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调处制度与现代诉讼调解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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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与民清代民间调处与民事诉讼关系简论

官与民:清代民间调处与民事诉讼关系简论胡　谦(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5)摘　要:在清代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民间调处与民事诉讼是其中最主要的两种解纷手段。

虽然,民间调处与民事纠纷分别代表着民间与官方两种不同的纠纷解决形式,但是,它们之间却存在密切的联系。

民间调处是民事诉讼的补充,而民事诉讼则为民间调处提供支持并实施监督;此外,很多情况下民事纠纷是在民间调处与民事诉讼互相影响、互相配合下实现化解的,即民间调处与民事诉讼之间存在相互沟通、协作的互动。

关键词:纠纷解决机制;民事诉讼;民间调处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645(2009)01-0071-050　引　言作为清代民事纠纷解决的两种主要手段———民间调处与民事诉讼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在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它们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两种解纷手段在性质、运作机理以及效果方面有着怎样的联系?不少学者对清代民间调处与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私和虽然不经法庭,但并不僭越国家的审判权,而是在国家允许的前提下,把纠纷的解决交给地方自治组织或宗族组织。

如调处无效,仍可告官审理。

”[1](P277);近年来,日美学者关于清代民间调处与民事诉讼的研究成果引起人们的关注。

以滋贺秀三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认为清代民间调处与民事审判之间并非有性质上的区别,民事审判在性质上同民间调处具有同一性,并称其为“教喻式的调停”,“至少在纠纷处理的性质这一点上,民间的调解与官府的审判并无根本的区别”;“官府的审判与民间的调解并不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区别对立,两者的差异只在于关于‘情理’判断的高低以及作出判断的人物所享有的权威程度,还有这种判断的影响力大小等方面”。

[2](P133-134)美国学者黄宗智则将清代司法制度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官方正式审判制度、民间非正式调解制度以及官方与民间互动的第三领域。

民事诉讼与民间调处具有完全不同性质,前者严格依法进行而后者则是任意行事,民事纠纷的解决基本是在官府审判与民间调解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进行的。

论清代官批民调及其对现行委托调解的启示

Government-Approved Civil Medi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Enlightenment with Regard to Current Court-entrusted Mediation 作者：田平安[1];王阁[1]
作者机构： [1]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1120
出版物刊名：现代法学
页码： 39-51页
年卷期： 2012年第4期
主题词：民事调解;第三领域;官批民调;委托调解
摘要：清代民事调解有一种半官半民的特殊形式，即官批民调。

其表现类型多样，具有固定流程，是清代社会治理结构、司法体制特点等多种因素作用的产物。

黄宗智先生将清代这种半官半民的中间地带称之为纠纷解决的“第三领域”。

现行委托调解也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质，与官批民调同属“第三领域”的民事调解，但二者在产生动因及内容构造上存在明显差异。

不过，就适用范围界定和调解人甄选而言，官批民调能为委托调解提供有益启示。

论清代调解制度

论清代调解制度【摘要】中国传统的调解制度历史悠久，自尧舜时代便有记载。

中国的调解制度被西方誉为“东方经典”，它符合我国的传统文化，符合中国人的心理。

清代是封建制度发展的顶峰，清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均发展的比较完善。

清代的调解制度的形成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沿袭明代所保留下来的调解方式。

清代的立法思想是“参汉酌金”与“详译明律，参以国治”，从后金时代起，统治者就以“参汉酌金”作为自己法制建设的指导方针，即借鉴参考汉族、明朝的法律文化、法律制度，同时根据本民族的实际需要来建立自己的法律体制。

早在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就曾命令一些汉官，把汉人行事的各种法规法律，全都写成文书呈送上去。

抛弃不适当的地方，报告适当的地方。

在后金政权和大清国政权的立法建制过程中，探求汉族的立法精神，吸收借鉴明朝理发、法律制度一直是满族统治阶级的一个重要着力点[1]。

其次是，在沿袭明代的调解制度的基础上保留自己的民族特色。

清代的调解制度在承袭前朝调解制度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把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相结合，以国家制定法为基本，同时尊重民间上百年来形成的地方习惯。

