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凭什么信任你？—当前的信任危机与对策

我凭什么信任你？—当前的信任危机与对策彭泗清（北京大学）近几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贪赃枉法已经成为一种危害力极大的病毒，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给个人、家庭、企事业单位和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损害。

这种病毒的发作，使社会上弥漫着不信任的情绪，导致了一种严重的社会病，这就是信任危机。

信任对于社会生活，就象空气对于生命一样重要。

要保证社会正常运行，就要求人们对生活中的一切有一个基本的信任。

否则，人们就会提心吊胆，草木皆兵。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看到美酒，首先想到的不是甘甜可口，而是它会不会让人双目失明；如果我们看到微笑，第一个联想不是友善，而是笑里藏刀；如果我们踏上外观宏伟的大桥，第一反应不是闲庭信步的轻松，而是如履薄冰的紧张（担心它突然坍塌）；如果我们去医院做阑尾手术，却总害怕胃被切掉；如果我们在马路上救助一个遭遇车祸的陌生人，却被他的亲友当作肇事者......那么，我们还能够正常地生活吗？可惜的是，这一个个匪夷所思的“如果”，却早已是一个个众所周知的真实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一・信任危机的六种表现信任危机有两个方面，一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贪赃枉法的泛滥，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少东西、不少人本身的可信度很低，不值得信任；二是不信任心态的普遍化，即人们对很多事物和个人不信任，包括对一些本来值得信任的也持怀疑态度。

这种不信任的心态，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贪赃枉法泛滥的心理后果，它对社会生活的危害，可能比这些现象本身还要严重。

在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不信任心态的各种表现。

1・对商品和服务的不信任现在，不少人在购买商品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这是不是假货？无论是对街头小店，还是对国营大店，人们都有这种担心。

社会上，有为数不少的一批人靠制假贩假为生。

制假的技术越来越高明，一些假冒商品甚至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贩假的手段越来越巧妙，一些假货在流通领域通行无阻，甚至比正牌商品还顺畅。

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地方利益纵容造假行为，一些执法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包庇造假贩假者。

1992年3月，《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曾经以“疯狂的黑潮”来形容遍及全国的假冒行为。

几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打假”的力度，推行“百城万店无假货”等活动，但是，这种黑潮却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打假专业户”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值得注意的是，假冒伪劣的范围已经越来越大，由日用消费品（假烟假酒、假名牌服装、假化妆品、假电器等），到生产资料（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假钢材等）；由小件商品，到大型工程（如前不久震惊全国的重庆塌桥事故、杭州劣质堤防，还有不少祸国殃民的豆腐渣工程）；由物质产品，到精神产品（如盗版书以及一些虽是正版但错误百出的书籍）；由对普通老百姓的欺骗，到对国家和整个社会的欺骗（例如一些人用假文凭、假证件骗取工作，一些企业用假报关单骗取国家外汇，用假合资证明骗取优惠政策，用假发票偷税漏税等，此外，假币伪钞的问题也已经相当严重）。

假冒伪劣在服务领域也同样存在。

在全国，无证经营的“江湖医生”的广告到处可见。

在北京，一些人经常在居民楼里散发各种“小广告”，冒用国营煤气天然气公司的名义，贩卖质次价高的服务。

即使是由正规厂家或机构提供的服务，也存在乱收费和质量差等问题。

客观地说，近年来，名牌产品和优质服务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但是，由于假冒伪劣的波及面很广，也由于真假难辨，良莠难分，很多人只好对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

2・对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人不信任，并进一步扩展到对所有外人不信任对商品和服务的不信任导致了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如生产厂家和销售服务人员的不信任。

一些不法分子和不法厂商的坑蒙拐骗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破坏了很多行业的信誉，使不少坚持规范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和个人也被殃及。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状况使不少人产生“人心不古”的感慨，认为现在社会上的很多人都是唯利是图，从而对陌生人抱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态度。

有一段顺口溜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态：“五十年代人帮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人防人，八十年代各人顾各人，九十年代人宰人”。

3・对熟人甚至对亲朋好友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与熟人之间和亲友之间越来越多地卷入经济交换有关。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信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把亲朋好友当作值得信赖的力量。

对于熟人，人们也相信“兔子不吃窝边草”，认为熟人之间不会发生坑蒙拐骗的行为。

然而，在今天，人们突然发现熟人甚至亲朋好友也并不那么可靠。

“杀熟”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合伙办公司的好朋友反目为仇的故事也时有所闻。

对熟人和亲友之间朴素的信任感破坏得最为严重的可能是传销活动。

传销本来是一种很好的销售方式，但是当它被引入中国之后，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畸形发展，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

传销网络往往是依靠熟人和亲友关系建立起来的，病态的传销使很多人上当受骗，而直接的骗子，即传销者的上线，往往是熟人或亲友。

4・对管理者及执法者的不信任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的泛滥，是与一些管理者和执法者的贪赃枉法相辅相成的。

