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课时代特点鲜明的明清文化

第21课时代特点鲜明的明清文化（一）雄伟的北京紫禁城和明长城北京城，课本用一句话说明它的地位：古代城市建筑的杰作。

《世界城市建筑简史》是2007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西隐，王博。

《世界城市建筑简史》以史前城市为起点，以现代城市文明为终点，包括史前城市、中东城市、远东城市、欧洲城市、中世纪城市、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自由资本主义后的城市和现代城市，讲述整个世界城市建筑的发展及相关历史故事，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对世界城市建筑的历史进行全面诠注，特别对世界名城如罗马、雅典、耶路撒冷、科隆、开罗、君士坦丁堡、伦敦、巴黎、佛罗伦萨及中国开封、苏州、西安、南京、北京等城市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有着详细描述，勾勒出世界城市发展演变及人类发展的历史基本面貌，使读者明晰世界城市建筑史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紫禁城是世界建筑之林的瑰宝。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筹建北京宫殿城池，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告成”，历时15年，正式定都北京。

明代的北京城也就是元大都城的改建，北墙南缩5里，南墙向南展出2里，成为东西向的长方形。

重建了宫城和皇城。

规划思想早期的中轴线理念是十字轴线对称，西汉长安受黄老无为思想的影响而形成了无轴线理念，到了魏晋唐长安时期受皇权的影响形成了“宫殿前导型”，经过宋朝汴梁、金朝中都到了元朝大都，正式形成了“前朝后市”型，这个中轴线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政治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最后形成整体贯通是在明清时期。

在历代都城中，唐朝长安中轴线最长，为8.65公里，除去宫殿，实为7.16公里。

洛阳虽贯通南北，长6.8公里，但偏于一侧，所以说整体贯通的中轴线最长的是北京中轴线，总长7.86公里。

紫禁城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

紫禁城占地72万平方米，城墙高10米，四面各开一门，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环绕。

总体布局以轴线为主，左右对称；根据朝政活动和日常起居的需要，分为南北两部分，形成了宫殿建筑外朝、内廷的布局。

外朝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和朝廷处理政务的地方，建筑气势雄伟，体量宏大。

外朝区域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周围廊庑、门、阁、楼等合成宽广开阔的庭院，占地面积80000平方米。

三大殿区的东边设文华殿，西设武英殿，横向排列。

内廷区域以皇帝、皇后居住的乾清、坤宁宫为中心，妃嫔居住的东西六宫，皇子居住的乾东、西五所，皇太后居住的慈宁宫、寿康宫、寿安宫，太上皇居住的宁寿宫，形成多座院落的组合。

长城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自西周时期开始，延续不断修筑了2000多年，分布于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土地上。

特别是自秦始皇以后，凡是统治着中原地区的朝代，几乎都要修筑长城。

计有汉、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都不同规模地修筑过长城。

明长城明朝建立以后，退回到漠北草原的蒙古贵族鞑靼、瓦剌诸部仍然不断南下骚扰抢掠；明中叶以后，女真族又兴起于东北地区，也不断威胁边境的安全。

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在明朝的200多年统治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工程。

修筑明长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御北方蒙古游牧民族统治者的骚扰。

明朝自始至终对北方防务的建设非常重视。

长城、关隘、墩堡的修筑工程，在明朝的 270多年中几乎没有中断过，逐步形成了“九边”分区防守，分段管理和修筑长城的制度。

明代在军事上抵御少数民族的侵扰，在经济上促进了边疆经济开发，政治上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而明长城是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最大，防御体系和结构最为完善的长城工程，它对明朝防御掠扰，保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开发边远地区，保护中国与西北域外的交通联系都起过不小的作用。

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高度成就和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古典科技巨著的出现、古代医生从小就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州县行医者一般毕业于中央卫生院并通过考核有执照，而且古代有“不成良相，便为良医”的优良传统，视医术为“仁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

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古代交通不便，老百姓看病不像今天，很容易去省城，一般去附近民间诊所，于是，对“口碑差”的医生，老百姓马上能用脚投票，根本无法生存，因此，除了技术原因外，故意乱用药、过度医疗、谋取钱财等违反道德的事，在当时无异于自取灭亡，实在比较少见。

唐朝以前，医疗纠纷大多由民间有声望的人帮助调解解决，责任医生不会受法律处罚（华佗因涉及政治，不在医疗事故之列），但到了唐朝，首次从法律层面规定了对责任医生的惩处。

唐律规定：医疗事故致死人命者，处以流放；伤人的，以故意伤害论；虽然不伤人，但只要有过失，也要进行杖责。

明清时期，处理医疗纠纷进一步细化，特别是对于责任认定，法律出台了“由第三方进行独立调查”的制度：“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

