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陈寅恪先生治学特点
陈寅恪史学的个性
陈寅恪史学的个性陈寅恪堪称中国现代最具个性的史家, 有关他的研究, ⾃1980年代末兴起以来持久不息。
但仍有⼀些问题, 如陈⽒⼀⽣强调“独⽴之精神, ⾃由之思想”, 以学术为本位, 但其学⼜深含“淑世”精神, 如何看待其间的关系?陈⽒治学特征究系以“乾嘉朴学”还是“宋⼈长编考异法”为主, 其学术的总体路向为何?如何认识陈⽒政治观的⽴⾜基点及其与学术之关系?均值得作进⼀步探讨。
陈寅恪的淑世情怀与⽂史研究近年来, 论及陈寅恪的治学, ⼈们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其⼀⽣倡导的“独⽴之精神, ⾃由之思想”, 及其“为学术⽽学术”的典范意义。
但事实上, 陈⽒的学术还明显有着继承传统“经世”精神和留⼼时政的⼀⾯, 这同样需要我们加以关注。
陈⽒出⽣晚清官宦家庭, 受祖⽗辈忧⼼时局和忠勤国事的家风熏陶, ⾃⼩便⼗分关怀时政。
即使长期留学海外期间也是如此。
据《吴宓⽇记》, ⼀战后陈寅恪在美国哈佛留学期间, 与之⽇常交谈的主题, 除学问外, 亦多涉现实社会风⽓和国家发展前景等。
李璜回忆1920年代在欧时, 陈⽒与朋友聚会, 酒酣⽿热之际, 亦每好谈论政治、民⽣和教育等问题。
回国后, 他虽专事⽂史教研⽽不参与实际政治, 却依然⼗分关⼼政局变化, 认为学术研究固有其独⽴性, 但并不能“完全脱离政治”。
他本⼈的⽂史研究, 尤透发出⼀种鲜明的淑世精神——希望为改良社会风⽓和推动社会进步起到正⾯作⽤。
从学术实践看, 他的这种社会抱负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是出于对近代以来国势衰微⽽致学术不振的忧思, 欲奋⾝与东西⽅汉学⼀较⾼低, 为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学术独⽴和发展培植元⽓。
这⼀点, 从其发出“群趋东邻受国史, 神州⼠夫羞欲死。
⽥巴鲁仲两⽆成, 要待诸君洗斯耻”等呼声中, 可清楚地感受到。
⼆是其⽂史研究的选题, 多贯穿着深切的社会关怀意识。
其亲友俞⼤维即说:“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 ⽬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
”⾄于具体论著中以古通今, 致⼒揭⽰可供现实资鉴的历史教训, 更时⽽可见。
介绍陈寅恪的发言稿
介绍陈寅恪的发言稿大家好！我非常荣幸能够在今天有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爱国者——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先生，生于1890年，逝于1969年，是中国近代史学界一位重要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人士。
他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并将其深刻的思想与观点呈现给广大读者。
陈寅恪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尤其是明清史，他的著作《明朝那些事儿》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成为了广大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读物之一。
陈寅恪先生一生坚守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信念，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学术上的成就，更是为了从中找寻中国复兴的道路。
他在《复兴之艰难》一文中指出：“实力是最有效的护身符”。
陈寅恪先生认为，只有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才能保障国家的自主权利，只有实力才能使中国在国际上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尊严。
他坚信只有通过实力的提升，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复兴的梦想。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动荡岁月中，陈寅恪先生始终保持了对于民族的自信和对于国家的热爱。
他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我也为中国人”。
这种深深的爱国情怀贯穿于他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
他的爱国之情不仅表现在学术著作上，还表现在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等方面。
陈寅恪先生积极支持和参与国共合作，为国家的团结与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寅恪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爱国者，也是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他的学说和观点对于中国的历史研究和思想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陈寅恪主张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要用史料说话，而不是凭借主观想象进行雕琢。
他反对主观猜测和臆断，主张通过事实资料来验证论断的正确性。
他的学术方法论和思想观点对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在当今学术界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研究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不仅注重对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也关注对历史制度、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深入剖析。
他的研究方法严谨、深入，著作精细、详实，被誉为“治学严谨、史料详尽、考据精当”。
叔公陈寅恪：笃定务实，安心治学
叔公陈寅恪：笃定务实，安心治学作者：强江海来源：《莫愁·天下男人》 2017年第9期强江海陈寅恪被誉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他的侄孙陈贻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和叔公相处的时间很短，那时叔公的双眼已经失明了，但是在我心里，他却是独立与自由最好的践行者。
”只为读书而读书陈寅恪出生于湖南长沙，陈家祖孙三代居住在湘江东岸城北的“蜕园”。
在那里，陈寅恪和七个兄弟姐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13岁时，陈寅恪便跟随兄长陈衡恪东渡日本求学。
在日本的生活是贫苦的，陈寅恪每日上学所带便当，只有点咸萝卜佐餐，偶尔有块既生又腥的鱼而已。
即便如此，陈寅恪仍苦读不辍。
此后，陈寅恪又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求学。
前后十四年的时间里，陈寅恪游学日、欧、美，精通英、法、德、日等二十余种语言。
哪里有好大学，陈寅恪就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一生读过十多所大学。
初到美国留学时，陈寅恪购书的豪举，让人难忘，他主张书要大购、多购、全购。
有一天，陈寅恪说：“我今学习世界史。
”遂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等几十巨册陆续购回，成一全套。
