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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旅行、反观光思想和英国性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旅行叙事和旅行隐喻
许 娅
（北京大学 英语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旅行叙事和旅行隐喻是福斯特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长小说和场所精神两大主题一直
是学界探讨的重点。

19世纪后期大众旅行的兴起稀释了英国传统教育旅行，并与之并存对立，引发了福斯特对旅行的教育功效、旅行主体的多样化、观光与反观光思想并存等文化、身份和道德问题的反思。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表面借用传统旅行文学和成长小说叙事模式，实质探讨的却是旅行途中暴露出的英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性别、文化等身份问题，即在旅行地不同种族的民族身份特质差异下凸显出的英国性问题。

关键词： 教育旅行；反观光思想；英国性；旅行叙事；旅行隐喻
Abstract: Travel narrative and travel trope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in E. M. Forster’s novels, while the two major themes of Bildungsroman and the spirit of the place have been the study focus. With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ss tourism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Grand Tour was diluted and remodeled in nature. Forster reflects on the educational effect of travel, the diversity of tourists and the coexistence of tourism and anti-tourism in terms of culture, identity and ethics. Adopting the traditional form of travel literature and Bildungsroman, A Room with a View in fact explores the issues of class, gender and culture within English society, which are revealed in the process of travel through the contrast of different national identities.Key words: the Grand Tour; anti-tourism; Englishness; travel narrative; travel trope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 （2014）02-0068-06
收稿日期： 2013-09-02基金项目： 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丛书”项目“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身份建构——福斯特小说和电影改编比较研究”作者简介： 许娅，女，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叙事理论、小说与电影改编
一、引言
在福斯特的个人经历中，旅行一直是他认识自我和他者的一种重要途径。

旅行叙事和以成长主题为核心的旅行隐喻也在其作品中反复出现，被用以揭示在场所精神和跨文化交流反衬下凸显出的英国性和英国的状况。

福斯特笔下的旅行文学大致可分两部分：一是由早年的欧陆之行促就的两部意大利小说《天使不敢驻足的地方》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以及一
些同样探讨欧洲南部和英国问题的短篇小说，二是基于两次东方旅行撰写的《印度之行》和一些相关随笔。

据福斯特书信集记载和弗班克在《福斯特传》中的描述，《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最初构思于1901年，是福斯特和他的母亲第一次意大利之行的产物。

这次具有典型英国教育旅行（the Grand Tour ） 传统特色的出游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方面，福斯特想要通过这次旅
2014年3月Mar. 2014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第21卷第2期Vol. 21 No. 2
行来研究意大利的艺术和建筑，以便为成人夜大的讲师工作做准备；另一方面，他打算在旅途中尝试进行写作。

”（Lago & Furbank，1983：41）从福斯特的个人背景、旅行目的及旅行模式来看，他很大程度上属于英国教育旅行传统中的典型代表。

但20世纪初社会文化发展与传统教育旅行之间的冲突也引发了福斯特对旅行的教育功效、旅行主体多样化、观光与反观光思想并存等文化、身份和道德问题的反思。

在包括《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在内的早期旅行叙事作品中，福斯特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怀着接受传统教育旅行洗礼的初衷，在旅行中竭力恪守社会规范并试图寻求与古典精神的接触和融合。

但人物原本计划周全的朝圣之旅往往被陌生环境中遭遇的他者打乱，继而在心理和道德上遭遇到文化、政治、伦理和社会身份的多重危机与挑战，并在暴露自身性情和思想的同时获得观念转变和身份重塑的可能。

二、教育旅行的演变和大众旅行的兴起
根据詹姆斯·布扎德（James Buzard）的论述，教育旅行作为英国旅行史上的一种重要模式大致兴起于1600年，止于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之时。

此后大众旅行（mass tourism）逐渐取代教育旅行，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旅行模式。

与大众旅行不同，教育旅行由始至终都是一种带有明确意识形态倾向的社会实践，主要目的是使英国贵族的男性青年在思想形成时期通过欧陆之行来接受古典文明的洗礼和欧陆思想的熏陶，以便为胜任那些早已为他们预设的社会角色做准备（Buzard，2002：38）。