在不少地方，“打假”成了“假打”，一些贪污腐败分子与制假贩假者相互勾结，对社会巧取豪夺。

一些官员玩忽职守，以权谋私，任人唯亲。

社会上曾经流传一段名为“十种人”的顺口溜，描写了不同领域中的腐败分子：“第一种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第二种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这段顺口溜虽然不无夸张的成分，但是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一些管理者和执法者的不信任情绪。

5・对法规制度的不信任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立法工作进展很大，各种地方性、行业性的法规也在逐步建立，各类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制度也日益健全。

但是，由于法规制度本身还不完善，也由于法规的执行过程存在问题，如有法不依，权大于法等，使得不少时候，法规制度还难以落实，在一些地方，法制只是一纸空文。

法规已经很多，但是法治还离我们很远。

一些人总认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法律的权威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相应地，不少人对法规制度也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

6・对基本价值观的不信任这是最深层的不信任。

当人们觉得人心不古的时候，对人性也就会产生怀疑。

一些过去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价值观念也会动摇。

例如，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将诚实、善良、互助、同情、守法等当作个人必备的基本道德，但是，近年来，这些道德观念成为一些文学作品调侃的对象，它们的正当性受到挑战。

有些学者指出，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渴望堕落”的心态；有些人提出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口号；有些人试图发展一套背离原有的价值观念的生活方式。

在一个良性运行的社会里，也难免出现不信任的情况，但是，其不信任往往针对明确的对象，局限于具体的特定的范围，不会扩大化。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在当前的中国，不信任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由浅层的不信任发展到深层的不信任，由局部的、个别的不信任扩大为普遍的不信任，由理性的、依赖证据的不信任转变成情绪性的、不自觉的、无条件的不信任。

正是这种不信任的深化和扩大化，使我们认为中国社会面临信任危机。

那么，不信任为什么会深化？为什么会扩大化？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信任是如何产生和维持的。

二・信任的产生和维持信任问题自古就受到思想家们的重视。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信任象空气一样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存在, 在社会科学中一直以沉默的面目出现，没有成为学者们注意的焦点。

在1950年代, 心理学家开始对人际信任进行实验研究。

近十几年来, 信任已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一个热门课题。

近几年，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人的信任行为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信任，一是人际信任，二是社会信任。

人际信任以个人因素和私人关系为基础，是根据对他人的可信程度的理性考察和与他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而产生的信任。

它的影响因素包括对对方的人品和能力的了解、双方的熟悉程度、双方个人背景的相似性、双方关系的好坏等。

社会信任是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的产物, 是建立在法理(法规制度)或伦理(社会文化规范)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

对社会信任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些人将它看作法规制度的产物, 认为人们之所以守信用, 是因为受到法规制度的制约, 不敢作出背信弃义的行为, 之所以信任他人, 是因为相信这些社会机制的有效性。

另外一些人认为社会信任是文化价值观的产物, 人们之所以守信用或信任他人, 是因为文化中含有倡导诚信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并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内化。

这两种理解事实上对应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信任，前者是法制性的社会信任，后者是道德性的社会信任。

在传统社会中，信任行为的主要形态是人际信任和道德性的社会信任。

很显然，人际信任只能存在于熟人之间，因此它的范围比较小，往往局限于一个小圈子。

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基本上生活在熟人圈子中，单靠人际信任和朴素的道德规范就可以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行。

传统社会中的商品和服务往往由手工作坊提供，对它们的信任也以人际信任为基础，人们看重的是生产经营者的信誉，注重的往往是带有个人特色的“老字号”和“老师傅”。

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由法制产生信任的机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人们可以基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 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等的保证而给予他人信任。

在现代社会中，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的社会化程度很高，个人化色彩很淡，对它们的信任也不可能以人际信任为基础，而必须依赖于标准化的管理和严格的监督。

在今天，人们同样注重生产经营者的信誉，企业也力图创造名牌，但是，建立信誉的方式与传统社会不同，靠的主要是制度因素，如比行业标准更高更严的管理和监督。

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对人的信任，还是对物的信任，都必须借助法制手段。

当然，人际信任并没有从现代社会中消失，私人之间的信任，尤其是亲密关系中的信任，还是以相互的了解和情感的关联为基础，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法制因素已经渗透到现代的人际信任之中，例如，对于婚姻家庭关系，传统社会主要靠习俗来制约，现代社会则有一系列的法律来规范，一些现代夫妻，不仅有山盟海誓，还有婚姻合同。

三・信任危机的根源上面的讨论表明，建立和维持信任的机制主要有三种：一是个人因素与私人关系，二是法规制度，三是道德规范。

在现代社会中，这三种机制各有用武之地，在不少场合还需要它们的相互配合。

这三种机制是否健全有效，决定了社会中信任水平的高低。

考察一下中国社会中这些信任建立机制的情况，就不难找出当前信任危机的主要根源。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信任模式。

1・中国传统信任模式的特点和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信任主要是通过私人关系来建立, 以人际信任为核心，道德性的社会信任也往往建立在人际信任的基础上，法制性的社会信任则很少。

中国传统的人际信任很有特色，它靠双方关系中的义务关联来保证人际信任，靠个人尽力履行义务，并将义务扩大化来发展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