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卢峰博士研究生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姚洋*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8月22日*通讯作者，通信地址：北京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编：100871；电话：10－62753103；传真：10－62751474；电子邮件：yyao@。

姚洋感谢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对本项研究提供的部分支持。

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摘要在以金融压抑为特征的经济中，加强法治可能妨碍金融领域某些方面的发展。

我们采用1990年代中国省级单位的数据，通过计量研究发现，加强法治有助于提高私人部门获得的银行信贷份额，推动银行业的竞争，但抑制私人投资，并对金融深化没有显著影响。

我们认为，这些结果源自中国金融部门存在的“漏损效应”－即金融资源从享有特权的国有部门流向受到信贷歧视的私人部门的过程。

此外，我们还发现加强法治并不能显著提高经济的平均增长率。

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其他配套制度安排完善的情况下，法治才能发挥良性作用。

关键词：法治、金融发展、金融压抑、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Levine,1997)。

近期的研究将书面法视作推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and Vishny, 1998; Levine, 1998)。

但是，这个观点受到了Pistor等人的挑战（参见Berkowitz，Pistor，and Richard，2003和Pistor，Raiser，and Gelfer，2000），他们发现，法治的实际执行效率比法律条文对促进金融发展更为重要，尤其是在转型国家。

本文在这类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一步，研究在以金融压抑为特征的经济中，法治通过哪些途径影响金融的发展。

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金融压抑现象普遍存在（Mckinnon, 1973,1993; Shaw, 1973）。

金融压抑的一个后果是造成金融资源的实际成本和名义成本之间出现差距，由此激励经济体和个人参与一些不合法但却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的活动，结果，加强法治未必有助于金融的发展。

对于研究法治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而言，中国省级单位构成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

尽管中国的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共享同样的书面法，但是它们的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都参差不齐。

中国的金融体系具有显著的抑制特征。

利率是由中央银行制定的，且远远低于市场的实际利率；同时，四大国有银行在银行业中一直占据垄断地位。

其结果是导致银行出现严重的信贷歧视，使它们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提供信贷，同时压抑对私人部门的信贷。

然而，众所周知，非国有经济部门在过去十几年间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

显而易见，金融资源的配置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间出现了极不匹配的情形。

在一些关于中国法律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中，Allen, Qian and Qian（2002）采用La Porta 等人(1998)的法律指标来研究中国的法律体系，发现与La Porta 等人研究中的样本国家相比，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不完善的。

然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由一些非正式的部门推动的，恰恰是在这些部门，正式法律体系的影响很微弱。

Pei（2001）也发现，尽管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有着漂亮的纪录，但是商业合同的执行情况却很差。

Alford (2000) 指出，在评价中国法律体系的时候，仅仅研究中国的正式法律条文是不够的；他建议研究者关注中国正式法律和非正式执行机制之间的相互影响。

本文将拓展以上的研究成果，解释在金融体系扭曲的情况下，不完善的法治体系如何影响经济的增长。

本文主要论证金融资源从国有部门流向私人部门的漏损效应的存在性。

这种资金流动机制有效地减弱了银行信贷配给制度给私人部门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提高了全社会资金配置的效率。

金融资源不时地通过不合法的渠道漏损到非国有部门，有效地缓解了私人部门资金紧张的困境；因此，加强法治将会阻碍资金的有效配置，进而可能抑制经济增长。

当然，在不存在信贷歧视的情况下，更为有效的法治能够推动金融的发展。

在本文中，我们将分别研究加强法治对衡量金融发展的四个指标的影响。

这四个指标是：私人投资比重、私人获得的银行贷款比重、金融深度和银行业的竞争。

这些指标经常出现在各类文献中(Levine, 1997)。

我们构建了一个独特且客观的指标来衡量法治的实施效率，即各省法院每年经济案件的结案率。

采用这个法治指标，我们发现更为有效的法治对对私人部门获得的银行贷款比例和银行业竞争有显著的正效应，但降低私人投资比重，并对金融深度没有显著影响。

我们发现，对私人投资的负面影响将导致经济增长率每年损失0.7个百分点，约相当于900亿元人民币。

总体而言，加强法治对中国各省1990年代以来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没有显著的影响。

我们的工作与正在兴起的对转轨经济国家法律价值的研究密切相关。

近期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解释转轨国家、特别是前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效率而言，法律所扮演的角色是有限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存在一个“中国之谜”，即低水平的法治和高速的经济增长同时并存(Murrell主编，2001)。

通过研究法治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工作部分地解释了这个迷。

尽管我们的结果可以作为一个支持以下这个论断的证据，即一种制度的扭曲需要另一种制度的扭曲来纠正，但是我们更倾向于如下的解释，即法律制度只是制度总体中的一个环节，要使它发挥良性作用，需要其他相应的制度来配套。