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随着英国旅行者人数的增加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加入，传统教育旅行的形式虽然被保留和沿袭下来，但旅行者的身份、旅行的目的和功效以及社会看待教育旅行的态度和观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旅行者构成上讲，“许多社会地位不那么高，受教育程度也不那么高的人”逐渐取代英国贵族男性青年成为欧陆旅行的主体，其中既包括了福斯特笔下的阿博特、露西和阿德拉这类来自社会中上层阶级的年轻单身女性，也包括了和爱默生父子一样从事社会服务或劳动工作的社会中下层男性。

英国社会中上层阶级内部对传统教育旅行的理解和态度也发生了分化。

一方面，受功利主义驱使和现代工业与经济发展趋势影响，部分英国中上层阶级群体不再崇尚意大利和希腊所代表的古典主义，转而开始倾向于到美国和一些英属殖民地进行教育旅行，以了解当时新兴的海外市场并准备投身其中；另一方面，一些对日常生活的世俗和琐碎深感不满的中产阶级年轻男性则将解决情感异化的希望寄托在欧陆旅行之上，渴望在文化熏陶基础上通过教育旅行获得精神洗涤和情感抚慰。

基于阶级地位、教育程度、思想观念和旅行动机之间的差异，各种身份定位和身份探求问题就成了现代教育旅行的内在组成部分之一，旅行者在旅途中相互排斥，彼此质疑，既竭力捍卫自身既定的社会文化身份，又怀着不同的动机在其他社会身份不同的同行者身上探寻相异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方式。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福斯特不仅将旅行叙事的描述对象聚焦于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类型的旅行者以及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传统观光立场和反观光立场，而且也聚焦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英国旅行者在旅途中可能获得的相互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在此跨文化和跨阶级的交流中可能产生的强化或改造作用。

相对其他以旅行为题材的福斯特小说而言，《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展现的旅行者类型最具多样性，讨论的旅行模式和隐喻主题也最具广泛性和深刻性。

在这部小说中，教育旅行涉及的不仅仅是英国中上层阶级向来关注的文化和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还包括了20世纪初期大众旅行模式中存在的阶级、性别和性等身份问题。

而旅行叙事的重心也从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民族身份特质转向了英国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和冲突。

为审视20世纪初期英国旅行者在意大利进行教育旅行的状况，福斯特在小说中塑造了多类旅行者形象，并展现了他们之间相互排斥、嘲讽和彼此影响的复杂关系。

从旅行者与古典教育的关系及相应的结果看，小说大致包含三类旅行者。

英国中上层阶级的单身女性和从事新兴服务业或劳动业的年轻男性是现代教育旅行的主力军和身份探索的代表，是
教育旅行、反观光思想和英国性
小说意大利情节部分描述和探讨的重点。

而传统教育旅行中的贵族或中产阶级男性则仅在小说的英国情节部分才出场，与前两类人物形成背景、经历、体验和现代教育旅行功效的巨大反差。

对那些新近加入教育旅行的单身女性群体和社会中下层人物来说，古典艺术和希腊哲学本不是他们熟悉的内容，而是他们试图了解和掌握的文化资本。

在原本意图寻求古典教育的意大利之行中，由于本身思想单薄和立场不稳定，这类旅行者极易在各种旅行模式和思想观念的轰炸中陷入认知困惑和情感矛盾。

他们对应该效仿何种模式举棋不定，对是否应该认可和亲近那些虽有好感但却属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同行者也拿不定主意。

这些旅行者并不仅仅把旅行看作是带有观光任务的教育流程，他们渴望被暴露在陌生的环境里，遭遇一些非凡的、与常规生活截然不同的经历。

对露西和乔治这类骨子里虽有反叛精神，但在生活中仍囿于陈规的旅行者而言，旅行不仅未能令他们按照预定模式增进对古典文化和经典艺术的了解，反而使他们更加疏离原本竭力理解和认同的艺术形式和思想观念。

与那些新近加入教育旅行的群体相比，以塞西尔为代表的英国中产阶级男性青年通常在旅行前已经通过大学教育对古典艺术和哲学思想有了系统全面的认识。

对他们来说，欧陆之行是传统教育体系中一项重要构成，同时也是提升个人精神和价值的朝圣之旅。

但与福斯特个人的旅行体验相似，已有的知识背景和个人才智不仅未能帮助他们理解异国文化和洞悉风俗人情，反而阻碍了他们实地了解和客观认识旅行地的文化和生活。

在小说伊始部分，这类人物往往以通晓古典文明自居，他们或以熟知者的身份向其他旅行者提供种种建议，或以权威者的姿态对他人的旅行方式进行否定和鄙夷。

随着旅程的进展，这类自诩为浪漫主义者的中产阶级旅行者或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并加以修正，或与现实之间产生更大的距离，并进一步依附于一种自我假想的精英主义文化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这类与福斯特个人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极为相似的旅行者类型并未出现在小说以旅行为活动主线的意大利
情节部分，只是到了小说的英国部分，这类人物中的反面代表塞西尔才以回忆、评判和自我界定的方式展现出他与意大利和希腊之间的反讽关系。

