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的宪政思想述评

戊戌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的宪政思想述评一、导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开始涌入中国，瓜分蚕食，大肆掠夺，划分势力范围，导致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危机，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救亡图存，自强复兴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魏源、严复、康有为等关注的首要目标。

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旨的洋务运动随之兴起，虽然期间也有严复“体用一体”说，即“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正如“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所揭示的，洋务运动主要关注的是器物层面学习西方，意图单纯在“坚船利炮”等近代物质科学技术层面迅速赶上西方列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最终的破产。

甲午战争也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普遍觉醒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不可否认的是，鸦片战争也催生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观念的萌芽，伴随着国门被迫打开，西方启蒙思想家宣扬的诸如人权、民主、宪政、自由平等等思想也得以引入并传播，中国传统封闭的、自足的思想文化体系受到西方异质文化的激烈冲击。

守旧还是维新？日益成为摆在关注国家命运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前的现实课题。

上述为康有为宪政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康有为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也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家。

综合来说，笔者认为康有为宪政思想的形成有三大渊源：1、中国传统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经学思想；2、所谓“择法俄日以定国是”，以人权、三权分立、宪法、议会、民主等语汇体系构成的欧美近代政治思想；3、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尊王攘夷”、“文明开化”等思想。

康有为宪政思想，打着中国传统经学的深深烙印，同时受欧美、日本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既有中国古代经学的底蕴，也附丽着西方近代文化色彩。

虽然今天有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其人其学提出尖锐批判，认为康有为宪政思想与原汁原味的西方宪政思想旨趣大异，仍限于“尊人主，对于真正的民主宪政，均不能提出具体而更丰富的内容”1，但谁也不能质疑他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探索中为挽救国家危亡奔走呼号的先驱式人物，也不能否认他为西方近代宪政理论中国化实践所作的悲剧性尝试努力。

康有为推动的戊戌变法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宪政思想对此后的清末立宪运动产生巨大影响，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二、康有为宪政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源宪政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产物，自1215年英国制定大宪章开始，到鸦片战争止，西方宪政运动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但对中国来说，宪政思想则是一个舶来品。

西方宪政思想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1875年基督教会在上海办的《万国公报》，其介绍西方宪政三权分立，精义在于“分权制衡”，并第一次把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完整地介绍到1胡春惠，《民国宪政运动》，正中书局印行，1978年1月。

中国。

我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无疑受到这些学说的影响。

如严复认为西方强盛的原因是他们建立了一套民主制度，“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郭篙焘认为：“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薛福成出使西洋考察各国政体后写道：“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另外一些维新思想家还论述了民权与国权的关系，认为只有人民有人权，“合一国之心以共治”，国家才能强盛起来而不受外国列强的欺侮。

康有为的宪政思想正是在吸收其他维新思想家的相关思想后建立起来的。

康有为虽然受西方各种学说的影响，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儒家学者。

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无疑是其宪政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渊源，但当时翻译传入中国的西学书籍很少，康有为感叹“中国西书太少”，他只能以极其有限的西方政治理论为支点，转而去挖掘中国传统儒家经典的思想资源。

1、今文经学的载体作用康有为世以理学传家，自幼学习儒家学说。

康有为的老师朱次琦，认为读经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

康有为从朱次琦治经学，偏好《周礼》，对于《周礼》、《说文》、《尔雅》等古文经典，反复研习。

由此可见，他早年持古文经学的立场。

1888年他以布衣身份第一次上书皇帝，主张变法。

上书的失败，康有为饱受讥讽。

但他很快发现古文经学训诂考据之学与他济人救世的目标差距甚远。

1890年春，康有为在广州会见晚清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并受其启发转而尊崇今文经学。

康有为1891年刊行的《新学伪经考》，标志着他的经学立场逐渐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变。

梁启超称该书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打破了千年来人们对古文经典的迷信，解放了思想，为其变法理论的提出开辟了道路。

2、中国传统的“变易观”成为理论起点康有为治今文经学，采纳中国传统哲学的“变易之义”,以改制言《春秋》，首先把孔子推到历史的前台，说明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至尊地位及其思想的不可怀疑性，“天下之所宗师者，孔子也”，同时也为改变社会现状而建构理论范式，即变易观、进化观和大同理想，“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

他说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是《周易》和《春秋公羊传》：“人不能有常而无变。

昔孔子之作《六经》，终以《易》、《春秋》，《春秋》发明改制，《易》取其变易，天人之道备矣。

”他发挥《周易·系辞下》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意义，认为“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墨守旧法陈规只能导致治理的失败。

