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问人心与拒绝告别——关于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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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不仅将诸多文学史现象和概念视为纯粹的学术
038
探问人心与拒绝告别
分析的对象，用学科建设的眼光来打量它们，而且 从中深感当时人的生命热度，将“人”的因素视为 历史和文学研究的重要部分，这在洪子诚的当代文 学研究中突出表现为上文所提及的关注特定历史条 件下社会心理和知识分子主体状态，从材料与文学 中投影出来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他认为，在学者 们所写出的条分缕析的历史叙述之外，实际的历史 时空、历史事件对身在其中的不同的人在精神和心 理方面的复杂作用，对一代人形塑和对长时期的社会 心理的状态的深刻影响，也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④。 这些精神和心理层面的震荡，貌似无形，但往往会 通过人的实践行动持续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甚或在积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影响历史文化走 向的力量。这样看来，关注和阐发文学史料中特定 情境下的社会心理、主体状态和精神生活，不单表 现了某种以对人的关怀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学术方向 选择，还蕴含了在更立体的视域里对深层的历史文 化潜能的关注。
是另一重的自觉与坚守，让读者体会到他试图一步 步接近更全面的历史真实的努力。那些在他的文学 史叙述中经常出现的或大或小的历史细节及其背后 暗含着学者态度的叙述，并不单纯是为其文学史著 述增添历史感，还有对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人的存在 状态及其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持续性思 考。
例如，他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 在叙述 1949 年前后作家格局变动时，就关注到不同作家群体位 置互换过程中微妙的心态变化。又如，《1956：百 花时代》 在叙述这一特殊时段的历史波动及其缘由 时，也用相当篇幅详细论述了由一系列的制度、政 策和争论所激起的“泛政治化”倾向和心理波动。 当他深入到“十七年”中那些制度与人、“外部” 与自我的复杂关系时，他继续沿着 《作家姿态与自 我意识》 将巴金与杨绛互相参照的思考方向，多层 面地体察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争论中内外交织的 众生相，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个人在“外部”压力 下仍然应担负属于自己的责任。如果说，当初把杨 绛的思考和选择路径与人所熟知的写 《随感录》 的 巴金并置探讨，已然展现了某种敏锐的洞察；那 么，这时深入更深远复杂的历史时空所进行的辩证 分析和研判，更说明其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勇气 和智慧。而这表现在他的新著 《材料与注释》 中即 是，对材料中所含信息的复杂性的具体展开，在宏 大问题构架下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关注和辨析——尽 管这在有些时刻会显得异常沉重和艰难——以及对 “真诚”迷思的思考②。书中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正 像他自己在最近一次访谈里所说，近年来那些往往 被宏大的总体叙述忽略的历史事件中个人的情感和 反应，却愈加为他所珍视，因为透过它们能够体会 到人生在社会实况中具体的悲欢，而且在某些特殊 历史时期显得尤为触目。在他看来，“‘历史’并 不只是一些抽象的‘规律’，是有血有肉，有欢笑 也有眼泪的”③。
探问人心与拒绝告别
探问人心与拒绝告别
——关于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
◎刘 璐
摘要：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始终保持着对人心世态的探问和不断 反思的研究姿态及作为当代史亲历者的责任感，由此形成了挽留“当代文学” 的拒绝告别的态度和注重与现实对话的“当代性”特征。
关键词：洪子诚；当代文学史；研究姿态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以明确的问题 意识和“微弱的叙述”、多角度反思、“历史化”的 研究方法以及自觉的文学史方法论探索为显著特 征。他对当代文学的诸种概念、范畴及其来源的清 理，对当代文学生产的制度问题的探讨，以及对那 些似乎已经沉落为常识的历史叙述的不断追问，都 给人以深刻启发。而在他不断的自我反思与调整的 同时，还有一种对历史中人的实际处境与存在状态 的关切，对人心世态的探问与某种拒绝告别的选择 一道，成为洪子诚学术的温度、骨气与精神支撑。
037
2019 年第 1 期
