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简史

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简史
五四爱国运动引发了中国国内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

1915年，中国政府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这份国耻，引发了全国各地反日及抵制日货的行动。

但作为京师重地的北京，因警政严苛，虽也有抵制日货的暗流涌动，却只是星火闪烁。

直至四年之后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点点星火才形成了燎原之势。

在1919年5月5日北大法科召开的各校学生全体联合大会上，朝阳学院率先提议抵制日货；5月7日，北京高师学生会评议部召开会议，建议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货联合委员会，宣传抵制日货，即“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货、不卖日本货”；5月9日，清华大学学生在体育馆举行“国耻纪念会”，并在大操场上焚烧了校内的日货；5月13日，北大学生将该校学生消费社储存的日货集中于文科大操场进行焚毁，并印刷数千字的宣言书，当众宣讲。

其后，北京的各大私立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都纷纷响应这一运动。

此时的中国城乡，日货充斥，日货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象征。

中国人民在缺乏其他有效抗争手段的情况下，抵制日货便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成为最广泛的斗争方式。

继北京之后，抵制日货运动很快在全国的许多城市和乡村蔓延，全国各界万众一心，采取了行动：日货店无人问津，商贩收起了原本畅销的日制日用品，小工车夫不肯为日本人做工，连花界女子也投入了抵制日货的运动。

焚烧日货只能宣泄一时，若要长久有效地抵制，则需要获得商家的真诚支持。

运动开始，学生们就派代表与商界接洽，商界的态
度也是积极支持，提出如下主张：请各行速开会议，宣示各商号，一律停运日货，私运者议罚；不用日本银行钞票；不读日本报纸，不登日报广告。

同时公决两种抵制日货的办法：一是调查，凡日货的名称、牌号、样式，调查清楚后便不再贩卖；二是陈列，即将日货聚集于一处陈列，使人一望而知，不再购买。

商会的决议得到了绝大多数商民的配合与支持，虽然东洋货价连日跌落，商人们却不为利诱，抵制如故。

而对于那些固守私利、阳奉阴违、不愿抵制日货的商家，大学生们在劝诫无果的情况下，还上演了“跪哭团”这样充满悲情的一幕，希望借跪劝的方式唤醒这些商人麻木的心灵。

提倡国货与抵制日货是相伴而生的。

早在5月7日，北京高师提议抵制日货时，就同时决定动员中学生制作一些家常日用品以代替日货，送往商店销售。

5月24日，北京学界、商界联合在北大开国货维持会，分文书、调查、贩卖三组，并拟设国货陈列所，以便向国人宣传推介国货。

清华大学则组织救国实业团，贩卖销售国货。

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也有国货维持会组织，在抵制日货的同时，提倡国货，并通过演讲来阐明提倡国货、振兴民族工业的迫切性及其对民族复兴的意义。

当时的反动警署，是严控街头有关抵日、抗日言论的，但对于提倡国货的演讲，他们没有惩戒的依据，只能听之任之。

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中，更为积极的还是国货商。

他们不失时机地利用高涨的爱国热情大力宣传自己的产品，在商标、
广告设计上煞费苦心地突出“国货”概念，大打国货牌，获利丰厚。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扶持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走出贫弱的境地。

抵制洋货，是近代中国人民表达爱国热情的常用方式，其中尤以抵制日货最为频繁、激烈。

自1908年因日本商船武装走私军火而引发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以后，抵制日货便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反抗日本侵略的常态。

“大家抵制日本，中国或可望不亡也。

”这句抵制日货运动中的口号，是中国人民在那个积贫积弱、备受侵凌的境地中无奈的抵抗。

它所关注的，不是抵制的实际效果，而是在国难当头时国民的一种志气、一种抵抗的姿态和决心，是保住国家和民族的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