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一号沉船

南海一号沉船作者：刘冬媚
来源：《收藏家》2019年第05期
该展览由广东省博物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海
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共同主办。

展出400余件“南海一号”沉船文物及馆藏相关南宋时期文物，这批文物涵盖了从1987年第一批调查发现搜集的代表性器物到2019年最新发现的成果。

展品类别涵盖了陶瓷器、金属器、碑拓、自然标本等。

展览分为五个部分：南宋中兴——“南海一号”沉船所处的时代;万贯珍品——“南海一号”沉船所载货物;万里行舟——“南海一号”沉船的船员生活;船沉南海——“南海一号”沉船的发现;卅载寻踪——“南海一号”沉船发掘保护实录。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省博物馆参加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第二季）》的宋金项饰（图1），也将在展览中呈现。

“南海一号”沉船沉没于广东上川岛西南方向海域，1987年8月被发现，经过20年的调查及相关考古工作，2007年12月整体打捞出水，并移驻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相关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持续进行。

“南海一号”沉船，船体保存情况良好，船货堆放有序，按类归置，其中不乏异域风格浓郁的产品。

现已发掘出水的器物逾14万件。

专家通过比对船载金页和银铤的铭文，比对船载的景德镇窑、磁灶窑瓷器及相关窑址、墓葬、沉船材料，指出“南海一号”沉船是南宋中晚期，约为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沉船。

根据“南海一号”沉船及船货的特点，初步推断是从福建泉州港始发。

“南海一号”沉船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类型。

船载这么大量的货物，并非孤例。

中国进入南宋时期，受北方的金国掠夺而需缴纳大量岁币，政府开支日益增大。

因此王朝统治者倡导“江海求利，以资国用”，积极发展海上交通，经营海外贸易。

早在北宋元祐二年（1087），泉州市舶司设立，从政治上确立了泉州在对外贸易的地位。

到了南宋时期，政治中心南移至临安（今杭州），泉州港的地位一度上升，成为最大的港口。

“南海一号”就从泉州扬帆出海，不幸的是，尚未远航，便已沉没。

“南海一号”出水货物，展现了南宋中国热销海外的商品。

装载的货物量大，类别丰富。

船载有10余万件的器物，船货的大宗是陶瓷器，还有金属器及金属货币、金银首饰、漆木器、朱砂等。

10余万件船货的包装方式特别讲究，沉船遗址船货包装方式清晰可见，由之可感受到货物的庞大数量和古人包装货物的智慧。

据《宋史》《诸蕃志》等史料记载，中国商人行贩于东南亚一带，行销货品最多者为瓷器。

这一时期，中国外销瓷极为繁盛，在海外也出土了大量中国外销的瓷器。

南宋时期，北方几个制瓷中心因战争破坏和工匠大批南迁而衰落，南方制瓷业蓬勃发展。

华南沿海地区，特别是泉州、广州、福州、明州等贸易口岸，出现了一大批以外销为主的窑场，“南海一号”出水的大部分陶瓷器均来自于这些窑口，如浙江龙泉窑（图2）、江西景德镇窑（图3）、福建德化窑（图4）、福建磁灶窑（图5）等。

他们是纯净典雅的单色釉瓷器;除了传统器型，还有异域风格的器型。

比如军持（图6），最初是佛教僧人使用的贮水器，后来由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军持成为伊斯兰教徒使用的器具而大为兴盛。

宋代开始，军持成为了海上对外贸易的重要器型之一。

出水瓷器的装饰方法以胎装饰为主，在胎上刻划或印花，花纹舒朗俊美。

墨书瓷器也是一大特色，在“南海一号”出土的遗物中，个别瓷器底部楷体、行书、草书等书写文字。

用墨书瓷器虽然是较少部分，但是墨书传递的信息对于船货管理、船员构成和陶瓷贸易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初步解读出土的墨书，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八类，分别为：姓名类、“直”字类、“纲”字类、器物用途、地名、花押、符号类等。

金属器是仅次于瓷器的大宗出水器物，他们的类别较为丰富，有金、银、铜（图7）、铁、锡（图8）、铅、锌等。

在古代海外贸易中，金属原材料或金属制品是国际市场的重要商品，用以制作武器或农具;同时，金属也是上佳的压舱物。

有宋一代，禁止私存铜器、禁止私造铜器、禁止铜器交易。

铜铁器在船上却数量不少，反映了海外有巨大需求，商船为了利润铤而走险。

如船上出水的铁器坯件，据专家推测，是铁器半成品，呈弯刀形，一侧厚一侧薄，尖部锐利，明显具有刀身特征，适合再次锻打。

铁器坯件的数量较大，30多个铁条用竹篾绑缚成捆，两捆用竹篾绑缚为一组，铁器坯件捆、组之间垫草席、竹席等编织物，整齐码放船上，故不排除是运送到目的地后作为刀具使用。