陈寅恪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但对大多数人所重视的学位之类却淡然视之，不感兴趣。
陈寅恪多次进入高等学府学习，然而却未怀揣一张学位证书回来，他完全是为了读书而读书。
清华大学筹办国学研究院时，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
梁启超便推荐陈寅恪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尚未听说过陈寅恪，便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博士？有何著作？”梁启超摇了摇头说：“他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
”听完此言，曹云祥皱紧眉头，为难道：“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地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我的全部著作还不如陈寅恪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好吧，清华不请他，国外的大学也会请他的。
”接着，梁启超向曹云祥介绍了柏林、巴黎几位大学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
关于陈寅恪的精神及治学思想
反刍清华大学王观堂（王国维）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陈寅恪先生半个多世纪前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的序：“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
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
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
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的批语中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窃疑中国自今日后,即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的唯识论,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的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2000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王靜安先生既歿，羅雪堂先生刊其遺書四集。
後五年，先生之門人趙斐雲教授，複采輯編校其前後已刊未刊之作，共為若干卷，刊行於世。
先生之弟哲安教授，命寅恪為之序。
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故受命不辭。
謹以所見質正於天下後世之同讀先生之書者。
自昔大師鉅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繼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之未逮。
故其著作可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
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
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
一曰取地下之寶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
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及评价
• 陈寅恪先生治史，颇重知人论世，尤注意 历史人物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陈寅恪认 为，当评论古人学说时，首先要了解此学 说产生的环境背景，“盖古人著书立说， 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 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 同时，要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理解其立说之 苦心孤诣，研究古人思想，应具“了解之同 情”，才能评价其学说之得失是非；准确地评 价历史人物，还必须重视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陈寅恪反对按照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处的 社会环境，所懂的知识和思想去推测解释古人 的意志，去苛求古人，这样只会离历史的真相 越来越远。他自己以“贤愚”作为评价历史人 物的一个标准。他不囿旧见、实事求是地评价 历史人物，从而对历史人物作“神游冥想”式 的“真了解”。
• 1.融贯中西 • 2.重视考据比较之法 • 3.倡导诗文证史
1.融贯中西
• 独特的生活经历使陈寅格先生的学术研究 实现了中西文化的有机结合。一方面, 由于 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加上家学渊 源的影响, 他有着深厚的国学素养, 中国传 统史学的优点在他的史学研究中得到了淋 漓尽致的发挥。
• 另一方面, 留学欧美、游历日本的丰富经历, 又使他得以汲取西方近代史学的养分, 一些 卓有成效的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为他的学 术研究增添了新的特色。他曾经称自己 “ 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 思想囿于咸丰、同 治之世, 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 价, 这句自谦之语恰恰形象地说明了他融贯中 西的治学特点。他不拘泥于曾国藩式对封 建文化的因循守旧, 又不等同于张之洞式简 单的西学中用, 而是强调在坚持传统文化中 有益成份的同时, 吸取西学的优点, 以达到 中西文化的和谐交融。
• 2. 重视考据比较之法。
• 浸濡着国学传统的陈寅恪先生, 深得乾嘉考 据学派的精髓, 对音韵、训话、校勘、辨伪 等方法运用自如, 但他并不囿于旧学的束缚, 既重视穷究义理的宋学, 又吸收了西方历史 语言考据学派的代表“ 兰克学派” 的成果, 因而, 其考据比较之学比乾嘉旧学更进一层。
大师陈寅恪观后感300字
大师陈寅恪观后感300字我从陈寅恪先生身上看到了三个阶段的人格演绎。
第一阶段是他求学路。
陈寅恪出身在官宦世家，其父亲陈三立是戊戌变法四君子之一，变法失败后，其父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
这份为国图强的抱负溶解在无奈的吟诵之中并传给了他儿子。
陈寅恪13岁被送到日本读书，失去了应科考，求功名的机会，在异域他乡里，陈寅恪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他深知，他的背后是一片混浑不堪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需要指引。
陈寅恪的博学离不开聪慧的天赋与超人的勤奋。
他精通二十余种语言，学习数学、物理、研读《资本论》可笑的是，西洋留学的13年里，他竟无一张博士文凭。
他常去旁听其他课程而不要学分，不愿受一个专题的束缚而枉费光阴。
而正是这种俯视学海的求学态度，使他的知识体系比一般的学者都更完善，贯通中西。
在这个阶段，陈寅恪所博览的知识似乎正影射着他内心的某些品格，正向着他的为学境界进发。
第二阶段是他盛年时传道受业解惑的日子。
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整个清华上下乃至整个学术界都没有一个人敢瞧不起他。
他的学生，毕业后无不成了大家。
