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的亚洲安全困境及其选择

郑永年:中国的亚洲安全困境及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开放，中国都把政策的重中之重放到了经济发展。

到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国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战略（无论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还是军事意义上的）处于次要低位。

在改革早期，中国强调军事现代化要为经济发展服务，外交也要为经济服务。

这些年来，尽管随着经济崛起，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也在加快，但经济现代化仍然是主题。

从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再次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原则来看，这个主题还会继续。

尽管中国的这种政策选择主要是关于中国的内部发展，但对国际关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是有效地遏制了国际政治中称之为“安全困境”的问题浮上台面。

这里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中国的开放政策既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西方国家。

中国实行“请进来”和“接轨”政策，不仅主动向西方打开自己的市场，而且愿意改革自己的制度和国际体系接轨。

这种通过和世界融合的政策，促使中国的高速发展。

如果没有这种融合，很难想象中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同时，这些做法也让西方感到放心。

反映到国际政治面，在“请进来”和“接轨”这两个阶段，中国和西方没有发生具有根本性的冲突。

从本质上说，经济上的互动较之战略和军事上的互动，更能表现出双赢局面。

第二，从邓小平到当代，和平发展是中国国际政治的主体意识形态，并且明确表现在政策主题中。

在邓小平的时代，中国提出和平与发展。

中国不仅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政治的主题，而且也把此看成是中国的发展机遇。

这个主题到现在并没有变化。

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近年来又提出“和谐世界”。

尽管提法上有些细微的变化，但主题是一样的。

需要指出的是，和平的主体意识形态和政策主题，不仅仅是说给国际社会听的，而且也是中国本身努力的目标。

第三，中国的选择创造了中国本身和其它经济体的互相依赖。

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没有步其后尘，主要是因为这个选择。

中国和世界上的各个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欧洲和亚洲的经济体之间，都表现出相互依赖的特性。

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尽管不能完全消除安全困境，但可以有效减轻安全困境。

如果发生军事冲突，那么各国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远较没有相互依赖的情形高。

不管怎样，成本会促使各国趋于理性。

因为和平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题，中国本身对国家安全困境的担忧也并不很大。

在国际面，能够造成中国安全困境的主要是美国因素。

但过去的数十年，中国有效地减少了美国因素所能导致的安全困境的恶化。

除了经济上的互相制约外，在其它很多领域，例如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等，中国和美国建构了很多沟通管道。

此外，美国很多年里的战略重点在反恐战争，也是美国难以为中国构成安全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就是中国所说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利用这个机遇期，不仅发展自己的经济，而且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经济“走出去”，尤其在东南亚国家。

中国的安全困境来自美国但是中国的安全困境最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剧变。

首先是周边环境因素的急剧变化。

在朝鲜半岛，从“天安号”事件到近来的炮击事件，情形每况愈下。

和日本，东海油气田和钓鱼岛问题由来已久，但撞船事件不仅使中日关系再次紧张起来，而且也正在导致日本对华民族主义的转型，从长远来说，对中国非常不利。

在南中国海，越南等国对中国的担忧日益加深，并开始采取行动，主要是邀请美国的卷入。

实际上，在所有周边问题上，已经呈现出一种大国政治化的趋向，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剧增。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因素。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传统安全困境，主要来自另一国的军事和战略威胁。

反恐战争改变了国际社会的传统观念。

在很长时间里，各国都把战略的重点放在非传统安全上，包括恐怖主义。

但这些年的经验表明，和传统安全一样，非传统安全也势必成为一种常态。

美国已经意识到，反恐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个结果；美国不能因为非传统安全而忽视传统安全问题。

一旦美国战略转移到传统安全问题，中国就立即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美国开始改变策略，从反恐战争中脱身，把其战略移向今天美国传统安全的中心，即西太平洋地区。

较之中国，在传统安全问题上，美国历来就是一个行动导向的国家。

日本民主党鸠山政权试图追求和美国较为平等的关系，美国轻易地很快使鸠山政权垮台，民主党现在实行甚至较自民党时代和美国更为紧密的安全战略关系。

美国又成功利用“天安号”和朝鲜炮击韩国事件、钓鱼岛问题，强化美、日、韩联盟；也利用南中国海问题“返回”东南亚。

美国转向传统安全，必然加剧中国的传统安全困境，也即被“围堵”、“遏制”、“战略威胁”等国际关系认知。

当然，安全困境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国与国之间互动的结果。

因此，也应当看到，中国内部一些因素的变化，也在改变着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对中国的安全认知。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本身的军事现代化也在加快。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必须的，没有足够的国防力量，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就很难持续。