民国时期也基本沿用了清代的调解习惯，一直到新中国的建立。

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发展的并不完善，清代的调解制度沿用多年，并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清代调解制度对当今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对清代民法的发展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本文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提炼，分析清代调解制度类型、成因、依据，找出对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完善的有益部分，以完善人民调解制度。

关键词：清代调解制度类型、清代调解制度成因、清代调解制度依据、清代调解制度评析、清代调解制度意义绪论在近现代社会中, 调解制度之所以被珍惜, 是因为: 首先, 中国的疆土幅员广阔,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并不平衡, 在许多地区, 调解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古代调解制度

古代调解制度摘要:作为一个拥有四五千年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中国的一些法制制度在世界法制史上是具有一定重要地位的。

特别是存续于中国传统司法诉讼制度中的调解制度,其产生、发展和完善对中国法制建设具有深重意义。

调解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几乎历朝历代的法律史料中都有对它的记载。

作为中国古代最具生命力和最具文化价值的司法制度,其内涵之丰富远非其它司法制度所比拟。

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我国对调解制度的重视程度有所差异,但它始终在我国的司法制度中和处理民事案件纠纷的实践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在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调解制度悄然复兴,通过其来发展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构筑现代司法制度不无裨益。

关键词:无讼调解制度渊源概况局限性完善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谐,强调以和为贵。

调解制度正是因为蕴含着此文化内涵并建立在这种社会观念基础上,所以被广泛的适用,成为解决一般民事纠纷的手段。

而且,在我国的诉讼制度中,传统的诉讼观念是“无讼”。

《论语》即有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历朝统治者崇尚“无诉是求”目的就是在追求一种“和谐社会”,进而实现“无讼世界”。

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矛盾纠纷难以避免,统治阶级为了实现“贵和持中”维护其特权,不得不探索一些“无讼”的途径和模式。

于是,历代统治者建立了“调处息讼”机制,即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是实现息讼、无讼的一种途径,尽管古代中国的法律条文极少提及,但事实上调解制度已然构成了传统中国诉讼制度最经常、最主要的内容之一。

一、存在根源古代调解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

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矛盾纠纷,无论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当矛盾和纠纷发生时,通常是依据氏族习俗、宗教伦理道德由当事人所在的集体或当事人自己相互协商解决的。

恩格斯曾指出:“一切争端和纠纷,都是由当事人的全体来解决。

”1调解制度源远流长至今犹胜未衰,并大有复兴之意,纵观历代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予以解释它的存在:1、“和合”思想、“无讼”论是调解制度的思想基础。

简述清末诉讼审判制度变革的主要内容

简述清末诉讼审判制度变革的主要内容清末时期，中国的诉讼审判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革。

这些变革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诉讼程序、审判机构、审判程序等等。

这篇文章将简要介绍清末诉讼审判制度变革的主要内容。

一、诉讼程序的变革清朝时期，诉讼程序比较复杂，且不太公正。

清朝初期，一般民事诉讼的程序是由地方官员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就由地方官员将案件上报给上级官员进行审判。

但是，这种制度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地方官员可能会贪污受贿，或者偏袒一方，从而导致案件无法公正审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朝政府开始推行“官司自办”制度，即由当事人自行起诉，不再由地方官员调解和审判。

这种制度在清朝中期逐渐得到普及，但是由于很多当事人不懂法律，或者不知道如何起诉，所以这种制度并不十分完善。

到了清朝末期，诉讼程序开始逐渐规范化。

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诉讼条例》，明确了民事诉讼的程序，规定了当事人起诉的方式、证据的收集和呈现、庭审的程序等等。

这个条例的出台，使得民事诉讼程序变得更加公正和规范。

二、审判机构的变革清朝时期，审判机构比较分散，由各级官员进行审判。

这种分散的审判机构容易导致审判标准不一，判决结果不公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政府开始逐步建立中央化的审判机构，如太监法院、大理寺等。

另外，清政府还开始引入外国法律，建立了洋务法院和巡捕房等机构，以适应与外国进行贸易的需要。

这些外国法律的引入，对清朝的法律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进了中国法律制度的现代化。