对福斯特笔下的各类现代教育旅行者来说，带来精神提升和净化的源泉已不再是以观光客体为代表的古典文明或场所精神，而是观光途中不同旅行者之间的思想交流和观念碰撞。

大众旅行模式与反观光思想、贝德克旅行指南（Baedeker）与罗斯金（John Ruskin）式的观光方式、宗教化的凝视与直观的凝视都在暴露旅行者身份背景的同时为个别旅行者带来思想和情感上的启发和成长。

三、观光指南与游客凝视
小说中大众旅行模式与反观光思想之间的矛盾关系首先表现为贝德克旅行指南与罗斯金的《佛罗伦萨的早晨》（Mornings in Florence）之间的矛盾。

作为两种主导游客凝视的观光规范，二者表面上将游客的目光引向不同的凝视对象，实质却同样“限制了旅行者的视觉和直接体验……使其所游览的景点和景色都受到了预定规则的介导”（Urry，2002：10）。

像福斯特本人一样，露西在旅途中既捧着贝德克发行的《意大利北部旅行手册》，又时刻不忘罗斯金的《佛罗伦萨的早晨》。

前者告诉她各种可行的旅行路线和相关背景知识，后者则从学术性的审美角度告诉她特定景点的艺术价值和相应的、适当的凝视方式。

对露西来说，旅行实践就是一种对号入座和印证前人判断的被动活动。

在小说的发行版本中，旅行指南遭到了持有反观光思想的小说人物的多次抨击，但罗斯金式的观光模式及其所包涵的学术化、审美化反观光立场却仅体现在一些文化典故和罗斯金式的反观光话语中。

相比较而言，被称作《老版露西》（Old Lucy）的小说初稿对以罗斯金美学为代表的反观光思想进行了更细致深入的讨论。

露西一边读着手上的《佛罗伦萨的早晨》，一边按照罗斯金在书中的指示参观圣十字教堂。

她首先开始寻找那块墓碑，因为罗斯金的书告诉她如果她不喜欢那块碑石，她就应该立刻离开意大利。

事实上，她很喜欢那块碑石，直到一个驼背的教堂看守人……用支离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破碎的英语告诉她自己所欣赏的是另外一块墓碑。

随后，看守人把露西领到罗斯金所赞美的那块碑石前，那里已经整整齐齐地围满了一圈旅游者。

结果，露西发现自己非常不喜欢那块碑石。

（Foster，1977：22）
作为一本旨在增加旅行者独立性的观光指南，罗斯金的《佛罗伦萨的早晨》对卡尔·贝德克（Carl Baedeker）和约翰·默里（John Murray）所著的大众旅行指南进行了调侃和批判。

罗斯金（Ruskin，1906：302）认为，贝德克和默里这类旅行指南让旅行者在不经注视的情况下就获得很多信息，属于一种盲目的、缺少鉴赏性凝视的观光模式，并导致了“旅行者匆忙行进的普遍状况”。

旅行者应该将目光从那些旅行指南上移开，投向那些真实的、未经介导的意大利文化。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斯金这种试图帮助旅行者摆脱大众旅行指南的束缚且倡导旅行者直接接触意大利的反观光立场只不过是另一种指导旅行者该“在什么时间地点，以何种方式凝视何种对象”的指导规范（Urry，2002：25）。

因此，只在拉维希小姐失误带走旅行指南后，露西才从原本试图寻求印证的观光路线中解脱出来，且有幸发现自己真实的审美喜好，并获得独特的旅行教育体验。

四、反观光思想的表现与本质
与不同类型的旅行指南之间的并存对立相似，旅行者和观光者之间的并存与分化也是小说探讨大众旅行和反观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启发露西思考自我旅行者身份的一大缘由。

据保罗·富塞尔（Paul Fussell，1980）和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1964）等人关于现代旅游业发展的研究，旅行者和观光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可追溯到19世纪初期。

