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在秦朝以来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海上丝绸之路发生很大的变化。

总体说来，大致可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一）秦汉时期—形成期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发展很快。

当时番禺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

南越王墓出土的具有波斯风格的银盒、两河流域工艺制作的金珠泡饰、非洲原支象牙等珍贵文物，见证了当时以“番禺都会”（今广州）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实况。

西汉史书明确记载海上丝绸之路。

公元前111年，汉朝平南越，汉武帝派使者前往南海地区。

《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

这是目前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这样，从中国广东番禺、徐闻、广西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就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了对接，标志着贯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打通，广东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

此后，远至印度、罗马帝国的外国商人、使节，都沿着这条航路，往来沿海地区，进入中国内地。

（二）魏晋南北朝—发展期这一时期南方政权（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因为与北方对峙，更注重向海洋发展，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航海经验的积累，也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魏晋以后，开辟了一条沿海航线。

这条航线自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

这条航线穿越印度洋后，向西延伸到了阿拉伯半岛。

那时，中国南方与斯里兰卡之间已经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官方联系。

不少前往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也取道海路。

东晋高僧法显沿陆路到印度，由海路返回中国。

（三）隋唐时期—繁荣期隋唐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中国与西方的交通以陆路为主转向以海路为主，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大发展时期。

广州成为唐朝最大的海外贸易中心，朝廷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

唐朝的“广州通海夷道”是最重要的海上交通航线，具体走向为：从广州启航，沿东南方向航行至屯门山（今广东深圳南头），然后西行，经海南岛东部海面，越过西沙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印度南部后，沿半岛西岸北上，再沿海岸线西行直达波斯湾，从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西南行可到非洲东岸。

这条海路是八世纪至九世纪间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在南海，东南亚诸国基本上进入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海洋贸易圈内。

考古发现显示，唐代广州极可能已开辟直航菲律宾的航线。

唐朝陶瓷开始成为主要出口商品，湖南长沙窑、河南巩县窑、河北邢窑、浙江越窑、广东潮州窑等地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因而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陶瓷之路。

（四）宋元时期—鼎盛期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

更重要的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远超前代，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

元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据陈大震《南海志》记录，宋元时期与中国直接或间接有交往的国家或地区多达140多个，从地中海西部的西班牙南部，经过地中海，非洲东部，穿过印度洋地区各国，再到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岛，直至中国东南沿海各地，都属海上丝绸之路所编织的海洋贸易网络。

宋代不断颁布和修订海外贸易管理措施。

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有两个：一是完善市舶司机构建制，并向全国推广。

二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海洋贸易管理条例—《广州市舶条》（1080年），并成为宋代贸易管理的制度范本。

宋元两朝海外私商贸易得到极大发展。

中国海商只要在官府挂上号，就可以自由出海，商品交易种类也因此发生变化。

这在中外贸易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

据不完全记载，元代进口“舶货”有200种以上，包括香料、珍宝、纺织品、皮货等；出口货物主要是丝绸、瓷器、金属制品、日常用品、农产品等。

由于香料和药物在进口货物中占较大份额，因而有学者称海上丝绸之路为香药之路。

（五）明清时期—衰落期十五至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

欧洲人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活动，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开辟了世界性海洋贸易新时代。

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相比较，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明朝建立之初，即采取海禁政策，长期没有解除。

清朝初年，实施严厉海禁与迁界，限制中外正常交往。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东设置十三行。

这些行商依照规定专营对外贸易，简称洋行，习惯上称为十三行。

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禁止欧美商人前往福建、浙江贸易，只保留广州“一口通商”。

经过西方人的航海扩张，从西欧出发有两条航线可以直通广州：一条是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经苏门答腊岛西南部海面穿越巽他海峡，北上进入南海，到达澳门和广州，或者绕道马六甲海峡，从南海到达广州。

另一条是横渡大西洋，从美洲绕过麦哲伦海峡，横渡太平洋，航行至菲律宾群岛，再从菲律宾出发，直航到广东和东南沿海其他地区。

后来美国加入对华贸易，美国船舶又开辟了新的太平洋航线。

长期活跃在东方海域的亚洲海商，在“仗剑经商”的西方商人的竞逐下纷纷退出历史舞台，或者沦为次要的海商群体；中国商人在东亚海域国际贸易领域里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已很少越过马六甲海峡与印度、阿拉伯商人做生意。

西欧商人的海上扩张，改变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以和平贸易为基调的特性，商业活动常常伴随着战争硝烟和武装抢劫。

十六至十八世纪，西方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扩大与中国的贸易，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由东南亚国家转向欧美国家，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