三、审判程序的变革清朝时期，审判程序比较简单，只有当事人的陈述和证人的证言，缺乏科学的证据收集和呈现方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政府开始引入科学的审判程序，如现场勘验、鉴定等。

此外，清政府还开始推行陪审制度，即由陪审员参与庭审和判决。

陪审制度的推行，使得审判过程更加公正和透明，避免了官员的偏袒和贪污现象。

总的来说，清末时期的诉讼审判制度变革，涉及到诉讼程序、审判机构、审判程序等多个方面。

我国古代民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及其在新时代的完善

我国古代民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及其在新时代的完善2007-06-24 15:39:42| 分类：论文| 标签：原创|字号大中小订阅我国古代民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及其在新时代的完善张国芝【内容摘要】：调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悠远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但它并非我国独创和特有。

在法制发达的国家存在着和我国调解制度实质相同的重要法律制度，并且调解制度的核心价值取向即自由和效率在诉讼法上有着独特的价值追求，因而有其存在的正当性。

但我国现行调解制度运行中存在严重的弊病及误区，急待改革完善。

【关键词】：古代民事调解制度一、中国古代调解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中国的调解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在地方官史中就有“调人”之职，其职能为“司万民之难而谐合之”。

秦汉时，县以下设乡，乡设有秩、啬夫和三老，掌管道德教化和调解事务，调解不成再到县廷起诉。

汉代已建立了一整套较为严密的司法调解制度。

乡啬夫的职责是“职听讼”，就是验问调解以息讼。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官府大多根据“礼”的内容，调解民事纠纷。

被告人翟疆欠债不偿被控告，经调解，翟疆将一头牛交于债权人抵偿债务，之后，双方又一同到官府去因报此纠纷了结的经过和结果，即“赐教付曹”，负责此案的官吏向上级司法机关呈送了《翟疆辞为负责被牛事》报告，以结此案。

在唐代，基层分设乡正、里正和村正，有权处理地方上的轻微刑事案件，并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仲裁，不能取决，方交府县处理。

元代时调解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广泛运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是元代诉讼的一大特色。

调解的方式有民间调解和司法机关调解，民间调解由基层社长负责对邻里间民事纠纷“以理喻解”，调解结果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一般不能再依同样的事实和理由提起诉讼。

明代将儒家“无讼”观念付诸实践，认为发生诉讼是“民风浇薄”的表现，理想社会应是“无讼”；即使出现民事纠纷，也尽量以不烦扰官府，由民间自行调处和息讼为上策。

朱元璋在“教民榜文”中曾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轻便告官，务要经本管里甲老人理断。

浅谈清代调解制度中的官府调解

浅谈清代调解制度中的官府调解作者：谭喆敏来源：《青年时代》2018年第07期摘要：在我国数千年的法律实践中，调解一直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对维护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制体系的研究不能忽略调解制度，传统中国法治对调解的极度依赖是区别于西方法治的重要方面。

而在清代民间纠纷解决中是最为普遍且成功率最高的，对其进行研究能对清代调解制度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关键词：清代；调解制度；官府调解一、官府调解的概述官府调解，又被称为司法调解或诉讼内调解，主要是基层州县官员对民事纠纷和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所进行的调解。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分析出只有已经激化的民间矛盾才会闹到公堂之上寻求官府解决，但即便如此地方官员仍然会选择先进行调解、劝和。

“县令对大多数闹到衙门来的案件，都会反复敦促原告和被告私了。

”官员对案件进行调解仍然是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消除纠纷为首要目的，至于分清是非，判断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并不是官员在调解中追求的。

从上述的统计数据中也可以看出州县自理案件中经由调解结案的比例较高。

有关地方官员以调解方式处理民事案件的判例在档案中随处可见。

官府调解的主体一般为基层州县官员，《清史稿·刑法志》就调解主体作了规定：“户婚、田土及笞杖轻罪由州县官完结，例称自理。

”清代地方州县官员对田土、户婚这类可以“自理案件”拥有独立的司法审判权，且可以不必上报上级就可结案，且清代法律规定只有州县官员拥有审理民事案件的资格，《清会典》“官非正印，不得受民词”。