尽管如上所说，中国的战略和军事考量不可取代经济的优先地位，但战略和军事必须跟上。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贸易大国，无论进出口或是越来越多需要保护的海外利益，都要求中国的战略走出去。

中国的这些变化导致了周边小国的担忧，希望其它大国来平衡中国力量。

在很大程度上说，美国是被“邀请”回来的。

中国可以决定竞争的战场这就给中国的大战略选择提供了一个困局，即如何在经济竞争和战略（甚至军事竞争）之间作一选择。

一般意义上，经济竞争是良性的竞争。

在全球化环境中，经济竞争往往导致相互依赖，培养相互的互信。

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不仅是一个双赢游戏，而且对其他国家也有好处，因为竞争表明中美两国需要为其它国家提供更好的经济服务。

中国和亚细安经济关系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在中国和亚细安开始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的时候，日本很紧张，认为这对日本带来竞争。

日本（后来的韩国）都在亚细安区域加强了和中国的经济竞争。

但是这样的竞争不仅没有产生任何问题，而且促成了东北亚和东南亚两大区域经济的整合。

现在美国“重回”亚洲，如果也加入这个经济竞争行列，那么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只要全球化不倒退，美国和中国站在同一条经济轨道上赛跑，不仅会增加两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而且也会使得很多其它国家受惠，更会促使其他经济方面（如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进步。

尽管经济竞争有一个国际政治中所说的“相对利益”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可控的。

但是，战略竞争尤其是军事竞争就不是这样了，它更多的是一种零和游戏，或者你死我活的游戏，因此是恶性竞争。

如果中美两国进行军事和战略竞赛的话，那么不仅两国关系有可能发展到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关系模式，也会使得其他国家受到负面的影响。

军事和战略竞争是一种互不安全的竞争，只能加深各国的安全困境。

对中国来说，面临的问题是：是要坚持在经济跑道上，拉美国进入经济跑道？还是在不同轨道上和美国赛跑（即中国在经济跑道上，美国在军事战略跑道上）？还是被美国硬拖到战略和军事跑道上？美国战略移向西太平洋是否表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结束？如果从中国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来看，那么答案是肯定的。

但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就实力来说，已经不再是被动的角色，被动地接受他国提供的“战略机遇”。

相反，中国已经有能力来主动创造“战略机遇”，就是说，中国有自己的选择。

因此，中国应当主动，不应当被动地被美国拉入军事和战略竞争轨道。

中国军事现代化要进行，但经济建设仍然需要居首位。

不管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不可把战略放到首要地位。

这样就可以避开美国。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在经济上遭遇很多问题，复苏比较缓慢。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和中国竞争过程中，美国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向其非常强势的军事力量。

如果中国不当心，被美国拖入战略或者军事跑道，从长远来看，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美国的“敌人”。

而中国一旦成为美国真正的（而非像现在那样的“想象上的）“敌人”，其就会做方方面面的动员来应对中国，就像从前对付苏联那样。

那么，世界又会重新回到冷战模式，即美国和苏联式的相互对峙和威胁。

中国不仅要避免被拖入军事战略竞争轨道，而且要主动拖住美国，让其停留在经济跑道上。

在经济方面要继续深化和美国的合作。

贸易、人民币、气候等等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合作还有很大的空间。

经贸方面两国间尽管也存在冲突，但都是可以控制和解决的。

对中国来说，在这些方面必须防止两国经贸关系被一些既得利益集团所挟持。

再者，中国也应当在那些促使美国转向传统安全跑的领域做更大的努力，减少美国的传统安全困境，或者减少美国转向传统安全的理由。

例如在朝鲜问题，中国要有更大的作为来约束朝鲜的行为，不让其再作非理性的挑衅。

在南中国海问题甚至钓鱼岛问题上，中国要改变思路，从目前的双边关系，战略性转型到多边构架内的双边协商。

尽管多边不能保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但可以对这些问题有效管理和控制。

总而言之，中国在亚洲的安全困境不仅仅是美国的选择问题，也是中国自身选择的结果。

美国现在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主导世界。

尽管美国的选择会深刻影响中国，但必须明确的是，中国自己的选择也同样重要，中国的选择不仅决定自己的未来，也会对国际政治的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