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范式

信息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范式

（《中国哲学年鉴》版）

刘钢

中国科学技术哲学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进入21世纪，许多研究者都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积极寻求新的理论生长点，以适应新时代迅猛发展的科技进步和学科发展的要求。关于信息哲学的探索就是其中最具特色的方向之一。“信息”的哲学问题由来已久，但却一直未能引起哲学界的真正重视。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兴起，对于信息的问题也开始重新进行了审视。“信息世界”是一个新近发现的世界，对它的认识和理解还很不充分，而对于它的研究目前仅仅是刚刚起步。但由于“信息”与“计算”紧密相关，所以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非常快，成果层出不穷。

一、信息哲学：一个新的哲学范式的提出

中国关于信息哲学的研究工作始于1994年由刘吉主持、金吾伦参与并承担主要任务的“信息高速公路的社会影响”这个课题。它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重大项目，而且也是中国关于这一领域的全方位研究。这是美国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宣布建设国家信息基础结构（NII，俗称“信息高速公路”）后不久，中国开始的第一个关于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哲学、思想观念等影响的综合性研究。在今天看来，尽管信息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但回过头来再看这项研究工作的确具有前瞻性的意义，可以说现在所实现的一切，均在10年前便做出了研究和展望。它为中国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政策咨询，尤其是为中国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即以信息化带动的、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工业化的道路，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1997年初，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集在京的有关信息专家在电子工业部开会；由金吾伦为中央办公厅写一个报告，题目是：《21世纪信息化的特征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该报告于1997年10月完稿。后来“信息高速公路的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于1998年以《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1]为题出版。刘吉在该书“序言”中把这项研究成果比做是“一颗铺路的石子”，对于中国的信息化建设而言，确是肺腑之言。这个课题实际上也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这个学科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突破口。1998年，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信息化的哲学基础研究”[2]则对信息的哲学本质进行了探讨。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了B类重大课题“信息哲学研究”，对国际上提出的“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简称PI）思潮进行研究。2004年，在中国哲学大会上提出信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新范式。[3]

国际哲学界于2002年提出了“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把“信息”这个科学的概念纳入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从而确立了信息哲学这门新兴的、工具驱动的和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独立哲学学科。我

们在第一时间内将这方面的成果介绍到中国，[4][5]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了研究和分析。[6][7][8]信息在哲学上作为一个“事后追认先驱”的概念，反映出人们已经承认其在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作为一个基本观念的地位。尤其是所提出的“信息转向”（information turn）有它的合理性。在西方哲学中已经发生了几次大的“转向”，譬如说从存在转向知识的认识论转向，以及发生在上20纪中叶的语言转向。自从20世纪的最后25年以来，信息的地位凸现，在新世纪伊始提出了信息转向。信息哲学强调“信息转向”无疑使其成为“引导性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而非“认知性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认知性哲学”更关注“什么”，主要将哲学作为一种追求建立知识体系的活动。而“引导性哲学”却是对“如何”的探讨，也就是说，它不仅将人们的兴趣引导到一个特殊的领域或方向上，而且更加关注如何利用信息改变这个世界。因而，无论是在哲学的深度和广度上，“引导性哲学”都要高于“认知性哲学”。因此，在新的世纪中要特别关注“引导性哲学”。[9]

二、“信息转向”是哲学传统的转换

在哲学史上，任何一个哲学流派，都要在哲学传统上找到自己的思想脉络，如果没有传统，则难免没有收摄而行之不远。以信息哲学为基本框架的转换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换的映现。而从哲学史的角度看信息哲学，则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大传统的转换。那么这个大的哲学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

通常，西方哲学史有两种讲法，一种是教科书式的顺哲学史讲法，一种是按哲学传统的讲法。传统的顺哲学史一般都以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经由康德的综合而成。然而，康德（Immanuel Kant）发明的观察哲学史的方法对莱布尼茨（Gottfried W. von Leibniz）的处理则有些偏颇。正如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指出的，在莱布尼茨所处的那个年代，他正面临“以神学唯心主义为一方和以原子唯物主义为另一方的两种对抗的观点，是欧洲思想从来未能成功解决的二律背反。”[10]，莱布尼茨是从新儒学引入了新的有机论的世界观来综合当时的分裂。因而，“把他纳入康德的框架则总是遇到特殊的困难。”[11]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在于莱布尼茨的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确实属于包含东方观念的“另类”。牟宗三在其晚年曾重新将西方哲学做了一番梳理。他特别强调西方哲学有三大传统：柏拉图传统，康德传统以及莱布尼茨－罗素传统。[12]实际上，这三大传统大致可以概括为古典传统、现代传统和形式传统。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形式传统，“由莱布尼茨开出一个骨干，往下贯至罗素。这种讲法是大家不十分熟悉的。”[13]因为人们大都根据上述大为流行的“顺哲学史的讲法”来理解西方哲学史。牟宗三的这种归纳可以说是独辟蹊径，“以叙述骨干来看西方学问的精彩”，[14]即把莱布尼茨从康德的框架中释放出来，以形式传统为主线将欧陆与英美哲学传统进行整合，以此为核心“把莱布尼茨提出来由其讲逻辑、数学而发展到罗素，这便形成一个大传统。”[15]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对莱布尼茨的工作评价很高，他说：“假如我必须为控制论从科学史上挑选出一位守护神，那就挑选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的哲学集中表现在两个密切联系着的概念上：普遍符号论和推理演算的概念。”[16]显然，科学家认为莱布尼茨的贡献主要在于“普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