他在西洋学习了东方学后，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文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他时刻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
我想，这正与当我们聆听异域的音调后，才会对中国音乐有更深层的理解一句相映。
只有融入了各种文化之后，才能领悟文化自信的精髓所在，二战的爆发，他的父亲陈三立绝食而死。
似乎是陈寅恪整个人生的转变。
他的第一次学术转向也正在此时转变为中古史的研究。
同时，他的眼睛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剥离，已经看不见了。
对于读书人，眼睛可是整个身体最要紧的。
眼睛看不清了，学问要再进展也就难上加难了。
可陈寅恪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去逃难，他不想就这样而枉费前半辈子苦苦得来的学问。
在这段背负着家仇国恨的逃亡路上，他作的大多数书与批注都被烧毁和盗没了，永久地沉眠在时间中。
【doc】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及学术智慧
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及学术智慧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及学术智慧囤阵怀利研宄者陈寅恪先生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他在古典文学,中国历史,佛教文化研究等方面造诣精深,成就斐然.其严谨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论着中闪烁的学术智慧,早已为他的同辈学人推崇和肯定.本文试以(链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为例,围绕该文在提出问题,建构层次,引用材料和导出结论等方面彰显的论文撰写的方法,进行粗浅分析,在领略前辈大师学术风采的同时,以期对我辈学人有所启发和帮助.一.小问题中的大主旨陈寅恪先生是最早提出"敦煌学"概念,并在此领域用力最勤,成果颇丰的大学者.他撰写过几十篇关于敦煌学的论文,其中多能从小问题人手,抽丝剥茧,旁引博证,层层推进,进而引出小问题中的大主旨,《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即是一个显例.陈先生在读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第一篇,即关于"莲花色尼出家因缘"的文书时,发现"所谓七种咒誓恶报仅载六种",于是提出了为什么会少一种咒誓恶报的问题.有两种可能会造成这种缺失,一是本来就只有六种,抄书的人把六写成七了,"疑'七'字为'六'字之讹",这就造成了缺失的假象;二是"或写本有脱文",抄写的人无意中遗漏了七种之中的一种,造成了真正的缺失.这似乎只是一个校勘的问题,其实不然,陈先生通过《杂譬喻经》等举证和仔细分析文本后,排除了以上两种可能,最后得出了是有人"故意删削一种恶报" 的结论."故意删削"的"故意",当然有删削之人认为"删削"成立的理由,这就指向了删削之人的思一想意识,指向了文本与删削之人所拥有的文化的冲突.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是因为这一种恶报是指乱伦,"述母女共嫁一夫,其夫即其所生之子事",而这种乱伦的恶报所反映的内容与中华民族"传统之伦理观念绝不相容",于是删削掉这一种恶报,"橘迁地而变为桔",使文本在缺失中变了面貌.这就给了我们两点极大的启示.一是面对文本,我们是否有忽略小问题的倾向.问题的大小区别当然是有的,但实际上,大问题和小问题都是问题,只有在不放过任何问题的基础上才能选准从什么问题人手去抓住所议论的核心主题.我们读书常常习惯从宏大(其实很难宏大)的角度——比如主题,结构等等,去思考问题,在习惯中常常忽略甚至根本看不到小问题,更不知道从小的问题人手很多时候是可以达到直奔宏大主题的效果的.比如,我们看关于"莲花色尼出家因缘"的文书,就很可能不去注意,更不会去抓住"七"和"六"的差别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读书时要细读文本,不放过任何问题,不歧视任何问题.事实上无论大小,只要它是问题,并能够白圆其说地破解它,就应该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了.不过,问题依然有价值的大小区别,这就是我要讲到的第二点.二是所提问题的价值.小问题常常是极具价值的大问题的入口.我们假设,如果陈先生考证"七"和"六"的差别,最后发现那种恶报的缺失其实只是"传写之讹恶,或无心之脱漏",那文章所提的问题就只有校勘上的意义,其价值与现在文章的结论的价值就不能同日而语了.我认为,一般来说,小问题的价值是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第一,小问题能够把问题讲透,许多小问题都讲透了,大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清晰起来.这也是许多初涉学术领域的人在撰写论文时尽量从小处立论的原因;第二,不少小问题后面隐藏着宏大的主题. 比如陈先生提出的"七"和"六"的差别的简单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必须顺应中华文化的道德伦理观念,它其实已变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陈先生再引申到佛家与中国世俗社会的关系,比如"沙门不敬王者",最终仍然得回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传统轨道上来.这样的结论推广开看,它表明了一切文化的传播都要受到被传播地的文化的过滤, 在文化的碰撞中生发出新的东西来.这样的问题是在文化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当然就是值得倾力关注的大问题.既然小问题常是大问题的入口,我们在阅读文本时就需要在发现的诸多问题中进行鉴别和筛选.首先当然是鉴别所提问题是否是一个伪问题,是否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其次是鉴别所提问题是否有价值,是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最后是筛选,尽量筛选出隐藏着宏大主题的问题来——无论问题看起来有多小. 当然,还得注意小问题之间是否有关联,它们是否同时指向一个更大的问题.做好上述工作,需要深厚的知识积累和敏锐的观察力,这就需要我们多读书,并在平常的阅读中养成找出问题和比较问题的习惯.二.曲折缜密的推论过程《莲花色尼出家因缘可分四个层次,按行文来看,陈先生是这样展开层次的.第一层,提出问题,"所谓七种咒誓恶报"为什么"仅载六种"?接着假设了两个很容易让人想到的可能解决为什么少一种恶报问题的原因,即是否是"传写之讹恶,或无心之脱漏"?第二层,用材料否定"传写之讹恶,或无心之脱漏"的可能.首先是否定"传写之讹恶".文章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证,一是从文书文本看,有三个地方提到"七"种恶报,不可能会把"六"误写为"七".二是用"与此篇佛答阿难问所述莲花色尼前生宿业适相符合"的"鸠摩罗什译众经撰杂譬喻经卷下第叁柒节"来举证,用材料说明"七之为数,乃规定不移之公式".所以,"谓'七'字固非'六'字之误",不可能把"六"误写成"七".然后是否定"或无心之脱漏".文章是从文书文本出发进行否定的.文书记载六种恶报时,每一种恶报之后都有关于恶报的说明,"必累百言,或数十言",如果是无意中的遗漏, "何能全部遗去,不载一字"?所以"或无心之脱漏"也不能成立.第三层,用材料补充缺失的一种恶报.即"兹从印度原文资料中,补其所阙之一种恶报".如果"传写之讹恶,或无心之脱漏"都不能成立,那么遭删削的是哪一种恶报呢,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恶报的缺失?陈先生引用印度的材料来说明,而材料团"所载此尼出家因缘,与敦煌写本大抵相同,惟其中有一事绝异而为敦煌写本所无者,即莲花色尼屡嫁.