众所周知，清朝州县官员选任都是通过八股文这种科举形式，很多官员并不熟悉繁杂且专业要求较高的大清律例，遇到民事自理类案件不得不依靠师爷等幕友帮助处理，“钱谷、刑名，一切皆咨之幕友，主人惟坐嘯画诺而已”。

因此在民事纠纷调解过程中除了州县官员拥有主体资格外，师爷等幕友其实也拥有实际的调解处理权力，影响着案件的调解结果。

二、官府调解特点（一）程序的灵活性清代法律并没有关于官府调解程序的明文规定，州县官员在自理案件的处理程序上较为灵活，官员在调解中总是将道德教化融合在解决纠纷的過程中，道德与法律并用。

明清州县司法中的纠纷源头性治理

392024.05·史话明清州县司法中的纠纷源头性治理■杨涛从源头治理基层纠纷，具备深厚的中国法律传统渊源。

明清时期，国家控制力强化、人口快速增长。

在明太祖颁布《大诰》推动法律教育平民化背景之下，百姓对于律法的应用甚于以往，户婚、田土、钱债等民间细事不断涌入州县府衙，“健讼”之风盛行。

州县官员受到儒家“中和”“无讼”理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减少讼累的现实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纠纷源头性治理方式，除提前预防纠纷的发生外，还充分借助民间力量调处基层矛盾，并在审判与调处过程中不断施以教化，力求“无讼”。

纠纷的提前预防始于孔子的“无讼”思想，是历代士大夫阶层进行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追求。

为实现这一价值追求，首先需要对百姓进行宣传教化，减少并防止纠纷的发生。

明清时期，州县司法实践中同时存在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两种纠纷预防方式。

制度化预防。

明初推行的制度化普法是纠纷预防的重要手段之一。

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申明亭制度，下沉至乡镇、村落的申明亭是重要的普法宣传场所。

地方官员将中央政府发布的榜文印刻在木板上之后悬挂于申明亭之中，一些地方禁令以及需要乡民周知的文告也会发布于此。

正如朱元璋所言：“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

”这些律令、文件，一方面可在公示过程中由乡民直接习得，另一方面也在里老乡贤的督课、宣传之下在民间推广，从而使百姓获知法禁规范，避免他们因对律令、政策的无知而陷入讼事，减少民间争端。

非制度化预防。

非制度化的预防方式多表现为州县官员的道德感化、思想劝导实践。

官员对属地百姓进行思想劝导的传统由来已久，且方式也多种多样。

清雍正时期更是明确将德化宣教作为州县官员的重要职责，“州县官为民父母，上之宣朝廷之德化以移风易俗……由听讼以驯至无讼”（《钦颁州县事宜》）。

可见，统治者认为，之所以产生争讼，与民众教化的缺乏有直接关系，若地方官吏能够认真对属地百姓进行道德感召、思想劝导，就可以实现“无讼”。

纠纷的多元调处客观上，明清时期基层官府人员有限，州县官员对于大规模户婚、田土、钱债等民事纠纷往往有心而无力；主观上，州县官员通常认为民事诉讼仅涉及民间细事，其重要性远不及重大刑事案件。

