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史学的历史观的认识

对传统史学的历史观的认识

任大卫

历史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门长青的学问。历史学之所以长青，固然以其深厚扎实的学科底蕴为基础，但不断创新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给学科注入的持续活力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史学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历史学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探讨历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新成果不断涌现。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解释、关于历史规律的揭示、关于主体地位和作用的阐述、关于史学研究方法的整合等，是史学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和根本依据。离开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过程论的解说，史学理论将无从谈起。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史学意识产生了. 步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史学意识产生了. 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的态度,史书的表述, 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的态度,史书的表述,史书的内容与形式,史学的性质与作用, 书的内容与形式,史学的性质与作用,史家自身修养的认识, 自身修养的认识,史家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 方面都进行了探索,使之不断丰富与发展起来《周礼》称“史掌官书以赞治”，这里的“官书”虽非专指史籍，但必然包括历史文献、历史记载在内，正如柳诒徵所说的：“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从“赞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史学，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辅助政务的宗旨，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与生俱来的重要特点。而春秋时楚庄王的大夫申叔时论教育太子事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即已包含了十分明确的以史鉴戒和以史教化的思想，并提出了史书有着“耸善抑恶”的作用。以史为鉴戒，就是要根据史书对善人善事的褒扬，对恶人恶事的贬斥而加强道德修养和行为的规范；或者是从历史记载中吸取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制定和修正政治举措。唐太宗所谓“将欲览前代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即为此意。读史、习史吸取鉴戒的观念，成为古代公认的思想准则，在史学和政治上均有深远的影响。

孔子修订的《春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私家修成的史籍。私家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使史家著史以用世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的发扬。《左传》明确地指岀：“《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随着孔子的圣化和《春秋》被奉为经典，惩恶劝善的宗旨成为史学理论中不可置疑的原则。唐代刘知几指岀：“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这里，史家和史学已不仅仅向政界和社会提供鉴戒素材，而是具备了高屋建瓴地指导政治的主动地位。以史教化的观念是以史鉴戒和以史惩劝的延伸，教化的内容大体不出鉴戒和惩劝的范围。但教化宗旨的实施则有着新的特点，一般是由史家与统治者联手，自觉地将教化用意熔铸于史著之中，最终达到辅治的目的。教化的对象也突破了申叔时那样专指太子等一类人物的狭窄范围，而拓展为整个社会。如唐玄宗接受裴光庭编修《续春秋传》的提议，即将“正人伦而美教化”作为宗旨，明宪宗认为史书“劝于为善，惩于为

恶，正道由是而明，风俗以之而厚，所谓以文化成天下者，有不在兹乎！”表明史学的内容可向整个社会施以教化。

以史鉴戒、以史惩劝和以史教化是内容交错、互相联结的思想环节，并将史学与政治、社会系于一起，使史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机制和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古代无论治世、乱世，史学皆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随着史学的发展，鉴戒、惩劝、教化等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必备属性，这样，就不再是史官执掌“官书”以赞治，而是史书本身就应具有辅助政治的永久作用，于是产生了“资治”的范畴来概括史学的宗旨。宋神宗将司马光所修之书命名为“资治通鉴”，赞称“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良谓备焉……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司马光亦自称其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希望君主从中“鉴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这些皆是对史学“资治”蕴义德解析，囊括了全部德鉴戒、惩劝和教化德内容，也包含了唐代杜佑撰著《通典》而“将施有政，用以邦家”的宗旨，即要求史学应提供全套的政治方针、策略、经验教训和行为规范。与“资治”观念同步发展的还有史学“明道”的观念。“明道”的概念起于经学，被引入史学之初，仍有因事务实的特征，如唐柳冕认为史学应“明天道，正人伦，助治乱”，宋曾巩称“盖史学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其重点皆落实于当时的政治上。然而，在宋代理学家的发挥下，“明道”观念便升华为对理念的追求，而欲达到一个思想体系的完美实现。邵雍著《皇极经世书》，其子邵伯温阐释此书立意时说：“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更多次引用董仲舒之语，强调“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 他所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即本《春秋》**而作，意欲达到“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既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这里虽也讲到鉴戒，但却从属于倡明“天道”和“人道”，在“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原则下，史学宗旨最终是要“会归一理之纯粹”，“以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这与“资治”相比，显现出史学宗旨向精神境界发展的特征，但实质上仍体现着积极用世的思想，是经世致用的另一侧面。“经世”的概念虽产生甚早，但作为学术宗旨来阐扬，是与“明道”观念有所联系的。魏了翁称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等书使“帝王经世子规，圣贤亲民之学，粲然中兴”，说明史学“明道”是经世宗旨的体现之一。顾炎武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但顾氏的所谓经世是“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其所著述，不是辅助当时政务，而是有待于后有王者起而用之。因此，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史学的经世宗旨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直接用于现实政务的“资治”观念，第二是“明道”的观念，后一项内容给不为时用的学者提供仍可从事经世之学的广阔天地。这样，中国古代史学宗旨论就发展成为从鉴戒、惩劝、教化至资治、明道，再总括为经世的三级范畴体系，这三个层次互相联结，形成相当严密的思想网络，这是古代史学理论的最核心部分。在史学经世宗旨的思想体系之外，中国古代还产生过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观念，表现了史家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目标，闪烁出自我个性意识的光芒。但后来史家往往将“成一家之言”附从于经世宗旨，或作为撰史的潜在目的，没有发展自成体系的史学宗旨论。因此，史学经世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宗旨的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