在《上清帝第六书》中，他认为“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同时，他又主张“全变”，“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这是康有为结合中国传统哲学的“变易之义”为维新变法立论。

3、“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变易观”是康有为宪政思想的理论起点，立足点在“破”，在融合中西基础上提出的“公羊三世说”，立足点在“立”，由此奠定康有为宪政思想理论大厦的基石。

变法前夕他写作《孔子改制考》，创造性地把中国今文经学“三世说”，《礼记·礼运》中“小康”、“大同”说及达尔文自然进化论（康氏在自述年谱中确信“人由猿猴变出”）糅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特的“三世说”，即“据乱者，文教未明也；生平世，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

”并认为“今当进至生平”以使“君与臣不隔绝而渐平，贵与贱不隔绝而渐平……”，由此一切政治改革只能“循序而行”，其实质就是主张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4、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的启发作用康有为曾游历香港，自述“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夷狄视之”2，“尽释故见而大讲西学”。

通过阅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购《万国公报》，以及日本传入的《法兰西革命史》等初级读物，康有为对西方宪政思想、人权等观念有了一些认识。

康有为早年的西学成就，主要体现在1894年开始编写的《大同书》。

其中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世界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

这当然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空想。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泽东1949年说）。

但其大胆宣称“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

为证明人与人平等，他又一次挖掘中国古代思想资源。

在其《孟子微》卷一中说：“人人有是四端，故人人可平等”，“夫人类之生，皆本于天，同为兄弟，实为平等自立”。

在《礼运注》中说，“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

他还把实现平等与救亡图2康有为，《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

存的时代主题联系起来：“凡多阶级而人类不平等者，人必愚而苦，国必弱而亡，印度是矣。

凡扫尽阶级而人类平等者，人必智而乐，国必盛而治，如美国是也。

”当然这些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简单比附，显得颇为激进、肤浅、极端平均主义而非理性主义。

康有为找到了今文经学的“旧瓶”载体，融入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的“新酒”，“旧瓶”装“新酒”的关系就构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宪政思想体系。

不难发现，这种宪政思想已经陷入固化的模式中，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变成庸俗政治进化论，缺少了科学的禀性。

不管时代风云如何变幻，就像梁启超评价其老师所言“有为太有成见”，康有为一旦形成了其宪政思想体系，就一生“固执”持守这种思想，未曾动摇，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后，已无皇可保，其宪政思想才有所调整为虚君共和，足见其思想的一致性和强韧性。

三、康有为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康有为的宪政思想可以一语概括之：“以富强为体，以宪政为用”。

在“体用”模式下，宪政服务于康有为忠君爱国、救亡图存的济世理想。

康有为宪政思想是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综合来说，其主要内容及总体特征如下：（一）康有为主张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所谓君主立宪，是指用宪法来约束君主权力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

康有为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概括为：“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

”可见康有为把制定宪法作为变法的根本要义，这是同传统的人治思想有很大差别的，也看到了宪法在近代政治文明中的核心作用。

（二）康有为反对暴力革命及在当时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康有为坚决反对在当时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反映了他以独特视角论证的社会发展循序渐进，不能越等发展，否则必定大乱的思想。

他说：“《春秋》，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

据乱则内其国，君主专制世也；升平则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之世也；太平则民主，平等大同之世也。

”并认为“今日据乱之世也”，“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法国其已然者也”。

3康有为研究法国大革命，认为法国由于革命“流血遍全国”，“绵祸80年”，“路易十六，君后同囚”“身死国亡”，这是法国革命的“惨祸”，“统计欧洲16国，除法国为革命，其余10余国，无非定宪法，无有行革命者”，所以中国没有暴力革命的必要，并攻击倡导暴力革命者“无病学吟”“引刀自割”，康有为断言“仆审内外，度时势，以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共和革命”。

（三）康有为主张的权力分配改革方案分权理论源于西方，目的是保障人权，主张权力的横向及纵向分立和制约。

康有为接受这种理论，并试图以此改造中国社会。

他说：“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

”“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为政府，出纳王命”，而唯独缺少立法机关，“今欲改行新政，特开立法院于内廷，选天下3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摘录。

通才入院办事……”4康有为对三权分立制的论述不多，今天看来其理论无疑是比较肤浅的，其中还有明显的错误。

如梁启超所言“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的君民合治模式。

（四）康有为主张的代议制康有为提出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实行代议制，“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预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

”5从其设想的代议人选范围来看，他注意到了社会各阶层利益，有利于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变法，减少变法阻力。

但他又认为“民智未开”“政党人才不足”“守旧盈朝”而国议院“未可先开”，要待到“宪法大成，民气大和，人士知学，上下情通”之后再开国议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