事实上，尽管这两种旅行者身份分别是大众旅行和反观光思想的标志，但二者“并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两个对立概念，而是旅行行业本身所包含的一种衡量体系的两端”（Culler，1981：130）。

布扎德在有关英国教育旅行的兴衰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在后拿破仑时代的欧陆旅行实践中，由于旅行模式的程式化发展和朝圣心态与实际体验之间的巨大落差，许多崇尚古典文明或欧陆生活方式的旅行者
在心理和言行上有意识地采取了自我分化和区别的各种手段，以便将自己定义为“不得不穿行于大众旅行者之间的反观光代表”。

布扎德（Buzard，2002：49）认为：“从现代观光伊始，势利的‘反观光’思想就作为其中一个成分存在。

这种反观光思想为某些人将自己的文化经历看作是真实的、独一无二的实践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典型的思维方式。

带有反观光思想的人会对观光者一向被预设的庸俗和重复表示反感和抵触。

”
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这种旨在提升自我身份和印证旅行价值的反观光思想主要通过小说家拉维希小姐、牧师伊格先生和露西的未婚夫塞西尔三人对自身旅行者身份的定位及他们对大众旅行模式的批判体现出来。

但这些所谓的反观光者不仅未能通过其言行显示出他们在观光方式和文化理解上优于大众旅行者的地方，反而暴露出与其反观光思想并行的种族优越感、旅行经历的非反观光性和消费性以及文化理解的表面性和狭隘性。

表面上看，带有反观光思想的旅行者都试图在文化身份上与旅行地进行认同，并以文化知己的姿态来批判其他外来者。

他们或自豪地以“意大利化的英国人”（Foster，2007：117）自居，或将意大利“当作是自己的家乡”（ibid.：60），并言辞犀利地对“走在我这片意大利土地上”（ibid.：23）“牲口般的”（ibid.：72）大众旅行者进行嘲讽和批判。

但深究拉维希小姐赞美意大利的言辞会发现，表面赞叹的背后隐含了英国人对意大利种族和当地生活状况的一种居高临下、娱乐性的观赏态度。

她激动地说：“普托拉！她们一定得去普托拉。

那个地方邋遢得太可爱了，简直无法形容。

我太喜欢那个地方了，你们知道我就喜欢摆脱体面给人的种种束缚。

”（ibid.：8）拉维希小姐多次使用“可爱”和“纯朴”来描述意大利的肮脏和低俗，并明确宣称正是这些真实的、充满生活气息的地方令她着迷。

在拉维希小姐的概念中，反观光所推崇的真实感和愉悦性主要来自于对其他种族相对原始和粗糙的生活状态的窥探和把玩，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优越感和短暂的、从本民族社会规约中解脱出来的自由。

在拉维希小姐那本宣称展现现代意
教育旅行、反观光思想和英国性
大利并研究人性的小说中，这些具有“乡土色彩的资料”和佛罗伦萨周围的景色并没有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而仅是为蹩脚的、集惊险和浪漫为一体的虚构故事提供异国情调的点缀。

经过改写，现代意大利成了一个充满“恋爱、谋杀、诱拐和复仇”（Foster，2007：58）的地方，而拉维希小姐个人对意大利生活和文化的赏玩也因此以小说的形式成为供塞西尔之类的英国人消遣和娱乐的材料。

经过旅途中的接触和了解，露西对拉维希小姐的看法逐渐从莫名的害怕转为不尊敬和怀疑。

而拉维希小姐宣称的艺术家身份和反观光思想也在“新的考验中被发现全不合格”（ibid.：63）。

如果说拉维希小姐的反观光话语和旅行实践所暴露出的是真实性和独特感背后的种族优越感和文化消费心理，那伊格先生和塞西尔的反观光姿态则显露出旅行活动的非观光性和用艺术取代生活的伪直接体验。

对伊格先生和塞西尔来说，反观光意味着越过事物的客观表象，从宗教或学院派美学思想的角度来欣赏艺术作品和自然景观，并将神学或美学的观念投射到现实生活中，以此来设计和评判生活。

与拉维希小姐一样，伊格先生非常鄙视那些“除了旅行指南上说的，此外情况一无所知”的大众旅行者。

在他看来，真正有价值的旅行活动不是去游览那些大家熟知的著名景点，而是“乘马车到膳食公寓旅客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去兜风”（ibid.：60）。