而所生之子女皆离夫, 不复相识,复与其所生之女共嫁於其所生之子."并且,"但莲花色尼与其女共嫁其子之事,……且为全篇最要之一事,即莲花色尼出家关键之所在.凡叙其出家始末者,断不容略去此节." 原来删削的是"断不容略去此节"的"莲花色尼与其女共嫁其子之事".在印度佛经中,这种恶报有许多记载,因为"考佛藏中往往以男女受身之由,推本於原始聚唐之念,用是激发羞恶之心,且可藉之阐明不得不断欲出家之理".陈先生罗列了印度佛经中的一些例子对此作了说明. 结论是"故意删削一种恶报".第四层,指出故意删削的原因并对整篇文章作了总结.为什么要故意删削这种恶报呢?因为这种乱伦的记载"惟与支那民族传统之伦理观念绝不相容".不仅如此,佛法与中华社会组织和传统观念相冲突的地方很多,陈先生为此还举出了"沙门不敬王者"与君臣父子之观念的冲突例子.陈先生在这里把问题上升到了民族文化差异和冲突的层面, "橘迁地而变为桔",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接受都有一个碰撞和被过滤的过程.只要文化观念不同——以佛教为例,"纵渭笃信之教徒,以经神州传统道德所薰习之故,亦复不能接受".最终得出结论,"莲花色尼出家因缘中聚扈恶报不载於敦煌写本者", 就是因为传统文化观念不同的原因.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莲花色尼出家因缘简单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即提出问题,并在论证中排出"传写之讹恶,或无心之脱漏"的可能;第二层讨论缺失的恶报,并提出之所以缺失的原因,最后得出文化碰撞的结论.我们仍按第一种分法来进行讨论.文章结构中的层次安排,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即论证严谨,由浅入深,最后达到豁然开朗的效果.先说论证严谨.作为作者,陈先生在未动笔之前当然已知道少一种恶报的最后原因,而且也已有了充分的材料来说明这个结论,那他为什么不从少一种恶报的疑问中,直接引用材料来说明结论,还要先排除"传写之讹恶,或无心之脱漏"这两种可能呢?因为这两种可能既然是"可能",那就有得出两种与"可能"相关的结论的可能,但是,文章的最后结论只有一个,所以讨论两种"可能"不成立,就成了必须要做的工作.陈先生在三千字的文章中不惜用六百三十多字"有大妇因妒以针刺杀小妇儿" 的例子来否定"传写之讹恶",足见其论证之严谨.陈先生类似的缜密推论的风格曾让人觉得不高明,1937年胡适在日记中写到:"读陈寅恪论文若干篇.……但他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嫩(懒?),不足为法."f钱钟书也有类似言论.着名学者程千帆在《闲堂书简》中说:"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为什么呢?因为陈寅恪钻研的虽为国学,但其方法已和西方近代学术接轨,"在资料的引用方面,宁可使文章拖沓,而不愿有所遗漏,即风格不纯,亦所不顾,宁可失其美,必须求其真"131.这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 这里不再累述.再说由浅入深.在讨论"传写之讹恶,或无心之脱漏"的可能性不成立时,陈先生没有透露出除此之外的第三种即惟一正确的,造成缺失一种恶报的真正原因,到把两种可能排除之后,"故意删削一种恶报"才被提来.这样安排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在于它拉开了文章的层次感. "传写之讹恶,或无心之脱漏",无论是哪一种原因,它都是在人的无意识或不自觉中造成的,它只有校勘上的意义,而不涉及宏大的主题;但是"故意删削一种恶报"就不一样,它涉及"故意"背后的文化背景.相同的道理,文章在最后部分才引出不同文化之间都有一个碰撞和过滤的过程的结论,又使叙述更上了一个层次.这样的层次安排,让人体验了从低到高的阅读过程,产生出了阅读的快意感.如上分析,陈寅恪先生在一篇3000余字的短文中,从小问题入手,用确凿材料说话,严密论证,推导出寓含文化意义的结论,其敏锐的学术眼光,严谨的治学风范和行文灵动的学术智慧,由此可证.细品陈先生此类学术文章,足以让我们后学之辈受益终生.参考文献:[1]陈寅恪.寒柳堂集[H].北京.三联书店,20o1.169—175.[2]胡适.胡适日记[H].1932年l0月. 539.[3]转gl:黄波.阵寅恪的文章"实在不高明"?[N]文汇读书周报.2008.09.12 陈怀利,男,贵州凯里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陈寅恪学案三
陈寅恪学案三“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学案（三）“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先生治学，正符合他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说的，“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1]。
在自道治学范围时，他说，“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
[2]实际上，寅恪先生为学的精博均远远超过钱牧斋。
先生之学，有独特的体系，涉及文史哲三领域，若沿用近人区分，则可概括为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元史、明清史、敦煌学、突厥学、藏学、宗教学、中古文学、佛经翻译文学等。
先生治学，有其内在理路及发展规律，演变轨迹，历历可寻。
其间大的转变有二，即从西北史地到中国中古文史哲之学的转移及从中古到明清的易代[3]。
后者以始撰《再生缘》为界限，以《柳如是别传》为代表，较为明显。
前者的转变始于何时，意义如何，尚需深论。
寅恪先生自少年起，“廿载行踪遍五洲”，[4]力学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土耳其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朝鲜文、佉卢文、印地文、伊朗文、希伯来文等近二十种中亚西域及东方民族文字。
从遗存笔记本看，他对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巴利文等致力尤勤[5]。
1923年，他自道习藏文心声[6]：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然此非我所注意也。
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7])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
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
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
中国所译，又颇难解。
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
习藏文的目的在唐史、吐蕃史[8]及佛经翻译。
而习其他诸文字，亦有历史、佛教二目的在焉，这一点可与他著文相证，也可从他回国后所开课程得到例证。
1926年，在清华国学院普通演讲题目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指导学科范围为五类，即1．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
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境界
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境界刘振华内容提要 作为学者与诗人两种品格兼备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史学研究领域中达到了极高的学术境界。
本文从 最渊博、最有识见、 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神游冥想真了解、 以诗证史五个方面,论述陈先生的史学境界。