中国出口货物主要是丝绸、茶叶、瓷器，还有土布、糖、冰糖、麝香、大黄、鬼桂子、姜黄、朱砂、樟脑、明矾、铜、水银、锌、铁锅等。

从欧美诸国输入的是毛织品和棉花，此外还有银元、皮货、香料、药材、鸦片、玻璃器皿、玻璃镜、自鸣钟等。

（徐素琴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发祥地广州历来是南海沿岸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和南海交通枢纽。

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考察15至18世纪世界城市发展时就关注到广州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港口条件，认为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地点比广州更优越。

秦汉之际，番禺作为南越国的国都和岭南中心城市，是南海北岸著名的都会和舶来品集散中心，是能够成批制造内河与沿海航行船只的造船基地。

1982年，南越国“文帝陵”在广州市解放北路象岗山被发现，这里出土的波斯风格圆形银盒、两河流域工艺制作的金花泡饰、非洲原支象牙以及镂孔熏炉、乳香等，皆来自海外贸易。

繁荣的对外贸易，不仅奠定了广州作为南海沿岸的主港地位，而且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派遣使者从雷州半岛—北部湾沿海的徐闻、合浦等地前往南海地区，最远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这一时期，广州作为岭南中心城市和国内著名都会，与南海周边国家也有贸易往来。

《史记》介绍最有名的9个都会，包括邯郸、燕、临菑、陶、睢阳、吴、寿春、宛、番禺，其中把番禺描绘成“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

”《汉书》列举7个著名都会，包括邯郸、蓟、临菑、江陵、寿春、吴、番禺，并称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番禺，其一都会也。

”番禺居国内著名城市之列，其重要地位非其他港口所能比拟。

广州汉墓出土不少外国人形象的陶俑，正是当时东西方海上交往的见证。

可见，番禺不仅是南海贸易的主要港口，也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枢纽。

魏晋以后，随着东西方海洋贸易臻于鼎盛，一个以南海—印度洋为中心的规模较大的且组织完善的国际海洋贸易网络逐步形成并日趋发展。

广州与国内外市场建立起密切的商业联系，既是唐代西行贸易航线的起点，又是海外各国从海上进入中国的门户，“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

当时阿拉伯商人也注意到，商人云集的广州“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

故美国汉学家谢爱华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说：“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

”北宋平南汉，在广州派遣市舶使，后在明州、杭州、泉州、温州、秀州和密州等沿海港口各置市舶司，但“唯广最盛”。

南宋广州贸易仍甚繁盛，“收课倍于他路”。

元代泉州港的重要性超过广州，但广州仍然是南海北岸的主要贸易港口。

《大德南海志》记载，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40多个，从广州出发的航线可以到达东南亚、南亚、东非、北非以及地中海北岸的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

唐宋时期，中国海外贸易臻于鼎盛，许多管理制度在广州首创，继而向国内其他地区推广，贸易管理成就斐然。

例如唐代在广州首置市舶司，是中国外贸史上第一个专门机构，开创了古代海外贸易管理的新制度，为宋以后所继承沿用，至清代才为海关制度所取代。

北宋真宗年间制订的《广州市舶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法规，对后世影响甚为深远。

1314年，元朝颁行了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整和系统的海外贸易管理法规《延祐市舶法》，就是在《广州市舶条》的基础上制订的。

广州为我国古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传统的南海商道演变成联接全球的海洋贸易网络。

明初，宁波、泉州和广州分别设置市舶提举司。

广州负责对南海诸国的贸易，重返中国对外贸易首港地位。

在明朝，闽浙市舶司时置时罢，惟广州市舶司一直不变。

明中叶澳门开埠，与广州一起，居于连接全球海运航线的中心。

因此，广东在明代号称“天子南库”，是“在海外非常出名”的繁华之区。

1534年，葡萄牙人克里斯托旺·维埃拉（Cristóv?o Vieira）在广州发出的信说：中国规定对外贸易只能在广东开展，其他省区不准进行，因为广东比其他任何省区都更具有同外国人进行贸易的条件和能力。

信中还说，广东是中国最好的省区之一，这里的土地是“世上最富饶的”。

其实，正如维埃拉所说，给广东带来诸多名声的关键因素，就是“它毗邻大海”，广州是明代海外贸易的主要口岸。

清朝在沿海设置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等因素，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逐渐集中到广东，形成了以广州—澳门为中心的贸易架构。

1757年，清廷为抑制外商向北方港口扩大贸易的企图，遂将对欧洲贸易限于广州，即所谓的“一口通商”。

此后将近100年的时间里，直到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为止，一直执行这样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