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素质教育与大学生的文化成人

科学文化素质教育与大学生的文化成人程钢北京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一．什么是科学文化素质？何为科学文化素质？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包含科学、文化、素质三种成份。

科学代表了人类征服自然所作的努力。

为了征服自然，科学将自身摆在与自然对立的位置，并尽可能地将自身与自然（其中也包括人的日常生活）区分开来；更具体说，科学发现了一套独立的符号体系，最具代表性的是数学符号，它不同于日常生活所用的语言。

而文化则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中介物，它是人类最重要的创造物。

无论是人与人，还是人与自然，它们必须藉助于文化，才能相互关联、相互作用。

因此，不存在任何不包含文化因素的人类活动，人类的一切理解活动中都渗透着文化。

理解的关键在于文化背景。

关于素质，迄今已有很多的讨论。

我们尝试将其界定为人在长期成长过程中不断建构、解构、再建构的经验过程。

因此，科学文化素质一词包含三种成份。

其中，科学指向人为建构的世界，它最不容易理解。

而素质的形成与日常生活具有紧密的关联，因而比较容易理解。

而文化则是从不理解通向理解过程的必要条件。

需要指出，素质不是一种静态的累积物，它既是与日常生活具有紧密关联的经验过程，同时又是这种过程累积产生的结果。

作为结果，往往被称作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身体心理素质；但是，素质一词还代表过程，这是它更为重要、但却时常被人忘记的方面。

从这方面看，素质还表现为建构-解构-再建构的动态过程。

在此过程中，素质所建构的不是单纯的科学知识，而是纯科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经验相互关联、相互沟通的路径，这一路径也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人的成长与发展而不断加以修正的。

因此，所谓科学文化素质，指的是将科学经验与人的日常生活经验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动态积累的过程。

二．文化成人“成人”一词出自《论语》。

子路问“成人”。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篇》第12章）这段话是我们探求“成人”一词确切解释的最原始的文本。

它分为两段，分别提出了两种成人的标准。

一为“今之成人”，另一自然是“昔之成人”。

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无过于孔子以“今之成人”否定了“昔之成人”。

不妨说，孔子提出了两个方案，并且以“今之成人”否定了“昔之成人”。

在“昔之成人”中，孔子列举了若干人，每人都有某一特殊的品德或才能，如“知”、“不欲”、“勇”、“艺”。

孔子希望将这些人的优点整合为一体。

但孔子很快否定了这一设想。

而是提出了后一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只有几条具体的道德要求。

前后方案的根本差异在于所提道德或才能的属性不同。

在“昔之成人”中，有两套美德（道德或品德）。

一套是自然美德（如“勇”、“艺”），另一套是人为美德（如“知”、“不欲”）。

所谓自然的美德，是人类长期以来一直流行的朴素美德，如勇敢与才华。

而在春秋时期，与道家的崛起相伴随，人为的美德也开始兴起，以退隐、寡欲为特征的美德也开始流行。

这种美德的特征是否定人们朴素的美德直觉，以智为中心，以安全为基本点。

例如臧武仲全身避祸的智慧。

孔子认识到，如果人们只信奉其中的一种，无论是自然的美德，还是人为的美德，人们在精神上都没有困惑（姑且不论其实现的难度如何）。

但要将这两类道德调和到一起，却是相当的困难。

因此，孔子否定了以前的方案。

此即：“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何必然”的常见解释是何必这样高。

我们认为，或许将其解释为何必这样更为简明有力（不是高，而是难的问题）。

孔子突破了旧的美德，提出了新的成人标准。

在新的美德方案中，孔子提出的都是新型的美德，这些美德存在于传统体系之中，但只有在新的美德体系中，它们才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这些道德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一套新的美德。

在上述短短的一章中，孔子实际上提到了三套美德。

前两套是相互平行的独立体，它们相互反对，但在孔子看来，它们各自走了一个极端。

因此，新的“成人美德”，既要超越自然美德，也要超越人为美德，它是一种创新（孔子以今之成人表出），但这种创新并不是对两者的绝对否定，事实上无论是自然美德，还是人为美德，孔子都是心怀敬意的。

更恰当地说，它是对前两者的综合与统一。

朱子将成人解释为全人。

《论语集注》云：“犹言全人”。

朱注影响极大。

当代学者杨伯骏根据朱注，将“成人”直译为“全人”。

但是，这一解释颇值得商榷。

“成人”并非“全人”。

人不是神，不可能面面俱到，绝对完美。

所谓成人，是一种动态的能力，不是静态的结果。

这是一种在一系列二元对立、难以全面兼顾的能力与品格之间取得平衡的能力。

这种平衡并不是没有目标的求其平均，而是在权衡对立双方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个性与自我的过程，这也同时是扬弃对立双方、对旧的自我进行升华的过程。