这种学术境界渊博、自信、独立、幽远、新颖,是冷静与情感、理性与价值交融之产物。
学术境界作为人生境界的反映,体现着他广博而深刻的人文关怀。
陈寅恪(1890~1969)先生是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史学家。
他在宗教史、西域民族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学史等诸多史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卓越学术成就,与他独特的生活经历、心灵历程、学术个性、道德情操、文化观念、研究方法相关联,而这些,正是构成其高深幽远的史学境界之因素。
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陈寅恪先生天资聪慧,记忆力强,悟性极高。
早年游学日本、欧美学习社会科学,特别专攻比较语言学。
在此期间,他掌握了包括梵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巴利文、拉丁文、波斯文等15种文字。
1925年,清华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陈寅恪先生即应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他以其博大精深的知识结构,先后讲授佛经翻译文学、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文法等课程,同时发表了多篇关于佛教文化以及边疆民族史的论文。
他的主要兴趣在唐史和中古民族文化史。
三四十年代,他以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的研究为主,唐史传世之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提出了 关陇集团、 关中本位政策等一系列著名论点,立论极为精湛。
陈先生晚年,治学兴趣转移到明清之际,其代表作!柳如是别传∀,旁征博引各种文史典籍竟达600种以上,是一部研究明清之际政治史与文学史的宏篇巨著。
陈寅恪先生提出,要把历史学提高到如地质学和生物学一样,使其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为此,史学研究必须抱客观主义的态度,以史料为基础和前提。
陈先生治学,对史料极为重视,认为只有丰富准确的史实,才能使推论科学合理。
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及学术智慧
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及学术智慧作者：陈怀利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0年第08期陈寅恪先生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他在古典文学、中国历史、佛教文化研究等方面造诣精深,成就斐然。
其严谨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论著中闪烁的学术智慧,早已为他的同辈学人推崇和肯定。
本文试以《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1]为例,围绕该文在提出问题、建构层次、引用材料和导出结论等方面彰显的论文撰写的方法,进行粗浅分析,在领略前辈大师学术风采的同时,以期对我辈学人有所启发和帮助。
一.小问题中的大主旨陈寅恪先生是最早提出“敦煌学”概念,并在此领域用力最勤,成果颇丰的大学者。
他撰写过几十篇关于敦煌学的论文,其中多能从小问题入手,抽丝剥茧,旁引博证,层层推进,进而引出小问题中的大主旨,《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即是一个显例。
陈先生在读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第一篇,即关于“莲花色尼出家因缘”的文书时,发现“所谓七种咒誓恶报仅载六种”,于是提出了为什么会少一种咒誓恶报的问题。
有两种可能会造成这种缺失,一是本来就只有六种,抄书的人把六写成七了,“疑‘七’字为‘六’字之讹”,这就造成了缺失的假象;二是“或写本有脱文”,抄写的人无意中遗漏了七种之中的一种,造成了真正的缺失。
这似乎只是一个校勘的问题,其实不然,陈先生通过《杂譬喻经》等举证和仔细分析文本后,排除了以上两种可能,最后得出了是有人“故意删削一种恶报”的结论。
“故意删削”的“故意”,当然有删削之人认为“删削”成立的理由,这就指向了删削之人的思想意识,指向了文本与删削之人所拥有的文化的冲突。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是因为这一种恶报是指乱伦,“述母女共嫁一夫,其夫即其所生之子事”,而这种乱伦的恶报所反映的内容与中华民族“传统之伦理观念绝不相容”,于是删削掉这一种恶报,“橘迁地而变为桔”,使文本在缺失中变了面貌。
这就给了我们两点极大的启示。
一是面对文本,我们是否有忽略小问题的倾向。
问题的大小区别当然是有的,但实际上,大问题和小问题都是问题,只有在不放过任何问题的基础上才能选准从什么问题入手去抓住所议论的核心主题。
陈寅恪的为学境界和人格气节
陈寅恪的为学境界和人格气节刘梦溪陈寅恪先生的为学境界和人格精神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互为表里，内外无间。
现代学者中，很少有像寅恪先生的著作那样，里面蕴含着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有时你甚至会感到这种力量过于滞重，仿佛不是每一篇文章，或每一句话，而是每一个字都有千钧之力。
已故复旦大学蒋天枢教授在撰写《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稿竟志感时说：先生一生，大节巍然，操持峻洁，自少至老始终如一，有非视衣食若父母者所能喻。
甲辰夏师赠枢序文，有“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
故天水一朝之文化，实为我民族遗留之魂宝”等语。
复以“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者相诏示。
先生之情于斯可见。
先生对于历史文化，爱护之若性命。
早岁游历欧美各国时，仍潜心旧籍，孜孜不辍，经史多能闇诵。
其见闻之广远逾前辈张文襄；顾其论学实与南皮同调。
《观堂先生挽词》所谓“中西体用资循诱”者是也。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187-188页。
）这是寅老信任的弟子对寅恪先生一生学术精神和为学境界的极准确的概括。
甲辰夏赠序事，指1964年夏天，蒋天枢教授赴广州问疾，寅恪先生以《赠蒋秉南序》一文相赠。
面对纷扰之寰宇，回顾数十年来的身世遭际，自知有可告慰者。
因此特标举欧阳修“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之大义，以期对当时的人心世道和学术风气有所匡正。
如果说寅恪先生在少年时期，当“海内尚称乂安”、“朝野尚称苟安”之际，就“怀辛有索靖之忧”、“知其将变”，那么在“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饱尝流离之苦之后，以七十五高龄“栖身岭表”，且“失明膑足”，是否由当时世道的“浇漓”，及“治道学术”的失去轨则，已意识到中国将有什么变化，因而以“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告慰友朋，并标举“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与弟子共相策勉？笔者对此虽不敢论定，但距寅恪先生《赠蒋秉南序》的撰写仅两年，便是1966年的夏天，华夏圣土之巨变奇劫，已震惊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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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常用的民国文化名人素材【素材一】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陈寅恪海外留学 18 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