”即对责任事故，不由当事医生自说自话，而是由官府指定其他医生（别医）进行鉴定，如此既可确保公正，受害者也易接受。

清律对于责任医生，不再像以前那样搞“刑法伺候”，而是吊销医疗执照和经济赔偿，比如说清朝规定医生因失误致病人死亡，要赔偿病人家属十二两五钱，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民数年的收入。

古代对庸医的处罚，大致经历了“宽—严—宽”的轨迹，这与古代文化密切联系，民间有“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治得了病、救不了命”的说法。

历代皇朝也都鼓励仁义、中庸、与人为善的民风，大力制约医闹中的“刁民”、讼棍，这些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民众对待失误医生的态度。

社会对医生也有较为有力的监督。

古代是熟人社会，医生和患者都在相对狭小且固定的范围内活动，共为一个熟人圈子的成员。

同时当时对于患者的诊疗，一般是由一名医生全程负责，责任比较明晰。

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生医疗技术和医疗道德的好坏，很容易被同一熟人社会的全体成员所知晓，从而形成医生的口碑。

这一口碑决定医生的受欢迎程度，口碑差的医生，其生存将会面临较大的问题。

可见，在社会舆论对于医生的职业生涯和日常生活均有较大影响的情况下，医生就算是在医疗技术方面有高有低，但在医疗道德方面，绝不敢轻易造次。

这就在医患关系中，形成广大患者有较为充分的知情权、选择权的情形，医生也就比较规矩，虽然也收取一定数量的诊金，但违反医疗道德，故意过度医疗，谋取钱财的事情，终归比较少见。

当然，古代也并非人间乐土，医疗行为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关于医疗效果的争执不可避免，医患矛盾、医患纠纷始终也都是存在的。

出现医患纠纷如何处理，这在古代也有一整套制度，其行之有效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医患关系，保持了医患之间基本的信任，使得医患关系总体上保持了和谐，避免了相互不信任带来的恶性循环。

从现有的史籍来看，至少在明代和清代，医患纠纷发生后，由第三方进行独立调查：“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即不由当事医生自说自话，而是由官府指定其他医生（别医）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调查的公正性。

如果调查结果证明医生确为医疗事故的责任方，则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比如唐代法律规定医疗事故致死人命者，处以流放；伤人的，以故意伤害论；虽然不伤人，但只要有过失，也要进行杖责。

清代法律更为强调吊销医疗执照和经济赔偿，比如说清朝规定医生因失误致病人死亡，要赔偿病人家属十二两五钱，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民数年的收入。

1、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药物学巨著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东长街之瓦屑坝（今博士街）人，明代著名医药学家。

李时珍自1565年起，先后到武当山、庐山、茅山、牛首山及湖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并拜渔人、樵夫、农民、车夫、药工、捕蛇者为师，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书籍925种，考古证今、穷究物理”，记录上千万字札记，弄清许多疑难问题，历经27个寒暑，三易其稿，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完成了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

其祖父是草药医生，父亲李言闻是当时名医，曾任太医院例目。

当时民间医生地位低下，生活艰苦，其父不愿李时珍再学医药。

李时珍14岁时随父到黄州府应试，中秀才而归，李时珍出身于医生世家，自幼热爱医学，并不热衷于科举，其后曾三次赴武昌应试，均不第，故决心弃儒学医，钻研医学。

23岁随其父学医，医名日盛。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年），李时珍38岁时，因治好了富顺王朱厚焜儿子的病而医名大显，被武昌的楚王朱英裣聘为王府的“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李时珍又被推荐到太医院工作。

授“太医院判”职务。

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

任职一年，便辞职回乡。

李时珍担任了太医院的医官时，多次向院方提出编写新本草的建议。

然而，他的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而遭到无端的讥讽挖苦与打击中伤。

李时珍很快便明白，这里绝非自己用武之地，要想实现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只有走自己的路。

一年后，他毅然告病还乡。

东璧堂是李时珍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从太医院还乡后创立的堂号，辞官返乡后坐堂行医，致力于对药物的考察研究，在此期间，以自己的字——东璧为堂号，创立了东璧堂。

潜心著述李时珍在数十年行医以及阅读古典医籍的过程中，发现古代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误，决心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

35岁开始编写《本草纲目》，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参考了800多部书籍，其间，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起，多次离家外出考察，足迹遍及湖广、江西、直隶许多名山大川，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混杂，往往弄不清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

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百出，使人莫衷一是。

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

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经过27年的长期努力，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完成《本草纲目》初稿，时年61岁。

以后又经过10年做了三次修改，前后共计40年。

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3年）去世。

万历二十五年（1596年），也就是李时珍逝世后的第三年，《本草纲目》在金陵（今南京）正式刊行。

李时珍借用朱熹的《通鉴纲目》之名，定书名为《本草纲目》。

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

是到16世纪为止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李时珍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莱、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括60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