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西方现代性理论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对在现代性理论

如何产生的探讨、对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的承继或递变关系的研究等。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思想家们从卢梭（1712-1778）、马克思（1818-1883），到涂尔干（1858-1917）、马克斯·韦伯（1864-1920），等都把破解现代性之谜作为自己终生的学术追求。本文沿着各位思想家的研究路向，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简要回顾和梳理。

关键词西方现代性理论形成发展

一、西方现代性理论形成

自启蒙运动到19世纪中叶，为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形成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卢梭、马克思等。这一阶段是现代性理论的逐步形成时期。欧洲的启蒙运动点燃了人的理性之光，成为现代自由精神的源头。法国大革命则把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和口号传遍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人们感受和经历了传统社会和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学者们开始思考这种社会转型给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的意义和问题。人们把追求个人权利、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做为构建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并加以思考和论证。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深刻地认识到所处时代现实生存状态中人的自由的缺失。在《社会契约论》中，他把人的现实生存状态概括为：“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却无不处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他人主人的人，只不过比

他人更是奴隶。”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他也大声疾呼：“每个人都是生而自由、平等。”他主张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契约，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的自由平等。卢梭的平等契约思想被认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源头。100年后诞生生的伟大思想家马克思，同样把追求人类的自由解放之路做为自己毕生的求索目标。虽然在他卷帙浩繁的著述中，马克思并没有把现代性作为一种概念或范式运用于他的社会形态和发展理论，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和洞见、对于人类自由解放道路的探寻，正是在为人类找到一条实现现代性的有效途径。马克思关于人类实现自由的学说，是对启蒙思想家们的自由理想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把能给人真正带来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描述为：“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类自由的画卷：“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与启蒙思想家们相比，马克思开出的人类实现现代性的处方最大的不同在于：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而启蒙思想家们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的天赋自由，是现代

自由制度的根本基础，因而私有财产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启蒙思想家们对现代社会制度的设计是私有制下三权分离的代议制度，而马克思对人类未来自由制度的设计则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制度。启蒙思想家们的自由理想种子在马克思这里得到成长壮大，并开出了另类的、奇异的果实。

二、西方现代性理论发展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在这一阶段，社会分工和分化加速发展，机器大生产和市场经济长足发展，现代理性精神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资本主义制度得到确立和全面发展。有学者称这一阶段为“盛现代化阶段”。进入20世纪后，两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历史性事件，使人类现代性的追寻道路变得更加复杂不拘。学术界开始重点探讨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发展动力以及矛盾冲突的根源等。涂尔干继承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传统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学说，创立了“社会学主义”。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特殊的有机体：“它也是具有其自身外形特征和个性特征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本身，它是一种特殊的主体（subject）”。涂尔干把不同文明程度的社会比做不同等级的生物体。他认为，像生物体的进化一样，不同文明等级的社会也是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是不断向前进步的。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他提出社会由低级的社会向高级的文明社会发

展的观点，并系统论述了分工、文明化、分化、整合等理论和观点。如对于社会分工产生的根本原因，他明确指出：“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涂尔干对低级社会和高级（文明）社会的划分，为后来现代性理论中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概念提供了依据。同时，他提出的分工、分化、整合等概念也为后来的结构功能论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个时期对现代性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另一位思想家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被公认为这一阶段现代性研究的集大成者。与马克思一样，韦伯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弗里安德评价道：韦伯“对于整个世界的社会学家，以及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包括反对他的那些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韦伯几乎所有的研究领域都涉及到现代性的问题。影响最大的研究成果表现在：对理性化、宗教文化的现代作用、官僚制、个人自由、民主政体等的研究和探索。理性化作为现代社会的属性和样态的概括，贯穿在韦伯的全部研究活动中。他借助理性化这一概念来揭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在《经济与社会》中，他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也称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所谓工具理性，按照韦伯的解释就是：“谁若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作为他的行动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理性的行

为：也就是说，既不是情绪的（尤其不是感情的），也不是传统的。”所谓价值理性就是：“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简单地说，工具理性是指人们利用现代科技等手段达到眼前近期利益的价值

取向，而价值理性则侧重于实现与眼前利益无关的长远目标或信仰的价值取向。韦伯把现代性理解为工具理性的扩张。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与社会》中，韦伯把理性在现代社会各领域的具体呈现细化为四个方面：一是人的理性化，即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重视现实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并通过精确计算与谋划来实现，而且敬业节俭、提倡宗教禁欲；二是经济组织的理性化，即在企业经营中，通过产权明晰、成本核算、自由劳动、专业分工等手段来不断地扩大资本和获利空间；三是行政法律的理性化，即实行集权官僚化管理和现代文官制度，建立代议制；四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即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生产、管理中。按照韦伯的理性化理论，现实的、工具理性的（功利主义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相应科学技术手段，构成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也就是现代性在当代社会的具体表现。但从价值理性方面判断，韦伯也认识到了现代性的消极、负面作用及蕴藏的危机。比如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和苏联社会主义

生产方式下官僚对工人生产资料和劳动果实的剥夺等，韦伯均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