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花艺术理论的经典之作

插花艺术理论的经典之作

明代，是我国插花艺术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后期，逐步进入学术领域，有关插花艺术的专著相继问世。世人撰文，多以袁宏道《瓶史》为史上最早的插花艺术专著。如周肇基《中国传统瓶花技艺》:“明代袁宏道(1568～1610年)酷爱山水花竹，精心插养瓶花，总结前人经验，实践中有创新。潜心研讨，写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内容精湛的瓶花专著《瓶史》”

[1]；陈俊愉、程绪珂《中国花经·概论》:“《瓶史》是我国第一部论述插花的专著，在世界上也是首创”[2]；傅玉兰《家庭插花与花材培育》:“《瓶史》一书写于1599年，距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此书不但是我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详尽论述插花艺术的专著”[3]等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真正具有划时代性、堪称我国插花艺术理论的经典之作——高濂的《瓶花三说》，成书四百余年却鲜为人知，还蒙受着不白之“冤”。

高濂，字深甫，号瑞南道人、湖上桃花渔。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嘉靖、万历年间在世，卒年不详。曾任职于鸿胪寺。高濂家世藏书甚富，得以广采群书，博学宏通。平日家居客游，多有幽闲佳客往来，时常陶醉于花木丛中。“挈茗奴从事，投谒花主，相与对花谈胜，或评花品，或较栽培，或赋诗相酬，介酒相劝，擎杯坐月，烧灯醉花，宾主称欢，不忍执别。暮去朝来，不厌频过，此兴何乐？”栽花种草，虽然未能事事躬身亲为，但还是“杖入园林，令园丁种植蔬菜，开垦沟畦，芟草灌花，结缚延蔓，斫伐横枝，毋滋冗杂”。因此，对于花卉的品类、特点以及栽植养护，高濂都有较透彻的了解和认识，《遵生八笺》中有关的花榭诠评、草花三品说、盆景说、拟花荣辱评、四时花纪、花竹五谱等，自是多有见地，其中亦不乏精辟之处。至于插花玩赏，高濂更是乐于此道。《遵生八笺》之五《燕闲清赏笺》卷下有《瓶花三说》(瓶花之宜、瓶花之忌、瓶花之法)，细述插花之事宜，正是高濂插花艺术实践和经验的总结。

插花，首要者是选用花器。它既有功能的要求，供固定花枝乃至盛水、保鲜用，又有其本身的审美要求。高濂认为，花器有“美恶”之分，故插花须要选用适当者。《瓶花三说·瓶花之忌》云:“瓶忌有环，忌放成对，忌用小口瓮肚瘦足药坛，忌用葫芦瓶。”插花布置，更重要的是与周围环境的整体适称。因此，选用花器，高濂提出了“堂室二用”的理论。

《瓶花三说·瓶花之宜》曰:“瓶花之具有二用:如堂中插花，乃以铜之汉壶，大古尊罍；或官哥大瓶，如弓耳壶、直口敞瓶；或龙泉蓍草大方瓶。高架两旁，或置几上，与堂相宜。……冬时插花必须龙泉大瓶、象窑敞瓶、厚铜汉壶，高三四尺以上，投以硫磺五六钱，砍大枝梅花插供，方快人意。近有饶窑白磁花尊，高三二尺者，有细花大瓶，俱可供堂上插花之具，制亦不恶。若书斋插花，瓶宜短小，以官哥胆瓶、纸槌瓶、鹅颈瓶、花觚、高低二种八卦方瓶、茄袋瓶、各制小瓶、定窑花尊、花囊、四耳小定壶、细口扁肚壶、青东磁小蓍草瓶、方汉壶、圆瓶、古龙泉蒲槌瓶、各窑壁瓶，次则古铜花觚、铜觯、小尊罍、方壶、素温壶、扁壶俱可插花。又如饶窑宣德年烧制花觚、花尊、蜜食罐，成窑娇青蒜小瓶、胆瓶、细花一枝瓶、方汉壶式者，亦可文房充玩。……若以无所有者，则手执一枝，或采满把，即插之水钵壁缝，谓非爱花人欤？何俟论瓶之美恶？又何分于堂室二用乎哉？”象高濂如此具体而郑重地提出:插花布置，须因地制宜地选用花器，这在插花艺术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插花，是花卉欣赏发展到一定阶段与艺术结合的产物。无可否认，插花艺术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受到我国传统艺术的影响，绘画就是其中之一。故高濂认为插花亦应效法画苑，注重位置经营，以求得天趣。