中国古代的调解制度及其特征

１４４时代报告２０１５．６
受到最高统治的青睐。清代调解分为州县调解与民间调解两种。州县官对于自理案件，首先着眼于调解，调解不成，才予以审决。在清代，无论是官府调解，还是民间调解，都需要严格遵循以下的原则：调解的范围是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超出此范围即为法律所不允许；调解息讼是在国家权力机构的制约下进行的，是与州县堂审相配合的补充形式；凡参与调解的乡邻、宗族，都要本着息讼止争、利国利民的目的，不得借机挑讼，从中渔利：调解的基本依据是国法，适用其他民事法律渊源不得与国法相悖，以免影响法律的统一适用；调解的指导思想是传统的道德，其核心是礼，因此依法调解与依礼调解不仅不矛盾，而且体现了 “ 法情允协 ” ，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一致性；州县官对于民事诉讼，以堂审判决为主，调解为辅。二、调解制度的特点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虽形式和效力皆有不同，但也有其共同的特点。第一，调解适用案件的有限性。适用调解的案件一般为民事纠纷或轻微的刑事案件，超出此范围即为法律所不允许；第二，调解依据的是法律和道德伦理规范。自从汉代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学说就成了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也逐步融入到法律之中， “ 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 ” 。王制礼法合流成为法律发展的主旋律。同时，社会的道德伦理也被笼罩于儒家思想之中，所谓的亲亲尊尊、长幼有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以及义利之辨、重义轻利等儒家的道德伦理观，也成了中国两千多年道德伦理的金科玉律。第三，调解具有教化的功效。在古代调解中，调解人对当事人施以教化的情形可谓俯拾即是。唐代县官况逵在处理一件兄弟争田案时，就是通过朗诵和讲解《诗经》中的 “ 伐木 ”诗，不仅使俩兄弟和好如初，而且使他们意识到争执是耻辱的事。教化在古代的调解中，不仅对当事人具有教育意义，其本身也是一种调解的手段。第四，息事宁人是调解的直接目标。中国古代的调解并没有权利妥协的含义，因为在古代的民事诉讼中并不把当事人的权利放在首位，调解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明断是非，而是为了平息事端。第五，调解的形式灵活多样。古代的调解一般都不拘于形式，民间调解可以在当事人的家中，也可以在田间地头，即使是官府调解也不限于官府。调解的方式也可因人而异或因事而异。清代的知县陆陇在一次调解两兄弟争夺财产的案件时，令兄弟互呼，不到５０遍时，兄弟两人便哭着请求撤诉了。而官批民调实际上也可以作为官府灵活运用调处策略的一种特例。第六，调解具有强制性。古代调解制度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是等级制度下特有的以训导、教化为主要手段的调解制度。古代的调解并非都出自当事人的自愿，因调解人与被调解人常常处于不同等级，调解的方式也以训导为主，既为训导，则训『者为尊，被训者为卑，尊卑等级分明，或是当地父母官与小民，或是族长、乡绅与村民，或是长辈对晚辈等，这种等级的存在使得 “ 训导 ”和 “ 教化 ”成为可能，也使得这样的调解更有效力。参考文献：［１］范忠信．情理法与中国人［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试论清代的审级制度与诉讼程序

试论清代的审级制度与诉讼程序作者：印明子吕汝泉来源：《资治文摘》2016年第08期【摘要】清朝的诉讼体制在各个封建时代来说已经最为完善。

清朝的诉讼体制与现代的诉讼体制不同，虽然表面上来看诉讼程序和现在基本上相同都要经过诸多的审查环节，但是实际上清代的诉讼是专制时代诉讼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所以说对于清代诉讼体制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当下的历史研究，更能够通过具体的研究考察其审级设置、程序设计以及监督体系。

【关键词】诉讼制度；清代；价值；理念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步走出封建时代，走向现代化的体系是从近代法制变革开始的，近代的法制变革对于当下中国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但是，在进行法律制度的变革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对法律制度变革产生严重影响。

当下中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对于清代的法律制度的研究对于中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清代审级制度及逻辑伦理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王朝中最后一个朝代，其法律诉讼体制承接了前人的经验，因此，清朝法律诉讼体制是整个封建王朝法律诉讼体制中最为完善的朝代。

清朝的法律诉讼体制已经比较完善，清朝的审级制度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清朝的司法机关分为了普通机关和特殊机关两种，普通机关体制中包含有中央和地方两大重要的司法体系。

刑部作为中央处理司法事务的专门机关，成为整个司法机关体系中最高一级。

刑部在使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司法审判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的三个方面：其一，对于各省上报的徒罪以上的案件进行复核；其二，审理京城中的徒罪以上的案件；其三，参与各省的秋审以及朝审案件的复核工作。

对于徒罪案件，很多人可能不是很了解，徒罪案件可以分为无关人命的案件、有关人命的案件两种。

其中无关人命的案件一般是经过督抚审批之后上交刑部进行专门的审核；有关人命的案件则在督抚审结之后上报刑部，刑部视其情况进行相关罪名的判刑。

原则上刑部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涉及有关人命的案件都需要皇帝亲笔批示，由于皇帝大权独揽，并且司法部门具有极高的专业性，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刑部的批示可以代表皇帝的批示。

