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文地理学的传统

第一章人文地理学的传统

一、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过程

传统的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追溯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的德国“比较人类地理学”和法国的地理学文献中可以看到人文地理学的萌芽。20世纪前半叶，大多数的地理著作一直涵盖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内容，强调社会环境关系和区域变化，例如，北美的哈特向（Hartshorne,1939）的《地理学的性质》以及英国的伍尔德里奇和伊斯特（Wooldridge和East,1951）的《地理学精神和目的》，都覆盖了地理学的全部内容。

在1918－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地理学家对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专论越来越多。弗里曼（Freeman,1980）提出地理学的四分法，即：自然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他将区域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集合在一起，进行土地利用调查和居住类型，特别是聚落地理的研究。他引用福塞特（Fawcett,1934）对人文地理学的论述：我们还处在人文地理学问题的早期调查阶段，还没有达到完善的总结。人文地理学研究还处在搜集事实、建立假设的阶段，其中许多假设仅仅反映了发展中的不同阶段。

二次大战之后，人文地理学首先在英国得到快速发展，与自然地理学一样在科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区域地理学却遭到轻视。一时间城市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和工业地理学等分支学科开始受到相当的重视（Johnston和Gregory,1984）。

英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其他欧洲和北美国家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在某些情况下，后者甚至在学科的发展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例如，20世纪60年代瑞典地理学家图斯腾·哈格斯特朗关于北美迁移和扩散（Duncan,1974）的研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地理学家对德国中心地理论发展的“发现”（Johnston,1991a）等，对日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再如，在北美，人文地理学除了许多地方性创新外（Johnston,1991a），还有许多来自欧洲大陆的影响，区位的分析和研究就是明显的例证。城市地理学更是受德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影响，采用许多美国的城市地理资料，由迪金森（Dickinson,1947）和康岑（Conzen,1960）发展，并再把它介绍到英国去。

在20世纪60-70年代，许多人文地理学家受过战争的洗礼，热情地接受和发展地理学的数量革命，并提出了诸如区位分析和空间科学等分支学科。这个时期的主要文献（Haggett,1965; Morrill,1970; Abler等,1971；Chorley和Haggett,1965,1967）在“社会经济体系”主题下建立了包括关于人口学模型、社会学模型、经济发展模型、城市地理学和居住区位模型、工业区位模型和农业生产模型等。英国地理学家一直试图通过模型和（数量）方法来维持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之间的关系（Haggett,1972）。

然而，到这一时期，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虽然它们为了政治的和教育的原因而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保留在一起，共存于地理学系之中，有人甚至认为地理学是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机整体（Johnston,1983））,但是它们的性质已越来越分化了（Johnston,1986,1989）。

20世纪70-80年代，人文地理学有两个主要趋势：内部的专门化和哲学上的多元化。首先，内部专门化是人文地理学科迅速发展、寻求各领域在人文地理学中位置的结果（Stoddart,1967）。它主要反映在人文地理学文献与其它大多数社会学科具有广泛的联系，而且地理学家引证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论述远远超过其他社会科学家引证地理学家的论述。为了适应这些发展趋势，在人文地理学专业委员会会中又成立了专门小组，在各自范围内各自组织活动。在众多分支学科中，城市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借助区位分析和数量方法不断成长壮大，其它领域成长稍晚一些，陆续有社会地理学、复兴修正后的政治地理学、重构的文化地理学和一系列与社会－自然关系相关的领域，例如资源管理相继得到发展。其次，哲学思想多元化也反映了人文地理学家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其它社会学科的领域之中，例如，关于相关性、不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研究等。20世纪70年代对区位分析和空间科学的批评来自两个方向：一是用更普遍的历史学和人类学观点来反对实证主义的方法对个人和思想、价值和感觉（如位置感知）的研究，因为这些问题不能用数量描述的规则来评判；另一是批评研究中暗含的政治倾向和难以理解数量描述的意义。这

两支研究方向，分别被认为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和激进地理学，这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的地理学术成就由三种非常不同的学科方法所标注，或由三种不同的领域所组成：人文主义地理学与文化和历史地理学紧密联系，激进地理学与城市和经济研究相联系。

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地理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论研究和哲学思辩等都成为热点。一系列的出版物反映了20多年来内部专门化和哲学多元化的研究成果。皮特和思里夫特（Peet和Thrift,1989）将激进地理学的主要观点归纳总结成一套两卷本的著作，格雷戈里和厄里（Gregory和Urry,1985）以及沃尔赫和迪尔（Wolch和Dear,1990）编辑了关于促进社会空间结构研究新观点的论著，麦克米伦（Macmillan,1989）的著作主张维护数量方法，康巴亚西和麦肯齐（Kobayashi和Mackenzie,1989）的著作寻求促进文化地理学的重构（Jackson,1989）。

这一时期，人文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和许多其它学科一样，受到不断增长的存在价值的挑战，应用研究得到空前的发展，诸如空间分析、城市与区域规划、住房政策和房地产策划、商业和市场分析、旅游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等等。而其它一些有志于发展人文地理学科的地理学家则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人文地理学家应更多地投入研究如何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而不是急于改变这个世界（Johnston,1992）。

二、人文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近代以来人文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区域差异研究、人地关系研究、景观研究、区位研究和区域综合研究。

（一）区域差异研究

地理学，按照经典的定义，是研究地域差异(Areal Differentiation)的科学。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的1877年，玛斯(Marthe)就曾将地理学研究的领域描述成“事情发展在某地(the where of things)”的研究。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弗雷特·赫特纳(Alfred Hettner)多次用略有不同的“定义概括”阐述了这个概念。1898年他正式提出：“从最古到现在，地理学的明确主题是认识地理区域的相互差异(Die Erkenntnis der Erdraume nach ihrer Verschiedenheit)1。

（二）人——地关系研究

自1922年维达尔·白兰士(Videl de la Blache)的《人文地理学原理》(Principes de geographie humaine)问世以后，1923年H.H.巴洛斯(H.H. Barrows)就提出了地理学是“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的概念，把地理学定义为一门涉及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关系的社会科学。1925年，J.白吕纳(Jean Brunhes)的《人文地理学》( Geographie humaine) 非常强烈地反映了环境是地球表面上人们占有的最基本要素的观点。之后；索勒(Maximilien Sorre) 在他的《人文地理学基础》(Fondements de la geographie humaine)也表现了这种倾向。从其最本质的内涵而言，近代地理学的生态研究实质上是人地关系研究的继续。

(三)景观研究

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奥托·施吕特尔(Otto Schluter)认为，景观是一个区域结合的外貌单元，地理学的中心正是对这些可见景观的研究(Landscape study)。1960年他首先把可见景观引申为地理学的概念。1925年，美国卡尔·苏尔(Carl O. Sauer)教授发表了《景观形态学》(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著作，他把一个地区的景观分成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他认为，在人类进入以前的区域原始景观(the Original landscape)是自然景观；而文化景观，则是由人改变的景观。苏尔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用形态学方法(morphological methods)把自然景观的分析转化为文化景观的研究。继之，一系列的人文景观

1(美)R.哈特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黎樵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4月再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