认识、选择和主体状态为切入点，并联系其文学写 作中所显露的思想趋向而展开的思考，恰恰抓住了 某种研究的关节与枢纽。在变动不居的中国当代历 史进程中，不仅是前述两本书中谈及的现代作家在 当代的现实处境与文学选择值得研究，就整个文学 界前前后后所经历的种种人事和现象而言，其中复 杂的内涵也常常难以被以往简单直截的评价、判断 甚或分类所说明。而这种切入视角正与当代文学的 诸多史实和问题相契合，既是他发现在“整体化” “本质化”甚或“集体传记”式的历史叙述中存在 裂隙的一个开始，成为拨开既有文学史叙述方式之 遮蔽的一个契机，也表现出以一种更为客观的态度 来接近历史和理解历史中人的研究意愿。说到底， 就是对历史中人始终抱有一份推己及人的尊重。当 它与更充分的历史视野和总体性问题构架相结合， 就有可能通向融合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在综合视 野中接近并叩问真的文学问题的道路。
事实上，当洪子诚在中国社会再次急剧转型的 1980 年代后期，痛感自己已然是在沉重的“十七 年”思想精神负累之下“虽勉力前行但步履蹒跚的 中年人”①，而选择直面自我思想意识中种种的 “过渡”“夹生”、尖锐的分裂与矛盾，继而在阅读 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和自我反思中形成了新的建构性 的史观，并最终转向以问题带作家作品、侧重探讨 文学生产的制度性因素、从“结构”上去观察文学 史的研究思路。时间证明，正是他所做出的这些揭 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制度层面的学术成果，为新时 期以来亟待新生的当代文学研究别开生面，其扎实 厚重的研究方式也深刻影响着后来者对当代文学的 理解和认识。但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努力阐明当代 文学生产的物质性因素之时，仍然留意文学史中那 些与人和现实血肉相连的精神层面，使他的文学史 叙述在免于被既有的权力叙述、观念演变的模式化 叙述所架空的同时，也尽量避免被物质性的历史叙 述所淹没，避免形成另一种新的遮蔽性的总体叙 述。就像偏重制度研究的文学史可以视为对此前依 附于政治叙述的文学史，以及单纯追问作家精神境 界的文学史的反拨和超越，那么在制度研究中仍然 不忽略具体文学体制下血肉之“人”的歌哭，则更
一
翻开他最初的学术著作 《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 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可以看到他在 1980
年代分析重要文学现象的过程中，已偏重关注文学 作品和作家艺术个性。尤其是 1990 年由课堂讲稿 修订而成的 《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就直接以 “感伤姿态”“寻根趋向”“忏悔意识”“超越渴望” 为题，结合对历史的梳理和自己的艺术认识，从 “作家的生存方式与‘精神结构’”的角度探讨了 1980 年代文学的几种主要倾向，并在全书的结尾部 分开出了重塑作家的精神结构和更独立的文学传统 的“药方”。虽然这种带有时代印记和情绪的“文 学的历史”亦有其“脆弱”之处，洪子诚自己也已 不认同多年前修订的这部书稿的部分概念、词语和 观点，但是那种对具体历史情境中作家的主体状 态、自我意识和心理趋向的关注，仍然有着重要意 义。从文学史方法论的层面看，这种以作家及知识 分子在宏大的历史进程和具体的社会文化处境中的
不仅将诸多文学史现象和概念视为纯粹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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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问人心与拒绝告别
分析的对象，用学科建设的眼光来打量它们，而且 从中深感当时人的生命热度，将“人”的因素视为 历史和文学研究的重要部分，这在洪子诚的当代文 学研究中突出表现为上文所提及的关注特定历史条 件下社会心理和知识分子主体状态，从材料与文学 中投影出来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他认为，在学者 们所写出的条分缕析的历史叙述之外，实际的历史 时空、历史事件对身在其中的不同的人在精神和心 理方面的复杂作用，对一代人形塑和对长时期的社会 心理的状态的深刻影响，也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④。 这些精神和心理层面的震荡，貌似无形，但往往会 通过人的实践行动持续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甚或在积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影响历史文化走 向的力量。这样看来，关注和阐发文学史料中特定 情境下的社会心理、主体状态和精神生活，不单表 现了某种以对人的关怀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学术方向 选择，还蕴含了在更立体的视域里对深层的历史文 化潜能的关注。
是另一重的自觉与坚守，让读者体会到他试图一步 步接近更全面的历史真实的努力。那些在他的文学 史叙述中经常出现的或大或小的历史细节及其背后 暗含着学者态度的叙述，并不单纯是为其文学史著 述增添历史感，还有对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人的存在 状态及其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持续性思 考。