《瓶花三说·瓶花之宜》云:“(堂中插花)折花须择大枝，或上茸下瘦；或左高右低，右高左低；或两蟠台接，偃亚偏曲，或挺露一干中出，上簇下蕃，铺盖瓶口。令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若直枝蓬头花朵，不入清供。……但小瓶插花，折枝宜瘦巧，不宜繁杂。宜一种，多则两种，须分高下合插，俨若一枝天生二色，方美。或先凑簇象生，即以麻丝根下缚定插之。若彼此各向，则不佳矣。”这种“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高下合插，俨若一枝天生二色”、“宜瘦巧，不宜繁杂”，以韵致为美的插花，强调从变化中求统一，从对立中形成和谐的整体，才能称得上“方有天趣”；才能说得上“方美”，而“若彼此各向，则不佳矣”。这一插花艺术理论正是我国插花艺术精髓之所在。

插花，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巧妙地处理花材与花器的关系。为此，高濂提出了“花与瓶称”的美学原则。《瓶花三说·瓶花之宜》云:“大率插花须要花与瓶称，花高于瓶四五寸则可。假如瓶高二尺，肚大下实者，花出瓶口二尺六七寸，须折斜冗花枝，铺撒左右，覆瓶两旁之半，则雅。若瓶高瘦，却宜一高一低双枝，或屈曲斜袅，较瓶身少短数寸，似佳。最忌花瘦于瓶，又忌繁杂，如缚成把，殊无雅趣。若小瓶插花，令花出瓶，须较瓶身短少二寸，如八寸长瓶，花只六七寸方妙。若瓶矮者，花高于瓶二三寸，亦可插花有态，可供清赏。”这些可以“依样画葫芦”的经验之谈，无疑是插花艺术不可缺少的实技。当然，插花与绘画一样，有定法而无定式。如果以不变的定式求之，乃死法也。高濂亦深明此义，对此更有相当的研究，因而又提出了“不拘成规”的美学原则。《瓶花三说·瓶花之法》云:“后录四时花纪，俱堪入瓶，但以意巧取裁。……幽人雅趣，虽野草闲花，无不采插几案，以供清玩。但取自家生意，原无一定成规，不必拘泥。”此中所述，无论是现在抑或将来，对我国插花艺术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插花，终因花材脱离了母体而大大地缩短了它的寿命。故此，根据花材各自不同的特性，进行恰当的人为处理，就能延长插花的寿命。一方面，高濂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如南宋林洪《山家清供·插花法》云:“插莲当先花后水；插栀子当削枝而槌破”；元人伪托苏轼《格物粗谈》云:“荷花以乱发缠折处，泥封其窍，先人瓶底后灌水，不令入窍，则多存数日”。《瓶花三说·瓶花之法》中，亦多有类似的阐述。另一方面，高濂又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经验，使之更具实用性。如南宋温革《分门琐碎录》云:“冬间花瓶多有冻破，以炉灰置底下则不冻，或用硫磺置瓶内亦得”。《瓶花三说·瓶花之法》云:“冬间插花，须用锡管，不惟不坏磁瓶。即铜瓶亦畏冰冻，执质厚者尚可，否则破裂。如瑞香、梅花、水仙、粉红山茶、蜡梅，皆冬月之妙品。插瓶之法，虽曰硫磺投之不冻，恐亦难敌。惟近日色南窗下置之，夜近卧榻，庶可多玩数日。”如是者，文中不止一处。至于前人所未说者，高濂也有所发展，如《瓶花三说·瓶花之忌》云:“(瓶花)忌香、烟、灯煤熏触；忌猫鼠伤残；忌油手拈弄；忌藏密室，夜则须见天日；忌用井水贮瓶，味咸，花多不茂，用河水并天落水始佳”。这些经验，得以总结和推广，对插花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遵生八笺》成书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4]；张谦德《瓶花谱》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5]；袁宏道《瓶史》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6]，均在《瓶花三说》之后。故笔者认为高濂的《瓶花三说》才是世上最早的插花艺术专著。

《瓶花三说》的问世，对我国插花艺术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张谦德的《瓶花谱》，就明显受到《瓶花三说》的影响。如《瓶花谱·折枝》云:“凡折花须择枝，或上茸下瘦；或左高右低，右高左低；或两蟠台接，偃亚偏曲；或挺露一干中出，上簇下蕃，铺盖瓶口；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