铜环是本船铜器的大宗，数量多，且不适合佩戴，故也可能是作为源材料外销到国外的。

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载：“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

”船载有的锡器，特别是一些锡珠，锡盘、锡碗，反映了锡在宋代的普遍使用和销售。

“南海一号”沉船还发现有为数不多的金器，他们光艳夺目，风格独特，制作精巧，不由得令人惊叹。

器型有腰带、项链（图9）、戒指、手镯（图10、图11）、耳环（图12）、缠钏等六类。

金器风格独特，主要有阿拉伯风格、宋地风格和辽地风格，雕工精巧，无不显示出当时工匠们的高超手艺。

贸易离不开货币，宋代张方平《乐全集>中记载，“钱本中国宝货，近乃与四夷共用”。

从“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钱来看，其品种有银质货币（图13）、金质货币（图14）和铜钱（图15）几大类。

截至2016年1月，“南海一号”共出水铜钱约15000枚。

铜钱最早的是东汉“货泉”，最晚为南宋孝宗时期的乾道元宝（1165 -1173），这是确定沉船年代上限的重要依据。

其他货物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漆器及朱砂（图16）。

“南海一号”沉船共出水漆器66件，有一色漆器和雕饰漆器，器型有漆碟、漆盒、漆盘、漆勺、漆簪等。

其中装载金器的漆盒，昭示着金器主人的不凡身份和高贵地位。

朱砂为双向贸易品种，进出口都有。

“南海一号”沉船已出水朱砂20公斤。

古人用朱砂入药，也可以用于抄写经书、画符;把朱砂撒入墓葬，用于辟邪。

萬里行舟，勤劳而智慧的人们在漫长而艰险的航行中，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

“南海一号”沉船丰富的船员生活用品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它们为我们拼凑出800多年前的这个“流动的小型社会”。

民以食为天，船员发展出一套适合远洋需要的“餐单”。

由于海上航行时间较长，船上一般需储备大量酒水、粮食、水果、坚果，豢养牲畜，或捕获野生动物，或靠岸后补充物资，确保航行食物的供应。

船上发现的水果残骸有：梅核、槟榔果核、橄榄核、枣核、滇刺枣核、南酸枣核、葡萄籽、荔枝核。

坚果有：锥栗、银杏、香榧子、松子;粮食作物有：稻谷壳、冬瓜子、花椒籽、胡椒籽。

装载食物的容器，也五花八门，独具特色，有铜碗、锡杯、锡壶、茶盏等。

单调的航海，并不意味着枯燥乏味的生活，船上还发现有端砚、铜镜、水晶坠饰、铜盘等生活器具。

船上出水了观音等小饰件，体现船员祈求海上航行顺利平安的愿望。

“南海一号”考古队孙键队长称“南海一号”完整展示了宋代社会，这以说法实不为过。

面对这艘满载船货的大型巨舶，我们不由得赞叹宋代的造船航海水平之高超。

吴自牧《梦梁录》谓：“海商之船，大小不等。

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

中等二千料至一千
料……”“南海一号”沉船残长22 .15米，最大宽度9.9米，分布轮廓面积约179 .15平方米，设
14道舱壁分隔成15舱，是目前所见舱数最多者，甚至超过元初马可波罗在其行记中所说“若干最大船舶有最大舱十三所”的标准。

宋代，海员能熟练掌握信风规律，罗盘导航，还掌握了阿拉伯人发明的“牵星术”、深水探测技术，并编制详细的海道图。

纵使如此，船终归沉没，而“南海一号”的打捞、发掘和保护方式，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守护水下文化遗产的智慧。

在国家的支持下，“南海一号”沉船利用的是整体打捞，即把沉船、船载文物以及沉船周围的泥沙按照原状固定在特定的钢结构箱体内，将分散、易碎的文物一体化、一次性吊浮起运，并迁移到可人为控制的新环境中进行有计划的发掘和保护。

“南海一号”有诸多世界之最：世界首创的沉箱法整体打捞技术、集多种功能和复杂工艺于一体的巨型钢沉井设计技术、水下30米的钢底托梁穿引技术、沉井定位技术和下沉过程监测技术、确保沉船原始环境不发生变化的保泥、保水技术、沉船保存环境的构建与维持技术。

所有这些，无不彰显着祖国的繁荣强大和文博人、打捞专业人员等各行各业工作者鞠躬尽瘁的工匠精神。

“南海一号”沉船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实物资料和珍贵水下文化遗产，为中国海外贸易史、造船史、陶瓷史和航海技术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

“南海一号”沉船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发掘和保护工作也正在进行，新发现、新课题层出不穷，相信将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责任编辑：田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