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
_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
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
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
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
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
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
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 年时间完成 85 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
独立之精神_自由之思想_试析陈寅恪先生治学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试析陈寅恪先生治学思想刘 洋陈寅恪(1890 1969年),江西修水(义宁州)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
祖父陈宝箴(右铭),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巡抚,主持湖南新政,维新失败后被革职。
父三立,字伯严,又号散原,清末著名诗人,!四大公子∀之一,与谭嗣同、陶宝廉、吴保初齐名,有#散原精舍诗∃行世,曾是!新江西派∀的首领,亦为戊戌变法维新党人。
陈寅恪早年留学日本及欧美,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
1925年受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回国任教。
!盖世奇才∀、!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太老师∀%%这是校内以至国内外学术界对陈寅恪的尊誉。
他来清华后,即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稍后,他又是清华大学惟一的一位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合聘教授,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和历史组主任。
西南联大时期,同时兼有!部聘教授∀荣衔,并被英国牛津大学特聘为第一位华籍汉学客座教授,同时兼任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堪称名满天下的国学泰斗。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以说是陈寅恪先生一生所崇奉、践履的为学准则,为后人治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1927年端午节前夕,身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的王国维先生纵身投入颐和园昆明湖。
1929年,他的清华同事、好友,另一位学术巨擘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上为他写了如下碑文:!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两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
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以永其念。
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竞。
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茨不获已,谨举先生之至事,以普告天下后世。
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斯60&读 书&耳。
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率,系哀思而不忘。
严谨的治学态度亲和的
严谨的治学态度亲和的
摘要：
1.严谨的治学态度
2.亲和的性格特点
3.学术成就与贡献
4.结束语
正文：
陈寅恪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亲和的性格特点深受人们的敬仰。
首先，陈寅恪先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著称。
他主张“治学务求实”，对待学术研究始终保持严谨的态度。
他坚信，只有通过严谨的研究，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在学术研究中，他注重事实和证据，每一项结论都要经过严密的论证。
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不仅使他在学术界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
其次，陈寅恪先生的性格特点亲和，他待人友善，与同事、学生关系融洽。
他尊重他人，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从不以权威自居。
他的亲和性格使他在学术界建立了广泛的人脉，也为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举世公认。
他在历史学、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
他提出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的“唐代政治变革说”，对唐代政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的来说，陈寅恪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亲和的性格特点，使他在学术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和崇高的地位。
陈寅恪人物评述
陈寅恪人物评述陈寅恪，江西修水（义宁州）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
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后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6年，36岁的陈寅恪被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为“四大导师”之一。
后又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此后长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成为一代宗师。
晚年在失明膑足的困境中，仍写就85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
十年动乱期间，他遭到残酷折磨，1969年10月7日逝世于广州。
陈寅恪崇高的学术地位无可否认。
二十世纪有五位历史学家堪称第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
陈寅恪何以会卓尔不群，出其类而拔其萃? 周一良先生总结了四条：非凡的天资；深厚的学养；良好的训练；充分的投入。
陈寅恪几度往多国留学共计16年，他起初的目标是“比较语文学”，因而掌握多种古今语文。
