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席勒“游戏说”

论席勒“游戏说”
【摘要】席勒作为德国古典美学过渡阶段的理论家，他上承康德，下启黑格尔，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向客观唯心主义的转变。

席勒继承了康德的观点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艺术的起源“游戏说”。

“游戏说”蕴含了深厚的人类文化学意义，席勒将艺术判断和艺术创造视为沟通现实和理想，平衡感性和理性的桥梁和中介，从而使游戏与自由，与艺术具有了内在的相关意义和强烈的超越性追求。

因此，理清席勒“游戏说”的思想内涵及其理论指向，对我们理解当代美学所发生的某种变革，正确认识游戏在美学中所占有的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与古典美学的审美差异，是不无裨益的。

【关键词】席勒游戏美学艺术
纵观整个西方美学史，很多美学家在研究美学问题时都发现了艺术与游戏的密切关系，于是，许多人将这两方面进行对照比较，试图从中找出艺术的起源和本质。

这一美学传统长期以来影响着人们对艺术的看法，特别是在德国，从16世纪的马佐尼到18世纪的康德,之后的席勒,19世纪的谷鲁斯等以及20世纪的伽达默尔等都对游戏和艺术的共通点作了充分考察,并借助这一共通点建立自己的美学思想。

把艺术同游戏相对照,的确为美学理论上的难题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也许是美学游戏说研究的一个出发点。

而席勒在其中扮演了理论奠基者的角色。

一、席勒的“游戏说”
席勒的游戏说是在《美育书简》中出现的。

在《美育书简》里，席勒认为美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本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美的本质“在美的现象的各元素的必然结合中扬弃”，而美的现象是美的本质在不同对象上的感性显现，所以说“美是自由的显现”。

“美必须作为人的必要条件揭示出来”，人的必要条件是人的本质——“自由”所规定的，表现为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即人的全面与完整性。

那么，这些本性又是怎样在对象上得到显现的呢？席勒的回答是：“游戏”。

（一）“游戏说”的产生
席勒认为，通过高度的抽象概括，可以分辨出人身上具有两种对立因素，即人格和状态。

二者在绝对的存在、即理想中的人是统一的，但在有限的存在、即经验的人中却是分立的。

人终究不是作为一般的、理想的人存在，相反，而是作为具体实在的人存在的，因此，理性和感性相互依存的本性促使产生两种相反的要求，即实在性和形式性。

与这两种要求相适应，人具有三种冲动：感性冲动、理性冲动和游戏冲动。

所谓“感性冲动”就是把人的内在的理性变成感性现实的一种要求，而所谓“理性冲动”即使感性的内容获得理性的形式，从而达到和谐。

在席勒看来，“感性冲动”和“理
性冲动”作为人的两种对立的天性的要求，还是没有统一的，而只有“游戏冲动”才能使这两种“冲动”统一，并进而使人性达到统一。

席勒认为，“感性冲动要从它的主体中排斥一切自我活动和自由，理性冲动要从它的主体中排斥一切依附性和受动。

但是，排斥自由是物质的必然，排斥受动是精神的必然。

因此，两个冲动都须强制人心，一个通过自然法则，一个通过精神法则。

当两个冲动在游戏冲动中结合在一起活动时，游戏冲动就同时从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强制人心，而且因为游戏冲动扬弃了一切偶然性，因而也就扬弃了强制，使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得到了自由。

［1］
“游戏冲动”是以美为对象的艺术创造冲动。

他说，“美是这两种冲动的共同对象，也就是游戏冲动的对象。

”这里所说的“美”，就是指“活的形象”、“审美的外观”。

它们正是“游戏冲动”的对象或产物。

席勒认为，“用一个普通的概念来说，感性冲动的对象就是最广义的生命，这个概念指全部物质存在以及凡是直接呈现于感官的东西，也用一个普通的概念来说，理性冲动就是同时用本义与引申义的形象，这个概念包括事物的一切形式方面的性质以及它们对人类各种理智功能的关系。

作为一个普通的概念来看，游戏冲动的对象可以叫做活的形象，这个概念指现象的一切审美的品质，总之，指最广义的美。

”这就是说，感性冲动的对象是感性现实，理性冲动的对象是理性的形式，而只有“游戏冲动”的对象才是具有感性与理性直接统一特点的“活的形象”。

（二）游戏冲动的特性
由于感性冲动通过“自然法则”、形式冲动通过“精神法则”对人心予以强制，而游戏冲动中这两方面的同时作用，“因而也就扬弃了强制，使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得到自由”。

感性冲动的对象是“生活”，形式冲动的对象是“形象”；游戏冲动的对象则是“活的形象”，即最广义的美，它是二者的统一。

也就是说游戏可以调和人身上自然与理性的矛盾，使人处于自由状态，从而达到人性的完满实现。

席勒认为，游戏的根本特征在于自由。

而人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是自由的。

基于以上观点，他认为审美与游戏是相通的。

这也正是在审美摆脱任何外在目的，而以自身为目的，心灵各种内力达到和谐因而是自由的这意义上使用游戏这一概念的原因。

“游戏这个名词通常说明凡是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是偶然而同时不受外在和内在压迫的事物。

”“美是一种在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之间展开其自身自由的潜在的游戏冲动。

”只有在游戏冲动中，人才能克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强制，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达到自由，都达到和谐完善的发展，这就是审美的境界。

二、“过剩”的含义
席勒在对“游戏说”的“自由”的理解中较之康德增加了新的“过剩”的含义。

“单单满足自然和需要所要求的东西，已不能使人感到满足，他还要求有“剩余”。

当然，最初只是要求物质的剩余，以便使欲望看不见自己的局限……但是，不久他就要求在物质剩余之外还要有审美的附加物，以便也能满足理性冲动的要求，把享受扩大到任何需要的范围之外。