这个论断类似于Berkowitz 等人(2003)提出的“移植效应”假说，这个假说强调，外来法律的有效运作有赖于接受国各项配套制度的完善。

文章安排如下。

第一节介绍中国金融的相关背景，并讨论在金融压抑情况下产生漏损效应的机制；第二节提出一些可供检验的关于法治效率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假说；第三节介绍数据和讨论变量的选取；第四节是关于法治和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计量研究结果；第五节进一步研究法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六节是结论。

一、金融压抑和漏损效应1．中国的金融压抑金融压抑是中国银行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

早在1952-1978年的计划经济年代，低利率体系就被用来向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林毅夫、蔡昉、李周，1996）。

自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金融压抑依然存在。

官方利率一直比非正式信贷市场的利率低50-100% (Garnaut, Song, Yao, and Wang, 2000)。

最近几年，国家允许银行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时可以采用比官方利率高10-50%的利率，可是，市场利率仍然比最高利率高出50%。

此外，四大国有银行压倒性的垄断地位使中国银行体系更加恶化。

一直到1990年代早期，四大国有银行的贷款总额都占整个银行业总贷款量的90%以上；即使是到2000年，这个比例依然维持在77%左右（中国人民银行，2001）。

这些银行面临着大量的不良贷款。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在1997年中国各银行贷款余额中，不良贷款约占25%（赵海宽、郭田勇，1998）。

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总体上已经处于破产的境地，因为它的净资产已经是负值了（Lardy，1998，109-111）。

金融压抑和低效率的国有银行垄断造成银行业严重的信贷歧视，非国有经济部门深受其害。

虽然非国有部门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了70%，它在过去十几年里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却不到20%，其余的80%以上都流向了国有部门(Garnaut, et al, 2000)。

非国有部门受到银行信贷歧视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政治原因。

在中国的银行业中，国有企业不偿还贷款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一笔给私人企业的贷款出了问题，有关负责人就会被怀疑收受了对方的贿赂。

这就造成信贷员在考虑是否给私人企业贷款时很怕承担风险，异常谨慎。

第二个原因更为现实。

非国有部门的大多数企业是中小型企业，他们先天就比国有企业面临更多的风险。

因此，对非国有企业的歧视实质上是基于企业规模的歧视。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种信贷取向对银行来说是理性的。

最后，金融监管部门出台的商业银行贷款政策和纪律加重了信贷歧视。

最为严苛的政策可能是1998年颁布的“贷款终身责任制”：如果有一笔贷款成为坏帐，那么办理这笔业务的信贷员就要终身负责。

在这个政策下，银行自然产生了“惜贷”现象。

理论和经验研究均表明，金融压抑阻碍经济增长(McKinnon, 1973; Levine, 1997)。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情况却与这个认知不吻合呢？虽然近年来围绕中国GDP的统计数据展开了许多争论，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虽然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中国消除了金融压抑，那么她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更高；但是，一个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在二十年里一直保持两位数字的增长率，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必然存在一些其它的原因来弥补由于金融压抑所带来的损失。

一些学者从非金融领域的角度提出了解释，1李稻葵（Li，2001）则从金融压抑本身入手提出了具有洞见的解释。

他认为中国的金融压抑不是太严重，而且适当的金融压抑通过达到金融业的稳定性，为改革获得了政治上的1比如，林毅夫等（1996）指出，中国发挥比较优势是导致其过去20年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钱颖一和他的合作者(Qian and Weingast, 1996; Qian and Roland, 1999)认为中国独特的财政联邦体系是她成功的关键。

支持，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2这个推理尚有可商榷之处，但本文在此不进行讨论，而也从金融压抑入手，提出并检验另一个假说，即个人和经济体自发地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弥补金融压抑所带来的资金不足。

这个假说将围绕金融资源从国有部门向私人部门的流动、即漏损效应来展开。

2．资金漏损的渠道尽管中国已经拥有了一系列相当完整且较合理的书面法，但是执法力度却非常弱(Garnaut et al., 2000; Pei, 2001; Stone and Yao, 2002)。

Alford (2000)正确地指出了仅仅研究中国成文法律是不够的。

Pistor等人(2000) 观察了19个转型国家的样本，提出法律的执行效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远胜于立法的完整性。

这个结论是从法治的整体效果提出的，法治的执行效果具体通过哪些渠道提高经济的效率，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论证，加强法治可能会阻碍金融资源从国有部门向私人部门的流动。

因为私人部门比国有部门更有效率(Wang and Yao, 2002; Song and Yao, 2003)，这种流动－由于它往往涉及不合法的行为，我们因此称之为漏损效应－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

在金融压抑体系下，中国存在两种主要的资金漏损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