陈寅恪不愧为通晓外语的天才。
当时陈寅恪在学术界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
他在留学时期所作的读书笔记，迄今尚存的共达64本。
这些笔记本，还不是全部。
学术界人士从陈寅恪的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出其研究范围之广、治学功夫之深。
当时与他同在德国留学的罗家伦说：“他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个人。
浅谈陈寅恪治学注重郡望的特色
浅谈陈寅恪治学注重郡望的特色作者：何等红潘妍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2年第08期摘要：郡望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特色，其与姓氏、地域、血缘等文化是一体的，相互影响、共同构建了中国古代的族群社会，具有明轻贵贱的作用。
国学大师陈寅恪老先生在其治学过程，经常强调郡望的作用，这在其文史研究中有其存在的特殊价值，本文就立足于此，对其具体的体现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关键词：郡望；治学；体现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167-02民国时期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曾对义宁陈氏一门(即陈寅恪一门)作过一个基本的评价“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纽，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以陈寅恪为其极大成者的义门陈氏确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之人，从其治学过程中注重郡望这一特色，可见一斑。
本文主要立足于其注重郡望的这一特色，并对其具体体现和原由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探讨。
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
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
自秦汉以后，随着宗族的迁移繁衍，原来的宗法社会中注重血缘关系的社会身份认同逐渐演变为以姓氏为代表的家族认同，故而中古时期兴盛并影响后世的兴宗庙、建乡党等等活动，预示了一种新的贵贱身份认同的出现——郡望，这种现象在中古时期最为充分，到宋代《百家姓》的出现，是其完成规范的结果。
在现出版的陈寅恪的文集中，有关其研究中注重郡望的实例非常之多，本文只能选取几个比较突出的实例为本文立据。
一、“天水一朝”的使用“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
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陈寅恪《赠蒋炳南序》“尚气节而羞势利，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永远之瑰宝。
”——陈寅恪《赠蒋炳南序》“尚气节而羞势利，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永远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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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陈寅恪先生治学特点.txt . a+ v% [9 |0 K7 `7 i& q一、崇高的爱国思想: }+ y' G% ~, s5 v0 Y! \5 X: u+ m7 V7 D- o3 W, ~# X2 v& I% X9 Z7 w- M8 Z2 N3 j& Z一、读书以明治乱。
陈寅恪先生生当前清末世，内政腐败，外患日逼，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
先生尚在少年，即欲广涉载籍，寻求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
6 I' q1 J* O( A4 ?5 y( r, C' n K 二、为国存史。
先生留学国外，看到世界学术潮流的趋向，回顾我国自古许多学者，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深以当时（二二十年代）“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为虑；而以日本“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为耻（《陈寅恪文集》之三页３１７。
以下简作“文集三”）。
１９２９年，先生《北大学院己巳史学毕业生赠言》诗云：1 t0 [ F. _( b+ |/ ~( O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田巴鲁连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
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浦江清《清华国日记》页４２）3 {, u4 _+ n4 P( B- p; J心情十分沉重，态度非常坚决。
- h' u0 z2 G! K4 @6 X5 l7 j三、却聘归国。
先生多年留学在外，在１９２３年从德国发回的《寄妹书》中说：- t( j5^4 c( W7 g2 ?* Y我现在必需之书甚多，……若不得之，则不能求学。
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
我现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
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文集三页３１１）5 f6 H"b' @; b0 ?适在此时，得知哈佛大学得到一笔巨额捐款，有意请先生担任讲座，薪金很高，每四年还给连家属回国一趟的川资的待遇。
这正可解决缺钱缺书等困难，可是先生却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 u8 o t+ G! B; `5 g5 r不久，先生接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聘请。
当时先生提出两个条件：仍要留欧一年继续研究，要求清华购买必要的外版图书（据当时研究院主任、先生推荐人吴宓教授后来面告）。
结果，先生代研究院选购了一批最基本的图书，满怀壮志，于１９２６年７月来到清华，就任教授之职。
6 j1 T9 |2 S+ i" L: P( F 四、开辟新境。
先生初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每周为全院学生讲授“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使国内有志研究国学的青年了解世界学术现状，一破抱残守缺的旧习。
同时，先生开设五项学科，为指导研究范围：' p4 e* y$ t7 G9 h! U" ]7 Q ]! ~ １．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２．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３．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４．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央亚细亚文诸文字译文与中文（慧按：指汉文）译本比较研究；５．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 B. c*g5 c5 n8 a1 H- Y5 T6 q次年春季，每周加授“梵文”一次。