从现代视野看，孔子所说的成人即为文化成人，它也是孔子仁学的重要内涵。

成人概念的复杂性表现为它的动态变化特性。

这与《周易》的“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相通的。

这一动态变化的方向是由已知通向未知、由不成熟通向成熟，而且，未知与已知、不成熟与成熟之间混融贯通、没有绝对明确的界限。

这种动态变化特性，既是历史文化的本质属性，也是个体文化成长的根本特征。

这是个文化自我不断更新的过程。

三．科学与大学生的“文化成人”我们所说的大学，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新兴的大学。

这类大学与此前的大学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个变化表现为，这批新兴大学都必须严肃对待科学技术的存在。

在此之前，以经典人文文化为代表的人文学术与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两大知识生产部门，基本上以人文学术为主，在此之后，则是以科学为主。

现代大学的知识表现为信息量巨大、关系繁杂、充满冲突、深奥晦涩的知识集合，这些知识来源复杂，线索众多，相互纠缠，其背后的世界图景、价值预设各不相同。

当然，其中最关涉全局的矛盾，是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

在大学教育中，理工学生不理解人文，人文学生也不理解理工科，双方处于隔阂不通的状态，对19世纪以后的现代大学具有极大的影响。

在现代大学内,出现了人文与科学的分野甚至是科学与人文之争。

这种分野与论争最先出现在具有深厚人文文化传统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

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伊·沃勒斯坦指出:“从那时（指19世纪）起,大学就成了文科(人文科学)和理科(自然科学)之间持续紧张的主要场所;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现在被界定为两种完全不同、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认识方式。

”进入20世纪,科学技术取得一系列新的突破,新的学科不断出现,学科的分工日益精细。

人文学者与自然科学学者加速进入各自的“隧道”而难以沟通。

1959年,英国具有作家和科学家双重身份的C.P.斯诺提出了“两种文化”的问题，指出了现代文化普遍存在的困境: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隔阂、互不理解的状态及其危险性。

在现代大学里，存在着古今内外之争。

其中，人文学术往往代表着古与内，而科学往往与今与外相关联。

在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面对古今内外的二元对立。

而这种二元对立的格局便成为大学生文化成人过程中必须克服与扬弃的异己因素。

大学生文化成人的关键因素，是要应对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的挑战。

科学技术作为巨大的外在力量，正深刻地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

忽视科学技术这一巨大外在力量的存在，既不可行，也不可取。

但完全听从这种外在力量的支配与驱使，将失去文化上的自我，无法文化成人，将进一步加剧自我与外在因素之间隔阂不通的相互不理解状态，同时也无法使科学技术这一外在力量的发挥为人长远的根本利益服务。

因此，如何使得人类心灵能够与科技和谐相处，而不是完全受控于科技，这是当今文化成人的核心话题。

同时，这也是我们开展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指导原则。

因此，文化素质教育包含有两翼。

一翼是对大学生（更多是对理科生）进行人文教育。

从操作难度上讲，它相对较易。

这主要是由于人文学科比较贴近生活经验。

另一翼是对大学生（更多是对文科生）进行科技教育，这相对较难，其原因也在于数学经验外在于日常生活。

尤其是数学，在许多情形下甚至与日常语言的属性相反（参见古希腊的芝诺悖论）。

科学是现代世界的本质特征，但科学技术同时也表现为外在于日常生活的力量巨大的异已存在。

如果不能够与科学世界之间取得相互的理解与和解，很难说大学生实现了文化成人，很难说他们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在文化不成人、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不可能是全面发展的人。

四．清华大学的实践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始自近代国耻庚子赔款，因此，清华的早期历史上一直有一股强烈的国耻意识，并将其转化为科学救国的动力。

1920年代清华成立国学院，特别声明办院宗旨是提倡科学（指人文科学，不同于传统的人文学）。

1930年代，清华创办工学院，并迅速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52年，为了适应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清华大学调整为多科性的工科大学。

进入20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逐步恢复人文学科，其最初的目的主要是为广大的理工科同学进行人文教育。

随着文科的发展，人文学科在学科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学校仍然强调，人文学科的发展要惠及广大同学的成长，我校较强的人文师资力量要在文化素质教育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校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主题是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

围绕着这一主题，我校主要开展了如下的工作。

其一，深入探讨大学理念，力求更科学、更全面地认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在现代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以“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为主题的高级研讨会。

2001年，顾秉林校长（时任副校长）指出：“没有一流的人文教育，就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人文素质与科学素养密不可分,只有人文与科学的最佳结合才能不断创造出科学奇迹.重视人文教育是老清华的传统,拥有一支文理兼备的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是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关键.”2008年10月，顾秉林校长在“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上发表题为“促进人文、艺术、科学教育的融合，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的演讲。

顾校长指出，科学、人文与艺术虽然都有自己的哲学属性和方法论，但是它们都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担负着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科学、人文与艺术的共同目标——真善美。

科学、人文、艺术教育的融合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是高水平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

此外，胡显章、张岂之等人多次撰文讨论这一论题。

例如，胡显章等撰文指出：“大学应当成为孕育‘第三种文化’的摇篮。

”所谓第三种文化，有三方面的涵义：超越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促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超越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克服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二元对立，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渗透、相互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