的时候，却有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使我认为是奇耻大辱。按照那时加大经济系的规定，每个学生获硕士衔后，都要考一个口试，用以决定该学生应否继续攻读博士。这个口试很公式化，六、七年来没有一个被考的人不及格。我读硕士时选修了八科，每科名列前茅，在积分上是一个纪录的拥有者，但这个微不足道的口试，我竟然不及格，也破了「纪录」，使举系哗然！

无巧不成书，该口试是在我旁听了赫氏三个星期之后举行，考官三个，而赫氏是主考者。他们一开始就提出高级理论上的问题，我对答如流。过了半小时，赫氏翻阅放在他面前的关于我的「档案」，说：「你成绩那么好，高级的理论，你显然是个专家，我们不用多花时间了，还是让我们转到一些初级的基本问题去吧。」他于是问：「众所周知，在市场竞争下，大家无利可图，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竞争呢？」一时间我不知所措，拿不准问题的重心，每个答案都给考官手起刀落，于是越答越差，最后无以为对。结果是不及格。

该试不及格是不能攻读博士的。好不容易过了一夜，经济系的女秘书清早给我电话，说希望我补考该口试。但我知道那个试是没有补考这回事的，所以一口拒绝了。到了下午，校方的另一位教授找我谈话，说我的「不及格」其实是还没有「考清楚」，是作不得准的。我感到尴尬，不答应补考。跟着几位老师都劝我再考一次。

我后来决定补考，是因为几天后一位同学向我转告了一件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