调解的过去与现在

2010年3月第23卷　第2期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La w Editi on M arch,2010Vol 123　No 12作者简介:张熙娴,云南大学法学院民族法专业硕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091);龙家兰,云南省峨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云南峨山,653200)。

①　刘广安:《民间调解与权利保护》,载生活与商务法律网htt p://www .la won .cn /ht m l/200681103243-1.ht m l .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2月12日。

②　张晋藩主编:《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198页。

③　高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若干契合现象之探讨》,《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文章编号:C N53-1143/D (2010)02-100-07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调解的过去与现在张熙娴　龙家兰摘　要:调解是中国社会一种古老的解纷方式,在古代,调解分为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两大类,传统调解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有密切联系。

进入二十世纪,传统调解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革命根据地时期和新中国时期分别经历了延续、改造和创造性发展的历史阶段。

对我国的调解制度作历时性的考察,对于在社会转型期重新认识和解读调解制度,发挥调解的功能和价值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调解制度;无讼;和谐;法院调解调解作为一种法律传统和纠纷解决机制在研究领域一直受到普遍的关注。

一种制度的形成,并非朝夕可就,须经长久的历史积淀与发展变革。

考察一种制度的现状与全貌,有必要从历时的角度探究其源头。

本文将对我国调解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变迁进行梳理和考察,以清其源,以期为理性地解读和反思调解制度,发挥法院调解在当代的功能和价值提供清晰的历史切片。

一、中国古代调解制度回溯关于调解最早的描述可能当属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关于民间调解事例传说的记述。

浅析清代民事诉讼规则的特征

浅析清代民事诉讼规则的特征所谓民事诉讼规则，从现代诉讼法的角度来讲，是指民事案件中，纠纷当事人如何行使诉讼权利，从使其受到侵害的民事权益得以保障等为内容而制定的有关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则。

其内容始终是围绕诉讼当事人如何行使诉权进行展开的，以及对司法机关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职能所做出规定,以规范其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行为。

此外,现代民事诉讼规则覆盖了从当事人起诉、案件受理直到判决执行等的民事诉讼活动的全过程。

清代民事诉讼的规则，与现代的民事诉讼规则有所不同，特别是地方的民事诉讼规则，在清代仅仅是对诉讼前的准备阶段做了明确的规定,而对其他环节则却没有详细的规定。

另外，清代民事诉讼规则中也没有涉及到回避、辩护、质证、辩论、诉讼保全等环节,对准备阶段的规定也仅仅是以设定当事人义务为内容。

通过比较严格的限制性条件增加当事人起诉的难度,进而尽可能地降低民事诉讼的数量,这是因为清代仅仅将纠纷视作对现有秩序的破坏的纠纷观念所致。

现代民事诉讼是通过建构诉权的种类，为当事人利益纠纷提供积极的、外发型解决纠纷的方法。

而清代的民事诉讼则是将当事人的诉前行为严格的约束在一个狭小的框架范围之内，尽可能的将民事纠纷排出在可诉的范围之内，避免进行民事诉讼。

清代的民事诉讼规则主要是以义务或责任作为主题，而不是为当事人提供行使及实现权利的行为模式，消极内向的面对。

清代民事诉讼规则，比如州县《状式条例》的立法目的是压制诉讼,使得民众提起诉讼的难度增加,以此来缓解诉讼爆炸对当时官府所制造处的的巨大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清代，对证据种类、诉讼主体资格、民事诉讼的放告日期、诉状格式、官代书的形式审查职责等一系列的规定没有一个不是抑制民事诉讼活动的启动,从而尽可能最大程度的达到地减少诉讼案件的数量,这些也正是传统的抑讼思想的直接体现。

清代的民事诉讼规则,一方面表明了民事纠纷当事人没有权利要求官府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 州县官府没有把审理民事案件作为自己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责任。