例如，他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 在叙述 1949 年前后作家格局变动时，就关注到不同作家群体位 置互换过程中微妙的心态变化。又如，《1956：百 花时代》 在叙述这一特殊时段的历史波动及其缘由 时，也用相当篇幅详细论述了由一系列的制度、政 策和争论所激起的“泛政治化”倾向和心理波动。 当他深入到“十七年”中那些制度与人、“外部” 与自我的复杂关系时，他继续沿着 《作家姿态与自 我意识》 将巴金与杨绛互相参照的思考方向，多层 面地体察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争论中内外交织的 众生相，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个人在“外部”压力 下仍然应担负属于自己的责任。如果说，当初把杨 绛的思考和选择路径与人所熟知的写 《随感录》 的 巴金并置探讨，已然展现了某种敏锐的洞察；那 么，这时深入更深远复杂的历史时空所进行的辩证 分析和研判，更说明其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勇气 和智慧。而这表现在他的新著 《材料与注释》 中即 是，对材料中所含信息的复杂性的具体展开，在宏 大问题构架下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关注和辨析——尽 管这在有些时刻会显得异常沉重和艰难——以及对 “真诚”迷思的思考②。书中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正 像他自己在最近一次访谈里所说，近年来那些往往 被宏大的总体叙述忽略的历史事件中个人的情感和 反应，却愈加为他所珍视，因为透过它们能够体会 到人生在社会实况中具体的悲欢，而且在某些特殊 历史时期显得尤为触目。在他看来，“‘历史’并 不只是一些抽象的‘规律’，是有血有肉，有欢笑 也有眼泪的”③。
探问人心与拒绝告别
探问人心与拒绝告别
——关于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
◎刘 璐
摘要：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始终保持着对人心世态的探问和不断 反思的研究姿态及作为当代史亲历者的责任感，由此形成了挽留“当代文学” 的拒绝告别的态度和注重与现实对话的“当代性”特征。
关键词：洪子诚；当代文学史；研究姿态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以明确的问题 意识和“微弱的叙述”、多角度反思、“历史化”的 研究方法以及自觉的文学史方法论探索为显著特 征。他对当代文学的诸种概念、范畴及其来源的清 理，对当代文学生产的制度问题的探讨，以及对那 些似乎已经沉落为常识的历史叙述的不断追问，都 给人以深刻启发。而在他不断的自我反思与调整的 同时，还有一种对历史中人的实际处境与存在状态 的关切，对人心世态的探问与某种拒绝告别的选择 一道，成为洪子诚学术的温度、骨气与精神支撑。
037
2019 年第 1 期
认识、选择和主体状态为切入点，并联系其文学写 作中所显露的思想趋向而展开的思考，恰恰抓住了 某种研究的关节与枢纽。在变动不居的中国当代历 史进程中，不仅是前述两本书中谈及的现代作家在 当代的现实处境与文学选择值得研究，就整个文学 界前前后后所经历的种种人事和现象而言，其中复 杂的内涵也常常难以被以往简单直截的评价、判断 甚或分类所说明。而这种切入视角正与当代文学的 诸多史实和问题相契合，既是他发现在“整体化” “本质化”甚或“集体传记”式的历史叙述中存在 裂隙的一个开始，成为拨开既有文学史叙述方式之 遮蔽的一个契机，也表现出以一种更为客观的态度 来接近历史和理解历史中人的研究意愿。说到底， 就是对历史中人始终抱有一份推己及人的尊重。当 它与更充分的历史视野和总体性问题构架相结合， 就有可能通向融合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在综合视 野中接近并叩问真的文学问题的道路。
事实上，当洪子诚在中国社会再次急剧转型的 1980 年代后期，痛感自己已然是在沉重的“十七 年”思想精神负累之下“虽勉力前行但步履蹒跚的 中年人”①，而选择直面自我思想意识中种种的 “过渡”“夹生”、尖锐的分裂与矛盾，继而在阅读 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和自我反思中形成了新的建构性 的史观，并最终转向以问题带作家作品、侧重探讨 文学生产的制度性因素、从“结构”上去观察文学 史的研究思路。时间证明，正是他所做出的这些揭 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制度层面的学术成果，为新时 期以来亟待新生的当代文学研究别开生面，其扎实 厚重的研究方式也深刻影响着后来者对当代文学的 理解和认识。但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努力阐明当代 文学生产的物质性因素之时，仍然留意文学史中那 些与人和现实血肉相连的精神层面，使他的文学史 叙述在免于被既有的权力叙述、观念演变的模式化 叙述所架空的同时，也尽量避免被物质性的历史叙 述所淹没，避免形成另一种新的遮蔽性的总体叙 述。就像偏重制度研究的文学史可以视为对此前依 附于政治叙述的文学史，以及单纯追问作家精神境 界的文学史的反拨和超越，那么在制度研究中仍然 不忽略具体文学体制下血肉之“人”的歌哭，则更
一
翻开他最初的学术著作 《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 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可以看到他在 1980
年代分析重要文学现象的过程中，已偏重关注文学 作品和作家艺术个性。尤其是 1990 年由课堂讲稿 修订而成的 《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就直接以 “感伤姿态”“寻根趋向”“忏悔意识”“超越渴望” 为题，结合对历史的梳理和自己的艺术认识，从 “作家的生存方式与‘精神结构’”的角度探讨了 1980 年代文学的几种主要倾向，并在全书的结尾部 分开出了重塑作家的精神结构和更独立的文学传统 的“药方”。虽然这种带有时代印记和情绪的“文 学的历史”亦有其“脆弱”之处，洪子诚自己也已 不认同多年前修订的这部书稿的部分概念、词语和 观点，但是那种对具体历史情境中作家的主体状 态、自我意识和心理趋向的关注，仍然有着重要意 义。从文学史方法论的层面看，这种以作家及知识 分子在宏大的历史进程和具体的社会文化处境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