: v: `9 A) g3 G, O2 b 据当时先生的助教，原东南大学英文系毕业生浦江清教授回忆：0 ]* Z# D' D9 O y' W* G 时陈先生研究东方学，授佛经考订方面功课。
我帮助他编了一本梵文文法，又习满洲文，为清华购买满文书籍。
公余我补习法、德文，旁听功课。
在研究院作事两年，得益不少，国学书籍也是在那时研读的。
（浦江清前书页２２３）8 p( f0 ]- N$ I2 W l* G# ?后来浦先生在伦敦，还为清华选购了不少难得的东方语言文学方面的书籍。
4 D0 }9 C( e' w0 ?, Q& b/ e; P凡此种种，不难看出陈先生在谋求我国学术独立的爱国思想推动下，归国初期开创的新局面。
( M( c1 j3 V, u; n$ C 6 q( a+ h+ E7 D- A+ F: ?! R. W1 q& v二、深厚的学术基础& k1 ~4 j6 Y8 F& [# O! Y4 r7 a/ ?) k6 `- R, ]' j; ` b& K, I; E% o6 X一、精研经学、小学。
大家知道陈先生是晋至唐史专家，先生曾多次声明“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
其实这本是对不善于利用古书的人有感而发的，后来又因精力所限不能兼及。
据先生表弟兼同学的俞大维先生讲：* }: U0 d# l+ p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
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
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 |- E0 b3 {! w还写道：5 u( ^% | K: Z9 y z: R. q9 c. V 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
”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
2 ^( o0 Z! f& q& q俞先生还简略地叙述陈先生对诸经的评价（均见俞著《谈陈寅恪先生》）。
2 E6 Y, G; L" Z/ h+ `% O& ] 二、博览群书。
先生家富藏书，父、母（俞明诗）都能诗文。
先生自幼受家庭熏陶甚深。
即“欲纵观所未见之书”，十几岁时已读钱谦益《楞严经蒙钞》，小说弹词也无所不看。
举凡四部、三藏之典籍，能找到的，无不披览。
9 D1 a5 J! t5 L8 w& Y三、精于抉择。
及到国外，眼界更加开阔，读书更加勤奋。
但不赶时髦，善于抉择。
毛子水教授记述先生１９２３年在柏林一件读书故事：/ m" @* O. C; |$ R 有一天，我到他的住处看他。
他正伏案读Ｋａｌｕｚａ的《古英语文法》。
我以当时在德国已有较好的书，因问他为什么费工夫读这样一部老书。
他说：正因为它老的缘故。
我过后一想，这并不是戏言。
无论哪一种学问，都有几部好的老书。
在许多地方后来的人自然有说得更好的，但有许多地方，老书因出自大家手笔，虽然过了好多年，想法和说法，都有可以发人深思处。
（见毛著《记陈寅恪先生》）* L* \# k/ W( I/ n: z% a; s3 E6 r( L先生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
- s; t3 C6 F4 G. b0 ]四、多识古今语文。
我国历史绵长，土地广阔。
国内有许多民族，对外接触的民族也很多。
近代东方学已成为世界性的学问。
只通汉文汉语，就很难跟上时代，也很难弄清祖国历史。
先生对历史语言学下过功夫。
于汉语文之外，还通日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蒙文、满文、新疆的现代语言和古代语言、伊朗古代语言、古希伯来语等等二十几种语言。
这就使先生治史有左右逢源之乐。
3 m2 V7 H4 S. o+ j9 G; B. @ 佛教对我国历史文化有重大影响。
汉译佛经卷帙浩繁，流传既久，后世国人由于不通原文或其他种语言译本，对汉译佛典原意，常常发生误解。
如《金刚经》是民间流传甚广的佛经，先生“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
先生认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其余多是望文生义”（文集三页３１１一３１２）。
0 X4 S; F' v8 a0 R$ K# A" t" L' u 又如文学史家郑振铎教授对中国戏文起源问题有过七八年以上的探讨，觉得是印度输入的，但找不到可靠的文字线索，难下结论。
后来听到在戏文发源地温州不远处的古寺内发见古老梵文写本，经陈先生辨明是印度著名剧本《梭康特拉》，久悬不决的疑问才有了惬心的答案。
明清史专家郑天挺教授抗战时在蒙自推求康藏地望与对音，写成文章，经罗常培教授请先生审正后发表。
凡此种种，都使受益者铭记不忘。
( A1 v0 S" O9 R+ k. w: s+ Z. w p8 N( a$ ~- @4 L$ T' Q8 W6 ?. R' L% L. Q三、高明的通识7 q9 ?9 ]& A1 H' I5 H7 q; v( _ y8 x4 \' x, G" A. R# n0 {, q( m, {- f陈先生高文卓识，为学者所尊仰，以浅见所及，约有数端：- g/ J% r7 t6 e1 s- u, g, k4 j3 N 一、史观。
先生未尝标明所持史观属于何派。
自谓“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文集一页１４４）。
又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文集三页２１８）。
可说是先生的明志宣言。
4 F# _5 ~& B) `6 O 先生研究历史，很重视思想意识对历史发展的作用。
关于清末光绪间学术风气，先生在１９４２年曾指出：9 d* v4 u( g0 P9 {8 ~" [, S1 V1 k 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
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
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
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也。
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
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
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
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
（文集一页１４４）1 {; i. h' i4 o$ ]6 W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 N/ m2 w/ K4 x% `- U. ]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
（慧按：三纲谓君臣、父子、夫妇；六纪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
）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
……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
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故所依托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
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
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
: w. e. f) C1 r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慧按：此作发表于１９２８年），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