然而，当伊格先生向露西等人描述他所推荐的自然景观时，我们听到的不过是另一种无视景观的真实面貌，而仅以绘画作品来替代景观本身的描述。

“从那里看佛罗伦萨真是漂亮极了——比从菲耶索莱看到的那老一套风景漂亮多了。

那正是艺术家阿莱西奥·巴尔多维内蒂喜欢在画里采用的意大利景色。

”（ibid.：59）当伊格先生一行人到达他们想要游览的那片山岬时，他们像大众旅行者一样受控于“艺术旅行指南”，“实在太不考虑他们身边的景观”（ibid.：73），“那群人从一个草丛跳到另一个草丛”，竭力想要知道阿莱西奥·巴尔多维内蒂“究竟是站在哪里”完成他那幅“并不出色”（ibid.：77）的作品的。

被伊格先生所不齿的大众旅行指南被一幅几百年前名不见经传的画作所取代，但观光模式却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或提升。

透过伊格先生的反观光话语和实践我们看到的仅是他有限的艺术修养和与观光对象的间接接触。

在小说的英国情节部分，我们发现反观光思想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塞西尔虽然认为自己与露西这类“典型的游客”之间有着本质区别，但他对意大利和希腊的理解也仅停留在各类艺术作品对景色和人物的描绘上。

在塞西尔看来，描绘旅行地的艺术作品就是代表旅行地本身的符号和精髓，因为相对原本充满杂质的并不完美的现实生活，作为地位和价值象征的文化符号更加纯粹，也更符合反观光者对自身旅行经历和旅行地的崇高性的想象和预设。

为了与伊格先生和塞西尔这种以艺术取代生活的反观光思想形成对照，更全面地展现大众旅行中多种审美观和思想意识的并存对立，福斯特在小说中特意安排了爱默生父子对相同文化或艺术作品的个人描述及露西在失去旅行指南后的自由体验，以此将小说人物和读者的凝视目光引向以身体为代表的客观景物。

布扎德认为，在福斯特作品中，旅行的真实性只存在于对身体的凝视和感知上。

“通过难以抗拒的身体来代表异国文化的真实性是一种典型的福斯特式的转喻：在福斯特的作品中，身体和他们所代表的物质性贯穿其中，并显示出自身的权威和受到关注。

同时，他们还和旅行中常有的虚假的精神体验和浪漫化体验形成对比。

”（Buzard，1993：310）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明确的身体意象主要通过老爱默生对乔托的绘画作品《圣约翰升天》的描述以及露西在失去旅行指南后对圣婴雕像的凝视体现出来。

含义模糊的乔托画作被作为引起对立感知的凝视对象，同时被伊格先生和爱默生先生作为描述对象。

而他们二人在不同描述中所反映出的中世纪神学审美立场和直观的观赏方式也因此成为诱发露西对凝视角度进行思考的一种契机（Summers，1987：165-176）。

在小说的英国情节部分，身体意象进一步通过几位男性人物的体态描述体现出来，并与网球和游泳这些体育运动结合起来，形成福斯特个人观光立场中代表真实性和直接性的凝视对象。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五、结语
通过传统教育旅行的变质、反观光思想的暴露和颠覆以及多种凝视方式的交流和对立，小说中意大利情节部分的旅行活动从社会仪式化的朝圣之旅转变为怀疑和探寻之旅。

小说人物的性情和身份也被暴露出来，同时受到不同文化、阶级和思想观念的冲击和影响。

作为一种诱发因素和酝酿条件，旅行为小说人物的个人成长创造了一个初始环境。

而当小说人物回到相对旅行场所更加保守、压抑和隔阂的英国本土时，旅行所激发的叛逆、勇气、希望或反感就被发酵和强化起来，进而导致了思想观念的冲突、人际关系的转变和人物性情的重塑。

因此，虽然从表面上看，福斯特借用了传统旅行文学和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对旅行活动中存在的种种反差和矛盾进行了揭示，但他实际关注和探讨的却是通过旅行所暴露出的英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性别、性等身份问题，也就是福斯特小说作品中最根本的英国性问题。

注释：
①在中文版的译著和学术论文中，the Grand Tour常常被译为“大旅行”和“壮游”。

考虑到这一具有特殊历史背景和意识
形态倾向的旅行实践所具有的教育功能，本文将其翻译成“教育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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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旅行、反观光思想和英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