清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版，第１９．９６页；【美】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１７页，６４．１ｌｌ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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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
江兆涛：清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一）官箴书的记载
当然在考察清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及其运作之时，笔者并没有忘记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下， “ 县衙不同于现代意义的法院，州县官也不同于现代意义的法官” ， “ 当时州县官是统管一方的牧民之官，审断诉讼不过是他们治理地方职责的一个部分” ，“ 在整个审断过程中，没有现代司法意义上的严密程序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多元与一统：清代地方诉讼制度研究—— 以清末调查诉讼习惯报告书为中心”
①参见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５４．２５９页；曹培：《清代州县民事诉讼初探》，《中国法学》１９８４
黄宗智先生在中国法庭调解的过去和现在载清华法学第十辑一文中对新中国法庭调解制度与传统中国及西方调解制度的异同进行了较详细考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表达常常将历史上的和当代的调解相提并论国家将调解制造成了一种官方意识形态但清代的法庭几乎从不调解法庭调解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一当代中国司法制度的创新而不是清代的遗产
一
定积极意义，然而其自身的局限性注定其终被近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所取代。【关键词】法制史；清代民事诉讼；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Ｄ９０９．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３９１（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４５－０６

中国清代的民间调解制度

解制度进行初步梳理பைடு நூலகம்，指出其有效性和局限性，为完善现代调解制度提供借鉴。．
关键词：清代；民Ｎ－Ｎ解；纠纷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９；Ｄ９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 — ９６４０（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２７ — ０２
担起了民间调解的任务。
的产生方式决定了他的职责是协助乡保维护一甲的农经济背景下的清代，土地、作物的纠纷经常出现，治安、帮助征收钱粮，即所谓的 “ 由其产生、对其负责 ’ 。乡邻调解也便时常发生。同样，甲长通常对一个甲的民间纠纷进行调解。（三）中人的调解坊长的调解。坊长是甲长在城里的对应角色，清除上述两大种类的民间调解外，清代较为典型的代已经出现不少以手工业和贸易活动为主要营生的民间调解方式还有中人调解。中人是当事人双方买居民组成的城市。城市与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很卖、租佃、借贷等交易活动的中间人，可以说，在清代大差距，但坊长与甲长的职责相似。坊长、甲长、乡有交易就必有中人。用现代话来说，中人就是中介，保对民众的了解多于县衙官员，对于官方的了解多于其不但介绍双方买卖，还负责中间商议价格、督促完
中国清代的民间调解制度
章晓璇

清代州县官司法问题探析

清代州县官司法问题探析作者：吕宽庆来源：《中州学刊》2014年第03期摘要：清代州县官司法职责很繁重，他们司法时十分注重证据，并经常实地勘踏调查取证。

在司法中，清代州县官注意维护儒家伦理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为此目的，这些官员在司法时的手段多样，国家法律、成案、习惯、民间信仰等都成为州县官适法时的依据，但在最根本上，清代州县官在司法时始终是以行政官的面貌出现的，其在司法时对德化“教养”和秩序的强调，是与行政权的内在诉求相一致的。

关键词：清代；州县官；司法；教养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3-0130-06清代州县官事务繁钜，不但掌管行政事务，还有地方司法职能。

清代州县官在任期内都要处理大量的诉讼案件，这些诉讼特别是数量最多的民事诉讼直接反映了清代的地方社会问题，而州县官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又较为充分地反映出清代基层行政权力对法律及与此相关的民间社会秩序的态度问题，也较为充分地反映出清代基层行政官员对地方控制问题的解决方法。

故本文选取清代州县官的民事司法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清代州县官在法律适用和维护地方秩序上的方式方法。

一、清代州县官的司法职掌清代地方最小行政单位为县和府属州、属厅，一般合称州县。

州县官从国家行政的角度看是最低层级的政府官员，但从基层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们却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其在地方治理与地方控制体系中地位最为重要。

清人对此也有清楚的认识，“雍正指出：“州县为亲民之官，地方事务，全资料理。

”①清代地方官特别是州县官实行的是正印官独任制，其县丞、主薄等佐贰官并不是常设，只是根据州县实际情况进行设置，州县长官须独力完成州县一切事物，其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性则显而易见。

按清朝制度规定，州县职责有“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民、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②。