”［2］
席勒认为，精力过剩是“游戏”的动力，甚至连动物也只有在物质过剩，需求得到满足时，才能游戏。

他说，“当狮子不受饥饿折磨，也没有别的猛兽向它挑战的时候，它的没有使用过的力量就为它自身造成对象，狮子的吼叫响彻了充满回声的沙漠，它的旺盛的力量以漫无目的的使用为快乐。

昆虫享受生活的乐趣，在太阳光下飞来飞去，当然，在鸟儿的悦耳的鸣啭中我们是听不到欲望的呼声的。

毫无疑问，在这些运动中是自由的，但这不是摆脱一般需求的自由，而只是摆脱一定的外部需求的自由。

当缺乏是动物的活动的原动力的时候，它是在工作，当力量过剩是这种原动力的时候，当生命力过剩刺激它活动的时候，它是在游戏”。

这种“精力过剩”所引起的“游戏”，对于人来说是有着不同层次的含义的。

首先是一种物质的过剩，由此引起身体器官的“游戏”，这是一种未摆脱动物性的生理的快感。

其次是一种超出物质需求的精神方面的过剩，由此引起的是想象力的“游戏”。

但当理性没有参与想象力的游戏之前，这种游戏虽然摆脱了物质的束缚，属于观念的自由的活动，但只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再现，缺乏“创造”的因素，因而仍未完全摆脱动物性。

只有在理性参与之后，想象力的游戏才成为审美的游戏。

它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因此不仅在范围和程度上扩大化了，而且在性质上也有了跃进，使之高尚化。

三、总述席勒“游戏说”
游戏就是游戏冲动的实现，或者说游戏冲动由心理而成为行动，在对象上得到“对象化”。

在谈到“游戏冲动的对象——美”时，席勒指出：
“这个名称在语言使用上是完全正确的，游戏这个字通常的会意是指既不是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偶然发生的，然而也不是外部与内部必不可少的事。

当精神在美的直觉中发现本身处于法则与必然之间的幸福的中途，那是因为它本身正是为这二者所分裂，所以它才能从这两种统一的压迫下抽身出来。

”
这就是说，游戏是在对象上体现出主体的合乎本性的精神需要，不是偶然的；而这种精神需要又不是象物质必然与形式法则的需要那样必不可少的。

我们对他整个“游戏说”进行总结，可以概括出三个方面来说明游戏的涵义：
（一）表明主体在进行艺术创造与欣赏时美感的形象思维特点，即借助于想象力统一理性与感性，实现人的自由；
（二）艺术本身的形式美特点使艺术的严肃的思想性与教育作用与娱乐性结合起来，全面地作用于人的身心；
（三）“由于以外观为快乐的游戏冲动的出现，立即便产生出把外观看成是某种独立的东西的模仿再现的冲动。

”关于“外观”的问题，多少保留着“镜子”说的痕迹，即游戏的“模仿”特点。

但是在早期的“镜子”说中，席勒强调的是艺术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教育作用，而在“游戏”说中，他强调的是模仿现实的外观的摆脱实存的“独立”性。

四、对席勒“游戏说”的评价
（一）席勒“游戏说”的不足
席勒的审美游戏学说在大大拓展了美学研究的领域提高美学自身价值的同时，也片面强化了艺术的社会功能。

席勒曾指出“政治方面的一切改进都应从性格的高尚化出发，但是，在一个野蛮的国家宪法的影响下，性格怎么能够高尚化？因此，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找到一种国家不能给予的工具，必须打开尽管政治腐败不堪但能仍保持纯洁的源泉”。

［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似乎艺术是能够包治社会弊端的万能药方；似乎只要创造出美的艺术，就能够培养出高尚的人格或人性，自由就实现了，由此人类社会也会变得美好。

其实，艺术就是艺术，它的确能对人性的完善起到相当多的建设作用，但艺术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精神性、娱乐性活动，虽然能够充当批判的武器和战斗的号角，但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和实际的变革。

马克思不认同席勒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3］换言之，“游戏说”虽借用了游戏之名，并肯定了游戏的“自由”本质，但并没有充分实现游戏的“自主性”。

因此，席勒的“游戏冲动”说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同时，也使艺术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工具，承担了太多的的“说教”功能和“神圣”色彩，于是，艺术具有一种神化了的使人解放的功能。

因此可以说，席勒的“游戏说”强化了游戏功能的神圣化、规范化方面，却弱化了游戏的实践性、对话性和非功利性的非严肃性、自主性和娱乐性方面。

从另一方面强化了艺术的形而上学，使艺术不再是普通民众的话语和活动而烙上了某种贵族化和精英化的纹章。

（二）席勒“游戏说”的影响
席勒的“游戏”理论虽存有弊端，但它在西方美学史上的影响仍无可限量，具有承前
启后的作用。

承前，他发展了康德的美学观；启后，席勒“游戏说”不断引人回顾与前瞻，影响了许多美学家。

席勒的“游戏说”在当时的德国是合理的也是进步的，他将“游戏”发展成为审美人类学和人类学的本体论范畴之一，既对当时的古典美学做了总结，同时也为现代主义美学的兴起奠定了起点，甚至于对当代我们完美个性和高尚人格的塑造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这不仅顺应了西方哲学和美学由认识论向人类本体论的转向，而且开辟了西方审美人类学的先河。

【参考文献】
[1][2]【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 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4、14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4] 【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 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