虽然州县官职责较多，但“首在狱讼”③。

乾隆曾指出：“各省州县与民最亲，凡大小案件，无不始于州县。

清代中国的诉讼与审判对今天的借鉴意义

清代中国的诉讼与审判对今天的借鉴意义清代中国的诉讼与审判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这对咱们今天的司法等方面有着不少可借鉴之处呢。

清代的诉讼制度里有一点很有趣，就是它在处理民间纠纷时比较注重调解。

就好比邻里之间因为一点小事起了争执，比如说张家的鸡跑到李家院子里下了蛋，两家为这蛋归谁吵起来了。

这时候，要是有个像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那样的人出来调解调解，可能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咱们现在社会也有类似的调解机制，这就像给矛盾双方打了一针缓和剂。

你想啊，要是啥事都直接上法庭打官司，那法院得忙成啥样？而且有些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大家只是一时之气，调解就像是在两个正在斗气的人中间搭了一座沟通的桥，让双方能心平气和地把问题解决了。

清代审判中官员审案讲究证据这一点也很重要。

你看啊，就像你丢了东西，你不能光凭嘴上说谁谁偷了你的，你得有证据，比如说有人看到他拿了，或者在他那里找到了你丢的东西上面有你的记号啥的。

在今天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打官司得拿证据说话。

没有证据，那不管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也难以让人信服。

这就像你要盖房子，证据就是那一块块的砖头，没有砖头，房子怎么能立得住呢？现在的法官审案也是得依靠证据链来判断是非对错，这样才能保证公平公正。

再说说清代对于诉讼程序的一些规定。

虽然那时候的程序和现在有很大不同，但它那种按部就班处理案件的方式还是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比如说，要先立案，再调查，然后审理之类的。

这就好比咱们做饭，得先准备食材，再下锅炒，最后装盘。

要是乱了顺序，那这饭可能就做不好了。

咱们现在的诉讼程序也是很严谨的，从起诉到受理，再到审判执行，每个环节都有它的意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司法系统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运转起来。

不过呢，清代的诉讼与审判也有它的局限性。

那时候的司法可能会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

穷人打官司可能会比较难，就像在一条河里，大船总是能比小船更顺利地航行。

但咱们现在可不一样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啥身份地位，都能在法庭上为自己争取权益。

清代民间纠纷调解的规则与秩序——以徽州私约为中心的解读

清代民间纠纷调解的规则与秩序——以徽州私约为中心的解读春杨【摘要】清代乡土社会存在着三种层次的纠纷调解,即民间调解、州县官方调处以及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半官方性质调解.在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清代民间调解十分盛行且存在着内在的规则与秩序:参与民间纠纷调解的主体多、范围广泛;民间纠纷调解的形式灵活多样,家族调解享有程序上的优先权;民间调解的依据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国家制定法外,儒家伦理道德和情理、家法族规、乡规民约、习惯、风俗等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代乡土社会的民间纠纷调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法与乡土社会规则之间一种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矛盾统一的和谐秩序.【期刊名称】《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08(000)002【总页数】13页(P35-47)【关键词】清代法制史;纠纷调解;规则与秩序;徽州私约【作者】春杨【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北京,100871【正文语种】中文纠纷及其解决机制是传统乡土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

由于国家正式司法资源的有限以及崇尚和谐中庸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代社会对于户婚、田土等民间细故多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

清代乡土社会存在着三个不同层次的纠纷调解，即民间调解、州县的官方调处以及介于民间和官方之间的半官方性质调处。

我们通过对清代徽州私约的整理发现，仅徽州地区就存在着多种形式的民间纠纷调解文书，如，合息、合墨、批字、言明字据、合同、劝和睦字据、覆分字据以及调解等等。

清代民间调解之盛行与活跃由此可见一斑。

本文将利用一批珍贵的徽州民间私约、契据以及民事调解的具体案例作为基本史料，从民事纠纷调解的契约文本研究入手，通过对民间纠纷调解的主体、存在的形态、调解的方式和程序以及调解的依据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研究，试图发现清代乡土社会民间纠纷调解的内在规则和秩序，从一个更贴近乡土社会和民众社会生活的角度真实地再现传统乡土社会民事法律实践的原貌，探讨国家法与乡土社会民间规则之间一种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